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蛰存的现代翻译思想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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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②施蛰存的意义在于他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以超前意识和现代眼光搜寻世界文坛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

施蛰存了解中国的翻译历史,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翻译工作帮助中国人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守旧走向创新｡中国从汉末开始,印度的佛教经典陆续由胡僧输入｡这是中国精神文明西化的第一步｡在明代以前,我们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仅限于西域近邻诸国｡明清两代,整整五百年,我们一直是个闭关型的国家｡这个时期,许多本来远远落后于我国的国家,迅速地超越在我国前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我国的大门和围墙｡面对优势的武力和先进的文化,中国人大梦惊醒,于是,一方面输入外国物质,一方面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回国后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以中文译本介绍､输入外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1890年到1919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林纾是外国文学翻译第一人,他从1899年开始以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三十年间,一个人译出了一百七十多种外国小说｡但林纾不解外文,翻译的作品与原文出入很大,另外,林纾的文言文译本,限制了读者群｡鲁迅､周作人､梁启超､周瘦鹃等众多翻译家的出现,使外国十八､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中国文学从此与世界文学接轨｡《新青年》同人使中国翻译工作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创作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得着一些新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施蛰存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觉得西洋文学中毕竟珍珠多于泥沙｡”所以他把翻译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来进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一､翻译作品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六十多年的翻译经历和一千多万字的翻译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他独特的翻译品格,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典范｡

3､力求译文的完整､准确和注释的充分｡施蛰存认为翻译界“最严重的缺点,莫如对原作的大量删节｡有许多译本所依据的已经是一个删节本｡如日本人译西方小说,常有删节｡英美出版的文学名著,也有各种供青少年阅读的删节本｡中译者用这种版本译述,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一个删节本｡”⑥有些译者遇到原文难解的章节,就跳过去不译,这是对翻译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施蛰存的译文,尽量不失原意,保证译文的准确和完整｡

施蛰存翻译的《域外诗抄》,有英国､美国､古希腊､波兰､西班牙､法国､比利时､丹麦八个国家的诗歌｡诗是最不容易翻译的,从译本中再译就更难,施蛰存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是从原文译的,译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等国的诗,则多从英译本中转译,这就带来了翻译的难度,但施蛰存尽量使译诗能传达原意｡他不主张为了照顾到原诗的音节和押韵法而失去诗意;

也不赞同为了保存原诗的诗意结构或语法结构而一行一行地直译｡他以为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

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面三项都属于语言文字,在译文中不容易表现出来,所以只能要求既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又不失诗的韵律,让原诗的精神和面目不走样,让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

施蛰存发现《十日谈》以前的译本往往删削了其中的被称为秽亵的话,或者在译文中仍留着意大利原文,使不懂得意大利文的读者感觉到许多不满意｡为了使中国的读者读到更完整的《十日谈》,不懂意大利文的施蛰存,找到英文本的《十日谈》全译本进行翻译,对“译文中所有较为情炎的话,我是很忠实地转译过来,虽然没有恐防,要有违碍而加以改削,但也决不敢有所增饰｡这是我的小心处｡”⑦为了使译本更接近原文,施蛰存还努力学习意大利文｡

施蛰存曾深深地被保加利亚作家伊凡·

伐佐夫的小说《轭下》所感动,他认为这部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的小说是保加利亚最伟大最不朽的作品,因为作品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发扬高度的民族自觉,团结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故事,同时,伊凡·

伐佐夫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施蛰存决定翻译这部作品,但施蛰存不懂保加利亚文,所以他除了拥有保加利亚原文的单行本,还找到作品的英译本｡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施蛰存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服饰等专有名词,不易了解和准确达意,英译本的注释很少,但施蛰存绝不跳过这难译的地方,而是又找来俄译本《伐佐夫选集》,将俄译本《轭下》的注释翻译过来,补充到译文里｡施蛰存还嫌不够,施蛰存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只要有一点疑问,就一定要弄清楚｡由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施蛰存把几条疑问写给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祁密珈女士,请她逐一解释清楚｡后来祁密珈女士来上海,施蛰存抓紧机会与她会晤,又多改正了几条注释,多解决了些疑问,但是还有些疑问是这位年轻的学生解决不了的｡一个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来北京,祁密珈女士把施蛰存翻译《轭下》的情况告诉了访问团的两位团长:

