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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了她无家可归的痛苦心情，同时表达她要求摆脱现实的苦闷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诗句鞭挞了南宋统治集团里那些见了敌人就只知逃跑的人物。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因思愁而消魂，因消魂而人瘦。
帘外，冷风残菊；
帘内，倩人憔悴。
诗人在两者之间着一“比”字，不仅使情景交织在一起，还突出了词眼“瘦”字。
瘦，既是人物形体特征的描绘，又是内心世界的透视，这样，一个身体清瘦、满面愁容的女诗人的形象就活脱脱地浮现了出来。
当时，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志趣相投的丈夫也病死在任上，南渡避难的过程中夫妻半生收藏的金石文物又丢失殆尽。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下了《声声慢》这首词，通过描写残秋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即这情形，怎能用一个愁字写得尽呢!
这是对前文的概括，概括了“乍暖还寒、晚来风急、旧时雁过、满地黄花、梧桐秋雨”等情景，这些情景，浸满了凄苦的哀愁，然而的哀愁又何止这些呢？
的愁太多太多了。
身世之痛，家国之痛，孤独之病等等，仅用一个“愁”字又如何包括得尽，概括得了。
《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与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
眉州眉山人。
北宋中、晚期著名文学家。
开北宋豪放词风。
一生才气纵横，诗、词、文、书法都有很高造诣。
“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
“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
“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书法四大家”。
作品有《苏东坡集》、词有《东坡乐府》。
苏轼坎坷的一生：
宋代第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佑元年（1086），苏轼在黄州生活的这七年，对苏轼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在黄州城东开垦了十亩荒地，田旁筑一茅屋，辛勤躬耕，自得其乐。
黄州的生活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他观察问题变得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影响，他一方面仰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希望尊主忧国，渴望建功立业；
一方面又酷爱陶潜，追慕老庄，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能够保持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
又跟和尚亲密往来，精通禅学。
苏轼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构成了他世界观中既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又交织着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态度。
苏轼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
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
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
“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
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象芝麻大的黄色、黑色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就问小孩说：
“这是什么虫？
”小孩说：
“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有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便问旁人：
“这是什么鸟？
”旁人答道：
“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当然苏轼被贬主要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遇到种种挫折、打击和磨难；
每个人的一生也必然面临许多的诱惑与选择，你将怎样地活着呢？
每个人的一生，也都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考验，你将如何处理呢？
从苏轼和他的作品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这不仅写出了长江的非凡气象，而且将自古以来这里出现过的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故事都概括进来了，表达了词人对古代英雄的向往。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贬谪黄州，面对寂静的夜晚，面对安谧的环境，诗人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产生一种脱离尘世的遐想：
随波流逝，去遨游江海，拥抱大自然。
诗人渴望解脱，渴望自由的心境在诗句中袒露出来。
读《赤壁赋》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
清风、明月、饮酒、赋诗、高歌，再加上洞箫相和，使得全文充满了诗情画意，仿佛进入美妙的神话境界。
在这样的境界中根本感受不到苏轼因被贬而生的苦闷不平之情。
苏轼为什么能在这一时期写出这样“轻松”的散文，这主要源于其在宦海沉浮中磨练出的对人生得失的一种旷达态度。
苏轼的旷达不仅表现在其在《赤壁赋》中展现的诗情画意，更主要的是对人生得失的超然态度。
在《赤壁赋》中，苏轼借客之口提到，人生短暂，长江无穷，英雄伟业，终赴东流，凡夫俗子不过天地之间一蜉蝣、沧海中一粟粒，功业建立不得，飞仙亦不能成，岂不可悲！
这些愁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吗？
苏轼虽借客之口说出，难道不是其一度产生的吗？
苏轼宦海沉浮当比常人体会的更为深刻。
但苏轼不是常人，他能从愁绪中超脱出来。
苏轼说，水虽流去，终还是水，月有盈虚，终还是月。
自不变而看，万物同人一样都是无穷无尽的。
这不是苏轼对人生长短的超然领悟吗？
