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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
”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
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
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
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
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
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
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
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
”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
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
“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
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
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
‘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
”“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
底层就是底层。
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
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
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
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
”[3]
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
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
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
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
》，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
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文章的出笼，“底层写作”便成为当代文坛的思考焦点。
这些文章或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和矛盾，或围绕创作界出现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小说，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审美吁求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并从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强调了“底层写作”的重要性。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像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
》、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重要文章。
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底层写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
像丁帆和蒋述卓都论及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困顿，以及作家所应持有的人文主义立场；
南帆则从作家作为代言者的角度，分析了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还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
张清华更明确地说到：
“‘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
”[4]而丁智才则认为，当前一些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却以“苦难”为窗口，窥视“底层”的欲望，甚至人为地扭曲这些苦难，从而掏空了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作品只保留着作者窥视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
他们写底层女性，“大多从事三陪或变相地做鸡，以此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用过多的文字堆砌感官刺激。
“底层”似乎只有麻木、肮脏、阴暗、猥琐、屈辱而没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
这样的作品名曰“底层写作”，实则是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极度扭曲与漠视，对底层人性的侮辱。
[5]所以，要想使“底层文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丰厚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们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写作误区。
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倡导具有“底层写作”审美倾向的作品，从客观上进一步催化了“底层写作”思潮的发展。
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争鸣。
这些碰撞和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界定“底层写作”的概念。
究竟哪些群体可以视为底层？
“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
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
像王晓华、梁鸿、洪治纲、腾翠钦等人都曾质疑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
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创作主体“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导致了“底层写作”中道德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李运抟的《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刘复生的《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
但也有不少学者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层经验与诗歌想像》、孟繁华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吴思敬的《面向底层：
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通过具体的文本印证自己的判断。
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
李云雷、刘继明、白亮等人就从“左翼文学传统”角度，强调“底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同构；
而贺绍俊等人则从“新国民性”角度，提出这种文学思潮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城乡冲突的审美表达，“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6]对这种生存现状的表达，隐含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诉求。
围绕这些争鸣，这两年里，出现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其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杂志、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
2008年，有关这一创作思潮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
一方面，学者们紧跟创作现实进行实证性的评析，像张清华、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对贾平凹的《高兴》等作品的评述，都是通过实际创作进一步阐释“底层写作”的相关思考；
另一方面，有关“底层写作”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新左翼”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等，其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特别是像何言宏对“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论述；
刘思谦对“底层写作”主体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
江腊生对“底层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工、城市、乡村却大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想象性表述”的批评，以及创作主体因为“居高临下的文学视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难以真正地走进底层生活，因而缺乏审美的哲思和艺术的批判”的论析，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的较深思考。