诗人季米特尔·

伯列扬诺夫和小说家乔治·

卡拉斯拉沃夫,他们非常高兴有人在翻译这部杰作,于是专程来上海与施蛰存见面,乔治·

卡拉斯拉沃夫对于《轭下》非常熟,有的章节还能背诵出来,他给了施蛰存最可靠的解释和注释,乔治·

卡拉斯拉沃夫还告诉施蛰存,施蛰存现在手里的英译本是伐佐夫最满意的英译本,这样,施蛰存翻译的《轭下》可算是最完美的中译本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施蛰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尽善尽美的宗旨｡

施蛰存翻译美国作家库尔特·

辛格的《间谍和卖国贼》,解放前就翻译了七八章,搁了三十年才全部译完,施蛰存说:

“这本书过了三十年才译全出版,也有一点好处｡原著中有许多没有下落的人和事,在这三十年间,都发现了新的材料,因而有了眉目｡”⑧这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例子｡

二､注重内容的现代品格

1､追求翻译作品的现代精神

施蛰存非常看重美国文学的“现代”色彩,他说:

“首先,我们看到,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在过去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是无意中让这部悠久的历史所牵累住,以致故步自封,尽在过去的传统上兜圈子,而不容易一脚踏进‘现代’的阶段｡美国则不然,被英国传统所纠缠的美国是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美国,是在供给着到二十世纪还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来的例子了｡这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

”⑨施蛰存选择美国刚刚流行的作家,他说:

“海明威､福克纳当时刚刚起来,在美国是新兴的刚刚出名的作家｡”10

2､关注翻译作品的现实意义

施蛰存翻译了德国戏剧家海尔曼·

苏特曼的独幕剧《戴亚王》,因为“苏特曼在一个古代戈特人的英勇国王戴亚的悲剧的史实中,表现了死的意义,当然,这就是表现了生的意义｡”如同美国的梅佑教授在《苏特曼论》里说的:

“只有当我们敢于从容不迫地面对死神,我们才能觉得生命之丰富,才能拥有一切生存之可能性｡”11施蛰存希望读者通过对翻译作品的阅读,对人生有所启迪｡

3､崇尚作品自强不息的精神

施蛰存的翻译作品在内容上,注意的是外国弱小民族的文学｡施蛰存认为,这些作品中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民主主义思想,能迅速地启发广大人民的意志,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深入人心｡

施蛰存翻译保加利亚作家伊凡·

伐佐夫的小说《轭下》,就是欣赏其顽强的斗争精神｡施蛰存后来在给保加利亚的学者巴佐娃的信里说:

“《轭下》的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爱情是人的文学的永久主题,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永久主题｡《轭下》非但深深地感动了你们的人民,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读者｡……这样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我怎么能放过不译呢”13

施蛰存翻译美国诗人桑德堡的诗,是因为他的诗不但描写出大众生活的诸种形象,而且还泄露着一种革命的情绪｡桑德堡咏芝加哥是“世界的宰猪场”,是“邪恶”的､“不正”的､“野蛮”的都市｡施蛰存说:

“他首创了描绘现代化大都市的诗,辛辣地讽刺甚至咒诅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无情,同时又歌颂机器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这些题材,从来没有出现于以前诗人的作品中｡他是最伟大的典型的美国诗人,他记录了20世纪最初三十年的美国现实,他的诗影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人,从马耶可夫斯基起,歌咏机器,歌咏劳动人民,歌咏集体主义的许多苏联诗人,可以说都是从他的诗作中得到过启发｡”14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是施蛰存的人文意识和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责任感,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追求形式的现代色彩

施蛰存翻译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宽泛,各种文体､各种流派兼收并蓄｡但他最关注的还是现代主义的作品｡

小说翻译体现着施蛰存的爱好和倾向,带有超现实和超自然的特点,他偏离当时文坛日益政治化的文学主流而将眼光投向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显尼志勒的小说,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举动,他大胆地把弗洛伊德､蔼理斯､萨德的性欲理论,以及与这些性欲理论相关联的小说实验引进中国｡

施蛰存最欣赏的､翻译也最多的小说作家是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又译施尼茨勒）,施蛰存翻译了他的《蓓尔达·

迦兰夫人》､《毗亚特丽思》和《爱尔赛小姐》,因为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小说,所以把它们合起来,冠以《妇心三部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之后译了《中尉哥斯脱尔》､《薄命的戴丽莎》,由中华书局印行｡另有《维也纳牧歌》､《喀桑诺伐之回家》､《狂想曲》三部,译成后未印出,毁于抗战初期｡显尼志勒是一个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认为显尼志勒“这方面的成功,我们可以说他可以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媲美｡或者有人会说他是有意地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的,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之被实证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特辟一个新的蹊径,以致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了劳伦斯和乔也斯这样的分析心理的大家,却是应该归功于他的｡”15

