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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共同理解及其在客体与实践中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泽利泽分析了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
泽利泽认为，受经济学正统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因此，把文化边缘化为一种因果关系上不相关的变量，或者仅仅是决定人们偏好的变量之一，这也导致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长期有意虚无了任何文化背景而不愿多做关注。
泽利泽指出，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三种理论研究路向，或者说存在着三种角度和观点。
第一种是扩展路向（Extension）。
“扩展”指的是经济模型的扩展，这种理论研究路向主要是将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模型套用到非传统的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去，将理性选择分析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经验领域，如用于分析日常家庭行为等。
坚持“扩展路向”的分析者一般将文化视为外生于经济活动的偏好而不加分析。
…
第二种是背景路向（Context）。
这种理论路向主要研究对经济行动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社会组织特征。
泽利泽指出，背景路向的研究者从波兰尼那里获得灵感，并跟随格兰诺维特的引导，在谈论经济现象在社会过程中的嵌入性时，经常提到组织结构和个人网络。
其分析领域一般包括公司与各种形式的市场。
“嵌入”观点表明，经济行动者不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大影响。
在“背景路向”的研究理路中，文化被当成个人选择的另一种“限制”而整合进经济过程之中。
第三种是替代路向（Alternative）。
这种路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针锋相对的解释策略，是一种有别于前两个研究路向的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泽利泽看来，坚持前两种研究路向的经济社会学家都没有触及文化的复杂性问题。
只有在“替代路向”的研究视域中，把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才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任务。
“通过把文化当作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替代路向的模型把背景转化成了内容。
”通过解剖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文化含义，文化从远离核心的边缘地带一跃而上升到了分析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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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如上图1所示，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成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独立运转，互不干涉；
在图2中，方框内的白色背景代表“社会系统”，三个圆形分别带代表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如图所示，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的假定；
在图3中，方框内的背景代表“社会系统”，圆形代表嵌入在社会中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黑点代表弥漫在各个领域的文化，图3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中的“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
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王国，文化与经济分析的适当整合，应该把文化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
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
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张，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
“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
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
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进行修正。
二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
泽利泽坚守着“替代路向”的研究视域，将文化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
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泽利泽从文化因素着手考察了1870-1930年间美国儿童价值的转变，梳理了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并指出，在事关儿童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独特的市场，每一种儿童市场的形成过程，都受到了转变中的儿童价值的影响。
泽利泽首先从人们对待儿童事故性死亡的态度的转变揭示了儿童生命的神圣化过程。
资料显示，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和欧洲，人们对待孩子死亡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冷静和克制，没有过度的悲痛和遗憾，也没有悼念的仪式。
而到了19世纪，人们对待孩子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儿童悼念仪式代替了草草埋葬，孩子的死亡在所有死亡中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被宽恕的事情。
在20世纪最初的几个十年，公众对于事故性致死的儿童相对于同样方式致死的成人而言，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更为强烈和有组织。