当我们凡夫俗子正为此长吁短叹时，苏子已处之泰然。
凡夫俗子对待得失，无一时不患，无一地不患。
说刘宗元是凡夫俗子，是因为他在政治失意后牢骚满腹不平满腔，其在乎得失同凡人一般无二。
说苏轼是圣人，是因为苏子对待得失是这样的：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别人得了，我不羡慕，我没得到，我不遗憾，“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大自然赐给我无情的宝藏，我还不满足吗？
对人生得失如此达观，才使得苏轼在《赤壁赋》中给我们带来了纯美的享受，在文中我们看不到不平之气，充斥眼帘的只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对比柳苏之后，我们会清晰地感到二人在性情方面的巨大差异，苏轼博大的胸怀，令三百年前的前辈为之汗颜。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散文叫《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主要讲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
认为这段炼狱般的经历让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因此，在文末余秋雨写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
我们知道苏轼一生都是为官的，很显然他是想有所作为的。
他还有个号是什么？
东坡居士！
居士是在家信佛的人。
就是在这里取的。
这看起来很矛盾，人是矛盾的统一体，其实这恰恰正是一个人思想的真实体现。
自己梦醒后开窗寻找，夜色茫茫，不仅仅不见孤鹤和道士，连自己的前途、理想、追求和抱负也同样不可求啊！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写得十分明确而详尽：
“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
一般的人，在忧患与人生短促和虚空时，他会怎么做？
喝酒，及时行乐。
像曹操《短歌行》中说的：
“何以解忧？
（众生齐念）唯有杜康！
”这是古人解救自我的好方法。
李白在感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以后，不是接着说：
“浮生如梦，为欢几何？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庄也说过：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
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
但苏轼不用此法。
他认为举杯消愁只有愁更愁。
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
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客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
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
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瞬之间；
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又何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呢！
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
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
辛弃疾在词人中，算是个英雄。
1161年，金国大举南犯，21岁的辛弃疾率群众2000多人在家乡起义，加入以耿京为首的农民抗金义军，担任掌书记职务。
在起义军的几个月里，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定，干了两件轰动一时的事。
一件是，一个叫义端的和尚叛变投敌，辛弃疾亲往追捕，亲手斩了这个叛徒；
另一件是，亲率50骑兵，直逼驻有5万大军的金营，活捉了杀害耿京、瓦解起义军的叛徒、内奸张安国。
渡过淮水，到达建康（南京）。
辛弃疾到了南方，耿京的起义军已经失败，他便留在南京。
从此以后，他继续坚持主战，用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的词和文章，宣传北伐抗金，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主张。
但是，以赵构为首的赵家王朝偏安江南，在临安过着游宴玩乐歌舞升平的生活，对金屈辱求和。
他们对起义军也一直害怕。
辛弃疾渡江之后，首先被解除了武装，后来才被派往江阴作签判，帮助地方官处理政务。
辛弃疾被迫退隐江西上饶，空怀一腔忠贞热情，却报国无门。
辛弃疾许多词就反映了这种悲愤。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怀古词，是突出的一首。
宋宁宗喜泰三年（1203），辛弃疾64岁退居江西乡！
司已有十多年，被执掌大权的韩伉胄所起用。
当时蒙古已崛起，金则日益衰败，并起了内乱。
韩要立一场伐金大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起用了辛弃疾作为号召北伐的旗帜。
第二年（1204）任他作镇江知府，镇江那时正处于抗战前线。
辛初到镇江，积极为北伐做准备，可他的意见不能被韩胄一伙采纳，并给他一个降官的处分，后来又把他调离镇江。
辛弃疾施展雄才大略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落空了。
这就是辛弃疾写这首词的背景。
哲学家尼采说，如果我们不再与自己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心中就没有奉若神明之物了，我们的生存也就毫无目的了。
鲁迅先生说过：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先生所指的民族魂是什么呢？
就是“重大义，轻生死”的生死观，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
《青玉案》（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古代词人写上元灯节的词，不计其数，辛弃疾的这一首，却没有人认为可有可无，因此也可以称作是豪杰了。
然而究其实际，上阕除了渲染一片热闹的盛况外，并无什么独特之处。
把火树写成与固定的灯彩，把“星雨”写成流动的烟火。
若说好，就好在想象：
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银花。
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中而落，好似陨星雨。
然后写车马、鼓乐、灯月交辉的人间仙境——“玉壶”，写那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暇接。
