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红色记忆的审美新阶段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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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延安颂》《八路军》《新四军》《雄关漫道》立意谱写一个革命阶段或一支革命队伍的全景性“史诗”，《太行山上》《陈赓大将》《上将许世友》等着力讴歌军事将帅的智慧、功勋与品格，《张思德》《诺尔曼?
白求恩》展现经典性英雄人物的人生轨迹与精神境界，等等。
它们承接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国大典》《大决战》《皖南事变》等电影或小说的创作思路，但更注重应对多元文化语境，更注重充分揭示历史全局的丰富、复杂与沉重及我党我军的选择和代价，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构红色革命的崇高、重建共和国的开国逻辑，从而显示出审美与精神品格的新特征。
其次，“军事奇才”型传奇英雄的个体生命史“机密”写真型作品形成高潮。
这种创作倾向在90年代的《我是太阳》等作品已初见端倪，新世纪则呈现出“批量生产”的态势。
《亮剑》《历史的天空》《父亲进城》《暗算》《英雄无语》《楚河汉界》，等等，不管小说本身的质量优劣，均因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市场效应。
它们往往以渲染与品味英雄前辈的辉煌人生、传奇往事为叙事中心，着重显示一种审美和精神的阳刚之气，具有红色家谱重温的性质。
一些老作家按照传统思路创作的、讴歌革命人生的作品，如《远去的驿站》《梨花似雪》等，也可归入这一范畴。
第三，“红色经典”改编热。
当代文学史上众多故事精彩、情节生动、社会影响广泛的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名著，从小说《红岩》《苦菜花》到电影《沙家浜》《平原游击队》，从长篇小说《三家巷》到短篇小说《小兵张嘎》，从刻画人物成长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到讲述军事传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从描述惨烈战争的《烈火金刚》到地下斗争题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甚至文革时期的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和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被重新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而且被加入许多流行文化的元素进行了重新阐释。
因为这种以世俗化、市场化、时尚化为精神背景的流行文化内涵的芜杂性，围绕电视剧《林海雪原》和《红色娘子军》、小说版《沙家浜》，还引起了对“红色经典”改编的艺术和道德原则的激烈争论，乃至构成了各方面普遍关注的“事件”。
第四，具有精英文化思想独立气象和“野史”性质的作品获得文坛高度重视。
这类作品往往依托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和审美资源，从体制意识形态外的精神文化背景出发，来展开对20世纪中国革命和战争历史的人类学品质的探究与剖析，显示出精神审视与文化诘问的思想品格，畅销效应略有逊色但审美品质更为纯净，因而文坛好评如潮、高度推崇。
《花腔》《人面桃花》《圣天门口》《青木川》即为其中的代表。
第五，“泛红色记忆”叙事作品精彩纷呈。
它们注目于历史大事件、大进程中的小细节、小故事、小插曲、小人物的演变轨迹，着力探究现代战争与革命对于民间生存空间的辐射和震荡、对于普通民众人生命运与精神气质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战乱年代百姓故事和风俗民情展示的特点。
《笨花》《零炮楼》《狼烟北平》等作品均属此类。
这种创作思路甚至远从老舍的《四世同堂》就能找到源头。
它们往往不被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但创作的精神动因与内涵根基，其实还是包孕丰厚的现代中国在革命与战争中多方位、多层面的沧桑巨变，因此仍然应算作一种边缘性的红色记忆叙事。
在大大拓宽自己审美疆域外延的同时，红色记忆叙事更为深刻的审美发展与嬗变，则是文本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内涵。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代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世纪的红色记忆叙事表现出文本话语范式和审美品质兼容、糅合的趋势。
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宏大叙事的史诗性作品，浓墨重彩地展开了对普通战士人生命运的虚构性刻画，因而增强了传奇色彩；
另一方面，《历史的天空》《亮剑》一类的“铁血英雄”、“血性男儿”传奇性作品，则深入地进行了革命军队中战争能力与政治原则矛盾关系的描述和革命战争“军事教科书”内涵的展示，从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史诗性。
一方面，《亮剑》《零炮楼》等作品竟采用不无戏谑、调侃意味的叙述笔调，来表现一个严肃甚至相当深邃的主题，甚至连似乎只能拘谨、肃穆地讴歌的主旋律作品《恰同学少年》，也大胆地融入了青春偶像剧的诸多元素；
另一方面，在典型的通俗小说情节模式中，《暗算》之类的作品本应强化神秘，文革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原本立意恐怖，同名电视剧却以剖析敌对阵营的严酷斗争对于置身其中者心灵、情感、品格的折磨与考验，来作为文本内涵的重心，使人物形象显示出相当的人性深度和人格高度。
《圣天门口》《人面桃花》《狼烟北平》《青木川》等作品，也都将历史风云与民间风情、惊险情节铺叙和文化内涵透视等融为一体，从而表现出诗性综合的审美品质。
其次，在正大、规范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不少作品刻意地强化一种本土化、民间化的草根文化意识。
《狼烟北平》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文三儿作为主人公，着力在乱世的传奇文化和故都风情氛围中展示其人生命运与人格品质，从而显出浓烈的“世道”、“江湖”的气息。