此外，《探索与争鸣》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组“底层写作：
未完成的讨论”的文章，孟繁华、贺绍俊、张颐武、陈福民等学者各持己见，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潮中所蕴含的各种重要的文学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底层写作”研究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
像李云雷对2007年“底层写作”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王尧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白浩的《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梁鸿的《通往“底层”之路》等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尽管各有侧重，观点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锐之词，但都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进行理性化和系统化思考的精神姿态，也显示了有关“底层写作”的文学讨论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
二“底层写作”研究的特点和价值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出，不仅“底层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作家们倾心表达的热点领域，而且“底层写作”的研究也仍然处于热潮之中，其争鸣之势尚未见有任何消隐的迹象。
倘若认真清理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创作本身的日趋繁复和作家审美追求的多元，尤其是随着研究者们思维的日益开阔以及理论资源的多元运用，“底层写作”研究也在逐步走向丰富和多元，并呈现出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与社会学研究保持着紧密的共振关系。
“底层写作”研究从命题的提出开始，就一直渗透着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思维，甚至带着明确的社会学倾向，体现了一种人文科学的整合之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4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来展开的，其基本思路就是探讨新出现的底层群体生存处境问题，即，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不同群体的分裂，底层生存群体开始不断走向弱势境域，且逐渐丧失话语表达权。
像王晓明、蔡翔、摩罗等文学研究者都是在针对这一社会学问题发言。
王晓明就认为：
“‘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
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
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
”[7]蔡翔也强调，“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
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
”[8]摩罗也谈到，无论社会怎样变化，但“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
”[9]这些文章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似乎并非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但是，从其所论述的现实镜像和主体的精神吁求上看，仍然是对“底层写作”进行一种间接性的关注和倡导。
与此同时，张韧的《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
》……等等文章，则直接以具体作品作为阐释对象，立足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当下底层群体极为复杂的生存状态，以及作家们应该秉持的书写姿态。
像张韧就认为，“底层文学不能简单用市民或市井小说来概括，当今底层是市场经济转型期多种多样产业中的谋生者，也有不少是在经济激烈竞争中的败北者，还有的正在奋力向中层或高层冲击。
底层小说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下岗者、农村进城打工仔的窘困和无奈，更要展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信念和道德理想。
拥有阶层意识的新视角，底层小说才有可能超越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博大、深远的隧道。
”[10]李云雷则直接从“三农”这一社会学概念入手，分析和思考一些底层写作的审美价值，他甚至强调：
“面对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状，不少作家从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了反思，这是向纵深拓展的一种努力，这些探索既提出了一些看待问题的新角度，也有囿于思想惯性的一面。
”[11]王文初认为，“底层小说”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意在维护底层的价值与尊严、呼唤社会的自由与平等。
面对底层写作，他尤其肯定作家的“社会角度观照”，这种观照“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素：
一，背景参照系统主要是社会结构、体制、政策导向、社会心理、社会历史变迁等。
二，以此作参照系，着重描摹底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生存现状和命运沉浮。
三，作者的基本情感立场是悲天悯人，是对底层的不幸鸣不平，是为底层争取应有的生存空间。
四，文本锋芒所指，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或体制缺陷，或政策导向失误，或社会心理痼疾（失态、变态），或社会历史的无情变迁。
这种观照的背后，是作家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
其审美效应是调动读者的情绪启迪读者的思考，呼唤社会的公正、公平、公义。
”[12]这些论述，在阐释具体创作的同时，其实都非常明确地突出了论者的社会学思维。
即使是那些看似单纯的文学思潮研究，其实也渗透了这种社会学的思维特征。
像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和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中对知识分子立场和情怀的分析，徐德明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对城乡意识形态差异的探讨，贺绍俊的《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旷新年的《人民文学：
未完成的历史建构》等文章对“新人民性”问题的讨论，都包含了社会学乃至文化学的特质，折射了研究者多维度、跨学科整合的理性思维。
（二）理论资源的丰富和多元。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文学现象与思潮的研究，都呈现出较为明晰的理论背景和思维向度，像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均是依助于两三种东西方理论资源展开论述和阐释。
不同审美价值的评析，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也都呈现出较为单纯和明晰的理论背景，其价值评判的科学性与否也较为清晰。
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这些争论常常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共识。
而“底层写作”研究却恰恰相反，随着各种理论谱系的不断介入，以及研究者精神视野和艺术思维的开放，正在走向一种多元的状态。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理论谱系的多向度延伸。
譬如，有的借助于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来分析“底层写作”中的诸多问题，如徐德明就认为，“城乡意识形态”是乡下人进城后遭遇的文化障碍，它会影响作家在叙述中的经验传达和文学的想象方式。
在意识形态层面关注乡下人，我们本应该“聚焦乡下人生存的反思”，“聚焦于乡下人与中国/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农业中国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
遗憾的是，“大多数小说没有顾得上对作为背景的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也不大见到对城乡意识形态的体认与批判。
”[13]有的侧重于知识分子的伦理使命与人文精神，像蔡翔、单正平、南帆等人的文章，都是如此。
南帆就认为，“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成为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
知识分子不是沉默者，他们通常善于表达，而且善于利用各种传媒。
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基本位置。
……我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地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
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
这是超越个人和阶级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
”[14]