其间的“宝”也，“雕”也“凤”也，“玉”也，种种丽字，只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来写境，
大概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字眼，聊为助意而已。
上阕，专门写人。
先从头上写起：
这些游女们，一个个雾鬓云鬟，戴满了元宵特有的闹蛾儿、雪柳，这些盛装的游女们，行走过程中不停地说笑，在她们走后，只有衣香还在暗中飘散。
这些丽者，都非意中关切之人，在百千群中只寻找一个——却总是踪影难觅，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忽然，眼睛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边，分明看见了，是她！
是她！
没有错，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还未归去，似有所待！
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词人竟有如此本领，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永志弗灭！
—读到末幅煞拍，才恍然大悟：
那上阕的灯、月、烟火、笙笛、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那下阕的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群女，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而且，倘若无此人，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与趣味呢！
是啊，当祖国贫穷的时候，她的人民就挨饿受冻；
当祖国弱小的时候，她的人民就备受凌辱；
当祖国强大富裕的时候，她的人民就昂首挺胸！
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身躯之时，上海公园的门口就竖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
当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祖国的大门，无数人民群众就惨遭杀戮；
而当新中国的旗帜高高升起的时候，中华儿女就站起来了；
当祖国女排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时候，海外侨胞也就扬眉吐气。
因为，祖国与人民，正如母亲和子女，是命运与命运连在一起，耻辱与耻辱连在一起，痛苦与痛苦连在一起，幸福与幸福连在一起！
站在时代的今天，我们回望：
一个民族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民族经济、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需要一种更为博大深沉的民族精神。
这是支撑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归园田居》与《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出身於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
由於受传统的儒道思想熏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著“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
当他带著“大济苍生”的愿望踏入仕途，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
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看不惯官场种种的黑暗现象，於是他只好一次次地辞官而去。
但是，他仍然希望寻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於是又再三地出仕，可惜，在那混乱的时代、黑暗的社会当中，他始终没能找到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陷入应该选择“仕”还是“隐”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终於，他因为不愿奉承位轻权重、跋扈非常的督邮，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了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
“心为形役”，这里的“心为形役”中的“心”和“役”，显然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应该深入理解为“心”是“志趣人格”，“形”是“出仕为官”的这种行为。
为衣食所迫而出来做官,既如此，那就没有什么惆怅悲伤的了。
表明其心情很轻松。
过去的事情无法追悔，未来的日子是可以自我掌握的。
违心的官场日子即将结束，未来的顺心的生活即将开始，那就按照自我的意志遂心遂意地生活下去。
过去是“迷途”，昨日是“非”，那么今天的抉择就是“是”，是正确的。
迷途未远，悔悟与庆幸之情溢于言表！
所以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是自责（“田园将芜”），自悔（“已往不谏，来者可追”），自觉、自醒（“迷途未远，今是昨非”）。
古代出仕是文人志士必然的价值取向，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他们只能在无条件服从与维护自身尊严、保持独立人格的矛盾中苦苦挣扎。
除了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都曾流露过归隐的心绪，只不除渊明比较明显，且付诸实际行动罢了。
在前面介绍陶渊创作题材时曾提到过，陶晚年作过大量诗，“猛志”一词出现多次，这表明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流贯穿于他的一生，其平淡自然的诗风始终未能掩盖此股热流的跃动，看似恬淡的归隐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是象征着苦难的加剧，即“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归去来兮”“忆矣乎”“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这些句子表明诗人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诗人回归田园，崇尚自然，这里“自然”指人的质朴真实、率性而行的本性。
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的本性的扭曲，追求“本我”“真我”，不一味趋同，以求保存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从字里行间我们不也体味到济世不得的痛苦与回归田园的无奈了吗？