《零炮楼》表现的其实是一个全民抗战的题材，却并不注重展开民族整体空间，而是站在乡民本位的立场，采用民间说书的笔调，来思考和阐述民族国家与乡村草民之间生死攸关的命运联系，草根文化的气息由此显得格外浓烈。
《亮剑》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的姜必达形象格外鲜活丰满、光彩照人的重要原因，是作者强化了中国农民文化的品性、智慧乃至思想逻辑在战乱环境反而能“适者生存”的历史命运，及其同中国革命的理念境界相矛盾、碰撞并逐步获得规范与升华的历史趋势。
甚至连《张思德》这样的正统主旋律影片，也刻意强化主人公作为普通士兵、“平头百姓”的质朴、憨厚、纯良的精神气质。
所有这种种对草根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价值内涵的认同、宽容与发掘，充分表现出创作主体对中国革命文化内在复杂性认识的丰富与深化，其实是以强烈的人本和民本意识，顺应并充实了以往红色记忆叙事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江山”意识。
再次，在集体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许多作品还着力渲染一种草莽英雄式的以个人的智慧、灵性乃至生命强力创造的个体成功状态。
主人公的生命强力、男人血性和强悍、骁勇、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这种强力、血性和不拘一格所带来的战争业绩和婚姻、人际交往的世俗成功，都被热切关注。
他们的强悍在对手、在女人面前所显示的精神魅力、心理乃至身体的征服力，也都被浓墨重彩地描绘。
《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均在一个接一个展开得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中，大肆渲染主人公性格的惊世骇俗、行为的“歪打正着”和“豪杰好汉”、“英雄美女”之间的高位对接。
作品于是鲜明地显示出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的慷慨气象和阳刚气息。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总是有力地呈现出主人公个人成功百川归海般汇成了民族和革命业绩的态势，作品也因此在革命文化规范与个体生命活力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和审美张力。
第四，某些作品显示出一种在古今中外各种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状态融为一体的基础上，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进行考察和剖析的辽阔精神视野。
《圣天门口》描述天门口各色人等在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中复杂性与必然性相交织的生活情状时，着力塑造了雪家的基督教文化人格形象，并作为叙述节奏似地逐章引用民族史诗《黑暗传》，真正意图是以之为思想和精神的映衬，将现代革命进程的暴力崇尚置于一种开阔的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之上来进行剖析，从而在人类生态学的意义上有力地展开对革命文化的拷问与反思，有效地显示出现代中国个体和民族生存的多种可能性。
《人面桃花》的整体构思，就是将革命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的乌托邦文化来进行审视与感悟。
而且，这些作品往往超越“新历史小说”单纯西方文化背景的局限，显示出中西、古今融合的气象；
也摒除了“新历史小说”由纯粹寓意所显示的强烈却单薄的批判意识，着力于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探究与阐释，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丰厚的历史文化意味，扩展和深化了文本的审美内涵，思想境界的辽阔气象也由此显现出来。
对于红色记忆内涵本身的关注侧重面，也出现了审美的现实功利目的逐渐淡薄、文化消费功能得到增强的变化。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作品自然以讴歌为主，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显示出批判、反省的思想品格。
新世纪以来的红色记忆叙事文学中，对新型国家政权的精神秩序进行确立与纠偏的诉求逐渐淡化，对革命和战争本身的政治文化评判与争辩也退居次要地位，以还原战争本性和本相为目的的内涵阐述与解读的思维路向，则得到了重视和加强。
各种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常规性价值立场，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战争和革命作为人类生态的具体情状及其意蕴，在创作主体对民族历史内在奥秘和“天机”的感悟中，被广泛地发掘和揭示出来。
许多原本处于审美边缘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战争的残酷性、血腥性、毁灭性和诡异性、荒谬性乃至某种程度的游戏性等等，都被毫不避讳地还原甚至强化。
而且还出现了将“红色记忆”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崇高品质予以消费化、休闲化、趣味化的倾向。
红色记忆作为我们民族重大的精神财富，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红色记忆叙事则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题材和主题。
新世纪以来的红色记忆审美，总体上表现出在多元文化的面貌充分展开之后，运用各种精神、文化和审美资源，对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发掘、剖析和审美整合的趋势。
具体从文本来说，就是对于“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创作方向的认同与追求。
这使红色记忆叙事作品表现出多方面的审美适应能力，具备了获得广泛共鸣的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它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与核心魅力之所在，也标志着红色记忆审美已经全面走向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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