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西方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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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疑问的是与欧洲的差距开始明朗化。
美国的生育率不断上升，欧洲的生育率不断下降。
美国的移民人数超过欧洲。
美国移民人口的繁殖后代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迅速。
美国人口很快将变得更年轻，而欧洲人口正在不断老化。
除非情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些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加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大西洋两岸的差距。
到2040年，或许更早，美国将在人口数量方面赶上欧洲，并将开始显得与欧洲截然不同（令人担忧的是，在许多方面显得截然不同）。
1950年，西欧人口超过美国整整一倍：
3.04亿对1.52亿（本文使用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欧洲”定义，包括所有冷战时期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组成欧盟的15国是一个略微小一点的样本，这15国1950年的人口为2.96亿）。
大西洋两岸都看到其人口在生育高峰期间急速增长，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放慢了增长速度。
即使现在，欧洲的人口数量仍明显超过美国。
然而，20世纪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
美国的生育率——一个妇女在有生之年可能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数量——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
1960～1985年，美国生育率的下降快于欧洲，降至略低于欧洲的1.8，远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ReplacementLevel）（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生育率）。
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已经反弹，恢复到了略低于2.1的标准。
没有人完全知道原因何在。
生育率恢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移民中间的生育率高于平均水平。
可是，这不是全部原因：
土生土长的白人和黑人中间的生育率也上升了。
即使不可证实、但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较高的生育率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外加所谓的“社会信心”——美国是一个能够养育更多孩子的好国家——的产物。
美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少数像挪威这样的北欧国家也遵循类似的轨迹。
可是，生育率的上升是十分不寻常的。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最近都经历了其生育率的下降，而且，大体上国家越是富裕，生育率的下降就越是大。
联合国人口部的哈尼娅&
#183;
兹洛特尼克（HaniaZlotnik）说：
“美国在人口方面是世界上主要的例外者。
”
与此同时，欧洲的生育率继续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生育率已经略低于1.9，目前已不到1.4，预计至少在今后10年内将继续下降。
在某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生育率已降至1.1至1.3。
公正地说，这些数字或许夸大了大西洋两岸长期的人口差别。
别忘了，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略低于欧洲。
当时发生的情况看来不是美国人所生育的孩子普遍减少了，而是一代妇女推迟了生儿育女。
这压低了1970～1985年美国的出生率，转移了半代人的出生浪潮，使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率高得异乎寻常。
同样的人口转移目前正在欧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生育率最低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发生。
在这些地区，许多妇女同样只是推迟怀孕。
随后，在大约2010年后，一旦她们有了孩子，欧洲的生育率将回升。
可是，就美国的生育率来说，惊人的不是它的上升和下降，而是它上升了这么多——离更替水平只差一点点。
此外，就欧洲的生育率来说，惊人的是它下降了这么多，降到了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这也是有人认为欧洲生育率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强劲恢复的一个原因。
联合国承认，在未来几年内，美国与欧洲之间生育率的差异将继续存在。
美国的高生育率有望保持相对稳定。
欧洲的生育率应能恢复一点，但不会使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差距缩小。
这种差异的结果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已经很明显，接着将变得更明显。
绝对数字
2000年，美国的人口应为2.75亿。
至少这是1990年人口普查的居中推算所预测的。
200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美国人口的实际数量为2.81亿，甚至高于从1990年起的一系列高端推算。
这种事态的一部分是由人口变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计算方法的改进。
可是，这不是全部原因。
新的人口普查证明，移民人数高于所预期的，而土生土长美国人的出生率也上升了。
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较高的生育率将产生更大影响。
到2040年，利用新的人口普查的一系列中等推算，美国人口将超过欧洲。
这种预测已经证明太低。
根据一系列高端推算，美国人口赶上欧洲的交汇点出现在2030年之前。
诚然，这种推算所依据的是有关生育率的高端假设——2025～2050年高于2.5。
可是，如果这种推算证明是正确的，到2050年，欧洲人口将达到3.6亿并且不断减少，美国人口将超过5.5亿并且不断增加。
5亿人：
换句话说，美国的人口规模将是目前的两倍。
欧洲的人口规模将小于美国。
显然，对未来50年人口增长的直线推算必须有所保留。
但这些数字仍是令人吃惊的。
欧盟的委员们喜欢自吹自擂地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因此，他们在贸易谈判中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
一些人也认为，由于人口相等，欧元有一天将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国际储备货币。
可是，让我们暂时假设，美国人与目前一样，人均仍比欧洲人富裕大约1/3。
一系列高端预测意味着，2050年的美国经济仍将超出欧洲的经济规模一倍以上——而且，与这种优势相似的某种东西仍将继续存在，即使你假设，到那时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已加入欧盟。
全球经济力量的天平将出现根本的倾斜。
由于拥有4亿至5.5亿富裕的消费者，美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来说无疑比如今更重要。
而且，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美国企业的经营惯例——不管他们如何摆脱目前的不景气状态——可能变得更具有支配地位。