而程波等人则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考量这一文学思潮，并认为，意识形态因素的自发与自觉和审美的自发和自觉构成了“底层叙事”坐标的纵横两个轴。
为此，他们首先对这种写作在这两个相关因素的坐标区域和位置进行判断，进而对其带来的文学叙事在这个坐标体系中的变化趋势进行勾画和解释。
“‘底层叙事’是‘新左派’的边缘精英在道义上靠近大众之后，在文学想象领域用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向底层大众的又一次靠近，其内在驱动是情感的、道德的，但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
”如果说“意识形态驱动”表明了底层叙事的一种“进攻”姿态，那么“审美抽离”描述的就是底层叙事“以退为进”的姿态。
“审美抽离”“用一种看似并非‘纯文学’的方式，避开了直面现实时的尴尬，在观念的‘红线’贯穿下，现实被发现，被重新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写作与现实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使底层叙事难免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
[15]贺绍俊、孟繁华、陈晓明等人则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出发，分析这一思潮的内在价值。
如贺绍俊就以刘继明为例，认为刘的“底层写作”承接了二三十年代写实主义的启蒙精神，并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出了新的思考，“刘继明所要批判的不是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而是建立在体制内思想框架下的‘新国民性’。
”这种“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
”[16]陈晓明的《“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李龙的《文学的救赎与救赎的文学——底层文学与现代性问题》也都涉及这一理论。
还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底层写作”中的某些现象提出质疑。
譬如白浩就认为，“消费主义流向指向市场运作规则，它要迎合和刺激消费的欲望，使其获得消费的满足感。
这使底层文学书写中出现了内容上的生活奇观化、主题上的欲望化、情节设置上的偶遇化模式。
内容上的奇观化主要体现为对猎奇感的追求，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独特生活经验的挖掘，如荒山野岭、矿山矿难、民工生涯、国企破产、逼良为娼、风月生涯等边远场所边缘人生成为通行的表现场域；
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些场域中发生事情的夸张化，具体表现为对苦难的猎奇和夸张转化为残酷和悲惨比赛，”[17]此外，像何言宏的《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白亮的《“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以及李云雷的相关文章，则从“左翼文学”传统这一现实主义理论，来论析这一思潮的“新左翼”倾向。
毫无疑问，这些多元化理论谱系的介入，不仅使“底层写作”研究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精神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的成果，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敏锐、活跃、扎实与自由的思想气质。
（三）研究思路的超前与客观。
严格地说，“底层写作”主要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密切跟踪，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关怀，尤其是对转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及其精神走向给予了自觉的思考。
从其创作实绩来看，仍然“呈现出含混的庞杂和徘徊局面”，[18]鲜有振奋人心的精品力作。
但是，与创作的实际情况相比，有关“底层写作”研究却一直带有超前性特点。
这种超前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并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创作实际，而是更多地依助于他们的社会观察、理性思考以及文化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写作思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也就是说，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底层写作”中所透射出来的社会学或文化学价值，将它们作为阐释自己思考的有效证据，而不是简单地膺服于文本自身的审美特质，进行单纯的文学评述。
对此，王尧曾认为，“关于‘底层写作’论述的话语张力则大于‘底层写作’本身，这一有趣的现象，透露出‘底层写作’兴起过程中某些斧凿的痕迹。
”[19]应该说，这种研究思路并没有什么不妥，相反，对提升这一写作思潮的精神内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底层写作”日益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热点时，一些颇具影响的作家也开始陆续加入讨论的阵营，像苏童、王祥夫、刘庆邦、陈应松、刘继明、曹征路……等等。
这些实力派作家或通过对话，或亲自撰文，自觉地表达创作主体的个人思考。
面对研究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质疑，他们不仅袒呈己见，而且也开始校正自己的创作。
如王祥夫、陈应松等人就多次强调，必须有效提高“底层小说”的艺术质量。
陈应松甚至说：
“我偏重于艺术表达，我要让别人认为是一个地道的小说，而不是其他。
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别人读还魅力四射。
”[20]这种创作主体的自我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作家对研究者的呼应，也表明了这一研究本身的超前性特征。
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创作思潮背后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审视和分析，这又显示了这一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绝大多数研究者在阐述自身的理论思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底层写作”本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意识”，而是针对具体的创作实践，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批评和质疑。
这些批评和质疑，主要针对作家主体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向度、实际文本的艺术价值等方面。
即使是那些对“底层写作”持以积极的社会学肯定的研究文章，同样也不忘对其中所存在的各种艺术问题进行批评。
而且，研究者对“底层写作”这一研究过程本身，也在不停地进行总结、反思和质疑。
这种全面客观的研究格局，无疑对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底层写作”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谱系特征，加之研究者思维的开放性，这从客观上也难免形成各自为阵的情形。
但是，从整体研究的演进过程来看，“底层写作”研究仍然体现了两种重要的价值倾向。
（一）以介入性姿态，展示了文学研究者对人文精神的自觉彰显。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经历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个人化写作”等现象或思潮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展开，学者们亦未能以明确的介入性姿态，针对社会现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探讨，很多时候都陷入概念性的论争之中，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思考。
而“底层写作”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转型后的社会现实发问，研究者始终对现实社会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姿态，而且，随着各种现代文化理论的不断运用，使研究在整体上具有极为突出的现实干预倾向，或者说对作家的创作实践具有明确的引导性，折射了研究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极力推崇和彰显。
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并非简单地肯定“底层写作”的道德立场和体恤情怀，而是研究者们通过强劲的理性思考，在充满各种批判性的言辞中，为当代中国阶层的急速分化和民间伦理的崩落而担忧，对公平、正义和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强烈吁求，明确地体现了研究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有人就曾说过：
“底层文学的书写尽管泥沙俱下，庞杂不齐，但对底层文学的讨论却是日益深入和精彩，因为这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的意义其实主要是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焦虑、伦理焦虑而展开的，倒并非一定要去如问题小说那样强的功利性参与，但必须给自己的灵魂一个交待：
是否要去战斗？
怎样去战斗？
这是在必要性与方法论上进行的自我确认与寻找，这是重铸知识分子的魂。
因此，围绕底层文学而展开的系列讨论，既是铸剑，也是铸魂。
”[21]虽然“铸剑”、“铸魂”之说不免有些夸张，但这一研究过程，的确显示了当代文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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