因此，本文陶渊明的思想感情，既有回归田园的欢悦，又有理想受挫的失落和忧伤，应有完整的认识。
背负了太多岁月的阴影，真的让他好累。
沉溺于过去，也必将让他丧失了现在和未来，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酣眠的午夜，他一个人，随着孤零零的帆影，踏上了回乡的小船。
月光还是黯淡的，四周还是静谧的。
他的衣袖随风飘摇，但此时，他却拥有几分坦然，几分欢喜。
全新的生活随着初升的太阳，就要开始了，他与朋友、家人一同早出晚归享受着田园之乐，他与他们一起品尝着粗茶淡饭，享受着那一分简单无忧的友情以及难得的亲情。
（这段小文为我们点染了陶渊明的远离官场的轻松、归途之乐和田园之致，在叙述中不乏精美、自然的语言点缀。
）
小船在水面轻轻摇荡、漂浮着，微风飘飘柔柔地吹拂我的衣衫，轻轻暧暧地爱抚我的面颊，踏着山雀的歌韵，我醉饮船前船后的山泉。
青山回响着船桨的激水，将我所有的乡愁揉碎。
眼前是一帧浓浓淡淡的黑白照片，两岸静卧的野草是它的背景。
我倾听鸟的对唱，虫的独吟。
阳光斜洒，洒满我回家的路。
远远的，能看见那个宁静而温馨的茅屋，笼罩在淡烟里，飘渺虚无……（这是一篇情景交融最好体现的作品。
那种无忧的恬淡如闲适的中国画，一缕一缕向我们走来，小船、微风、歌韵、阳光组合成了一幅似静又动的画面。
陶渊明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才知道，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五柳先生竟是这样的洒脱、无羁。
陶渊明是属于时代的，他永远是古代文人心灵中的一片净土。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陶渊明大约是很寂寞的，把他引为知己者应该已经很少。
人们要关心收入、职称、住房，关心孩子的学习、就业、婚姻，关心上司的意图甚至神情，关心自己的仕途升迁……心被各种现实问题塞满的现代人，哪里有闲工夫如陶老夫子一样去观松赏菊，饮酒赋诗呢？
特别是在某些以所谓弘道济世、气干青云自诩的人的心中，这“中国第一大隐”官场失意便避世无为的态度更让他们不屑，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来，那不啻有霄壤之别。
我们怎样在喧嚣的尘世让心中积郁的块垒消散，怎样在繁杂的市声中让浮躁的心灵宁静，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中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或许能让甘泉涌过荒漠，在胸中流出一片绿洲。
且让我们想象一下陶夫子归家时的情景。
宽袍大袖，迎着轻爽的河风，立于船头的陶公，在这样的晨光熹微中，奔向温馨的家居。
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幸福、轻松、安详、超脱，这时的他实实在在像一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呢！
陶渊明是寂寞的，这寂寞就在一个真字，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
要做到这一个真字，还真需要一番勇气和智慧。
在矢志不移和随波逐流之间，在现实利益和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哪一端？
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问题。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是短暂的，人生需要旷达。
现代人，守住内心的寂寞，别让心灵蒙尘，因为寂寞是一种美丽，寂寞使人诗意地安居！
羁鸟——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借安详静谧的田园村居生活，烘托有翅不能伸的“羁鸟”，借“困守笼中”的“羁鸟”隐喻“误落尘网”的的心绪。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对于鸟儿来说，蓝天是它的向往，山林是它的家园，飞翔是它的生命，可是《归园田居》中的这只毫不经意地出现的“鸟”，早已远离了家园，失去了自由。
它久在樊笼，有翅难飞，行为人役，心为俗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天只能靠自己的强欢颜笑、摇尾乞怜来讨得主人的欢心。
失去了山林，失去了蓝天，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由，只能哀哀无告地生活在主人为它量身定做的美丽而牢实的金丝笼里。
可以想见，一旦它能冲破牢笼，回归自然，那该是何等撼人心魄的兴奋和喜悦啊！
其实，这只求飞不得的“羁鸟”就是“误入官场”的陶渊明难堪处境的写照。
可怜的诗人不也正像那只哀哀无告、苦苦挣扎的“羁鸟”吗？
正如山林是羁鸟的渴盼一样，田园也是诗人的归宿，那里有鸡鸣狗吠的祥和幽静，有桃李榆柳的花果飘香，有村落炊烟的温馨可人，有躬耕自食的坦然踏实，更有纤尘不染的心性高洁，拥有自然和自然的美好，拥有自由和自由的生活。
归鸟——《饮酒》（其五）是陶渊明众多“归鸟”诗篇中最能体现诗人回归自然，回归性情，保持真我思想的诗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游目骋怀，参透自然，却故意把自然“真意”说得如此飘缈朦胧，其实稍加玩味，便不难发现真意是什么。
秋菊自开自谢，保持一份洁白淡泊；
南山自古及今，保持一份肃穆庄严；
太阳朝升暮落，保持一份秩序宁静。
自然万物，各随其分，各安其道，消长生息，穷通演化，莫不自自然然，实实在在。
飞鸟投林的描写更是充分强化了这一天地观念。
像天地万物一样，飞鸟早出晚归，远近觅食，有困顿劳碌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安顿休息的轻松和愉悦，有呼朋引伴的热闹，也有失群掉队的孤单，该去则去，该回则回，一切随顺自然，和山林、夕阳、南山、秋菊、东篱构成了一幅天然纯美、自然静谧的图画。
在这幅图画中，在投林归鸟身上，我们看到了的影子。
游历南山，参阅天地，猛然间，豁然开朗：
自己不也正如一只疲倦归飞的鸟儿吗？
山气弥漫，日落西山，该回家了，家在哪儿呢？
不在宦海官场，不在利达富贵，不在荣辱沉浮，家在山水田园，家在南山秋菊，家在山林夕阳，那份出于自然、回归自然、纤尘不染的至真性情才是诗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啊！
抱朴返真，回归自然，这才是诗歌“归鸟”意象真正要暗示我们的内涵。
可以说，这只小小的归鸟，这只与同伴同飞、与山林同眠、与夕阳同行、与自然同道的小鸟，还与诗人同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人鸟同道赋予了陶诗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文人士大夫的爱菊，远祖是屈原，有诗为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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