移民仍将蜂拥而至
美国人口增长的一部分是由较高的生育率推动的。
其余部分来自移民。
在过去10内，美国接纳了1100多万移民。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移民人数分别为600万和700万。
新移民的实际数字或许更高，因为这种数字也许没有计入非法进入美国的大约800万至900万人。
一些人可能回家了，另一些人可能被驱逐了，但那些留了下来的人对美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作出了直接或者间接（也就是通过其子女）的贡献。
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生育率略高于1.8，黑人的生育率为2.1，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的生育率接近3.0——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因此，从总人口的角度来看，较高的移民人数具有双倍价值。
这是美国总人口将继续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或许不像最高的估计所认为的那么多。
许多新移民来自墨西哥。
如果墨西哥自己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模式不发生变化，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的生育率也势必下降，但它仍将是很高的。
当然，欧洲也经历过移民兴旺的时期。
事实上，1985～1995年，进入欧洲的移民略多于进入美国的移民（但由于欧洲的人口更多，美国的移民率更高）。
可是，最近欧洲的移民人数下降了，这也许反映出进入欧洲的障碍增加。
但是，总的说来，自1950年以来，欧洲接纳的移民远远少于美国。
大多数人口学家预测，在未来几十年内，欧洲的移民将大大少于美国。
移民人数的差异不仅增加了美国与欧洲相比的人口，它也使美国看上去越来越不同于欧洲。
白人在美国成年人中占据优势，在欧洲人口中也是如此。
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儿童占儿童人口的大多数。
即使现在，在移民人数最高的美国一些地区，诸如洛杉矶和休斯顿，拉丁美洲裔人也占所有14岁以下儿童的一半。
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随着大量拉丁美洲裔人进入生育高峰年龄，美国人口中拉丁美洲裔人的比例将激增。
这种事态可能对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影响。
经济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前局长肯尼思&
普鲁伊特（KennethPrewitt）认为，“在努力找到工人以支持不断增长的经济方面，善待移民的国家将具有优势。
”移民前往有朋友和家人迎接他们并且帮助它们找到工作的地方。
他们在哪儿能发现更好客的欢迎——欧洲还是美国。
年轻世界与老年世界
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
这种社会的最简单体现是中位数年龄（根据定义，人口的一半高于中位数年龄，而另一半低于中位数年龄）。
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
弗雷（Bill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
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
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
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
在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具有重大政策含义的人口模式。
儿童在人口中的比例随着人口年龄的上升而下降。
可是，在美国，儿童比例的下降比别处更缓慢。
1985年，美国和欧洲的14岁以下儿童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或多或少是相似的：
大约20%。
到2020年，欧洲儿童的比例将骤然降至13.7%。
在美国，儿童比例仍将维持在18.6%——不仅高于欧洲，而且也高于中国和日本。
从财政的观点来看，更多的儿童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他们的教育是公共财政的负担。
因为美国的儿童相对说来多于欧洲，它的“赡养比率”（dependencyratio）——或者每个工作年龄人口所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的数量——不是很低。
目前美国的这个比率略高于欧洲——51%对47%。
而且，在大约2035年之前，在美国和欧洲两地的“赡养比率”上升的同时，美国的比率将始终略高于欧洲的水平。
可是，请注意一种差别：
欧洲“赡养开支”（dependencycosts）的更高比例来自老年人。
到2050年，欧洲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的60%，而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仅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的40%。
在美国，总的负担的大部分将来自教育儿童的开支。
你能看到这种差异在2035年后的重要性。
在美国，随着大批儿童变成大批成年人，赡养比率将开始下降。
可是，在欧洲，这种变化不会发生，而赡养比率将继续上升。
这正是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意义所在。
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的退休，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财政问题。
根据某些估计，到2050年，政府债务在美国可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几乎100%，在作为整体的欧盟可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0%，在德国和法国则超过250%。
所以，虽然这种负担在大西洋两岸都是不断加重的，但在欧洲更沉重得多。
这种负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是大西洋两岸关系中另一个长期困难的根源。
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对把公共资金用于何处各有各的打算。
美国把更多的钱用于防务，欧洲则把更多的钱用于社会计划。
结果是人们熟悉的军事不平衡。
美国的国防开支比整个欧盟高出大约一倍（2000年为2950亿美元，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欧盟为1530亿美元），因此维持了其占优势的军事力量。
欧洲人断断续续地许诺为缩小军事差距花更多的钱，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花更多的钱，北约同盟将面临危险，但人口趋势将削弱他们的决心。
如果欧洲人不愿在目前——在65岁以上老年人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30%的时候花费为充当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伙伴所需的钱，到2050年，他们将更不可能花更多的钱，因为到那时老年人的比例将翻一番。
总之，人口的长期逻辑看来有可能确保美国的权力，并且扩大大西洋两岸现有的差距。
这一切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
年轻、生气勃勃，多种族的美国与年迈、死气沉沉、内向的欧洲之间的对比几乎令人想起美国立国的时候。
可是，由于人口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长期重要性，也由于人口对美国外交政策重心的完全可能的重要性，人口正在使这种想象变得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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