施蛰存在“译者序”､作品“题记”里对显尼志勒的生平､性格禀性､作品思想艺术特点和风格特征做了全面的介绍,可以说为显尼志勒写了一个评传,使读者对这个心理分析小说家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了解｡

19世纪的最后30年,法国象征主义诗派风靡一时,施蛰存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向来以法国为中心,近代文学上的许多新倾向､新流派,大多起源于法国｡法国是一个民主生活自由思想传统悠久的国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是一个资本主义文化发达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文学艺术已经开始背叛一切基于旧事物､旧哲学的传统观念,产生了达达主义､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战后又风行过萨特的存在主义｡”17施蛰存在1928年开始从原文读法国诗,他特别喜欢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诗｡施蛰存还翻译英美意象派诗人的诗,如劳伦斯｡劳伦斯是英国现代派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初被英国当局禁止出版,只能在法国印行｡他的诗也属于意象派｡美国的庞德､罗蕙尔､弗莱丘､杜立德尔､爱肯都是意象派诗人｡施蛰存对这些现代派诗人的翻译,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人受益匪浅｡

施蛰存也多翻译以心理描写为主的戏剧作品,如捷克的耶·

荷尔赫列支基的戏剧《见证》,在刻划人物矛盾的复杂心理方面颇具匠心｡对女主人公的性格､心理作了精彩的描述｡苏特曼的剧作,也注重从心理方面去观察,往往构成精彩深刻的情节｡

施蛰存在《外国独幕剧选》也编译了大量现代主义的剧作,阿保里奈尔的《戴莱西亚的乳房》,高克多的《艾斐尔铁塔上的》,查拉的《煤气心》,阿拉贡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的镜子衣橱》｡他们都是超现实派诗人,这些剧本也都是超现实派戏剧的代表作｡“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就是阿保里奈尔首先提出的,他以为戏剧不应当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能把喜剧和悲剧分开｡观众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生活现实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舞台上仍然表演他们的生活现实,他们不会感到任何乐趣,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思考和希望｡对于维克多·

雨果以来的传统戏剧模式,他讥之为庸俗的理想主义,他把这种戏剧的创作方法,称之为照相式的自然主义｡他主张戏剧必须返璞归真,必须回返自然,而不是照相式的摹仿自然｡他曾作过一个绝妙的比喻:

人为了模仿走路,创造了车轮｡车轮有脚的作用,但与脚绝不一样｡戏剧之所以不能照样搬演生活现实,正如车轮与脚的关系一样｡这里,他已形象地解释了“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超于现实之上,现实既在其中,而不是否定现实｡超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存在主义的哲学,感召了一群新起的青年剧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首先出现了以尤涅斯库为首的荒诞派戏剧｡施蛰存编译了尤涅斯库创作的第一个荒诞派剧本《秃头歌女》,尤涅斯库自己名之为“反戏剧”,意思是反对一切戏剧传统的戏剧｡

施蛰存不是一个专职的翻译家,但他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他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而且为中国翻译界创造了经典,使其成为了中国翻译界的典范｡

注释:

①⑥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翻译文学集·

序言》,《北山散文集》

（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0页､第1161页｡

②郑振铎:

《翻译与创作》,《文学旬刊》第78期,1923年7月2日｡

③⑤施蛰存:

《译序》,《北山散文集》

（二）,第1162页｡

④施蛰存:

《译者致语》,《北山散文集》

（二）,第1168页｡

⑦施蛰存:

《题记》,《北山散文集》

（二）,第1161页｡

⑧施蛰存:

《译者附言》,《北山散文集》

（二）,第1305页｡

⑨施蛰存:

《美国文学专号·

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

10施蛰存:

《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施蛰存:

《译后记》,《北山散文集》

（二）,第1206页｡

12施蛰存:

《译者引言》,《北山散文集》

（二）,第1229页｡

13施蛰存:

《致巴佐娃》,《北山散文集》

（二）,第1815页｡

14施蛰存:

《译后记》,《北山散文集》

（二）,第1314页｡

15施蛰存:

《译者序》,《北山散文集》

（二）,第1204页｡

16施蛰存:

《题记》,《北山散文集》

（二）,第1212页｡

17施蛰存:

《引言》（下）,《北山散文集》

（二）,第1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