在1920年代中期，这种集体感受正式化为一种公共悼念的公众行为，保护儿童生命的运动也在全国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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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童悼念仪式的革新与保护儿童生命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形成了两种解释：
一种是“理性投资”理论，另一种泽利泽称之为“更爱”理论。
理性投资理论认为，是人口统计学规制了情感，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以前对儿童死亡的冷漠或者顺应是对高死亡率的符合逻辑的顺应，换句话说，是孩子的高死亡率导致了父母的低情感涉入。
然而，数据表明，在美国，婴幼儿的死亡率是在19世纪后期下降的，这发生在儿童悼念仪式产生之后，而不是之前；
在欧洲，对孩子价值的情感化浪潮也要比死亡率的下降早一个世纪——据此，基于人口统计学的“理性投资”理论就失去了解释力。
在《现代家庭的建构》（TheMakingoftheModernFamily）一书中，爱德华·
肖特指出了理性投资理论的这一缺陷，并指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母亲对孩子的关注和爱导致了孩子死亡率的降低，而传统的对孩子较为冷淡的抚养模式增加了无辜的孩子死亡的几率。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18世纪以前的父母对孩子并不冷漠，因此，这种“更爱”理论的假设仍然是有待质疑的。
根据以上两种解释，泽利泽指出，无论是理性投资理论还是更爱理论，其个体主义和心理学的焦点都是误导性的。
在此基础上，泽利泽从社会学维度进行研究并抛出了自己的论断：
在美国，是独立的文化因素重新界定了孩子的价值。
泽利泽指出，美国儿童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在20世纪前后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18世纪的美国乡村，孩子的市场价值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孩子的出生被视为未来劳动力的到来以及父母养老的保险而欢庆，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工具性或者财务性意义可见一斑。
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的状况是：
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
而与此同时，城市劳工阶级家庭的孩子的经济价值却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1860年代之后的迅速工业化给穷孩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到了1930年代，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升华了儿童的圣洁和情感价值，从而使得儿童劳动成为禁忌，从儿童身上获取利润，无异于对神圣的亵渎。
这即是说，20世纪以后，是文化将孩子定义为情感上无价的资产，无论他们的社会阶级如何。
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死亡不仅是家庭的不幸，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群体失败的标志，个体和群体对待孩子死亡的态度一改过去冷漠或者顺应的低情感涉入状态，孩子的生命具有独一无二的神圣价值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集体情感，在这样的观念中，孩子的死亡成为不可理解的人间惨剧。
简单地说，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是指，孩子的工具性或者财务性意义日益让位于孩子的情感性或者表现性意义。
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里，孩子获取了一个超商业主义的独特领域——从此，孩子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彻底分离为两个领域，只有那些唯利是图的冷血父母才会不顾两者的边界，出卖孩子的劳动力以补贴家用。
而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阶级的孩子，都应该生活在一个非生产性的世界里，上学、游戏、接受家庭的照顾和供养。
当然，泽利泽也指出，这一切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到来，观念的每一步变革，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泽利泽还进一步通过对儿童工作分化过程的分析论述，揭示了将神圣的孩子排除在工作的世界之外是多么困难而且有争议的一个过程。
在揭示了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之后，泽利泽还考察了关乎儿童价值的三种主要制度：
儿童保险、儿童事故性死亡的赔偿和儿童的收养与买卖，这三者都深受儿童价值（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转型的影响，三种制度都因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重新被界定。
第一，儿童保险的市场化过程。
在儿童救助者看来，儿童保险只不过是儿童劳工的商业延伸，“对他们而言，接受儿童保险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童工：
一种情况是从其死亡中挣钱，一种情况是从其劳作中挣钱”，对儿童神圣生命的金钱计量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玷污，而且，儿童保险有可能危险地提升了儿童的价格，从而使之超出于他们的情感价值。
可见，对于儿童保险业务接受与否，是一场关乎儿童价格和价值之间关系的转变所带来的道德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儿童保险拥护者强调，儿童无价的情感价值胜过他们的金钱价值，儿童保险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体面的葬礼，因此，其所出售的是对垂死的孩子的象征性关怀。
这种立场使儿童保险反对者意识到，儿童保险不过是保卫儿童的一种手段，为人父母者也最终推动了儿童保险的购买行为。
总之，仅仅基于经济的原因，儿童保险的成功是不能被理解的，儿童保险市场化过程中各方的斗争体现了对儿童的文化再定义。
正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关于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为儿童保险业务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劳工阶级父母接受了中产阶级有关儿童哀悼的仪式，对儿童的情感化倾向、对儿童生命神圣性的尊敬使儿童保险作为一种“现代哀悼设备”被接纳，它“买到了”孩子可以被体面的埋葬，它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象征性表达。
第二，因事故死亡的儿童赔偿金的确定过程。
19世纪以前，美国的法律在儿童意外死亡赔偿金的确定上，更多的考虑的是经济价值，考虑的是孩子能够获得收益的能力。
因此，每一个因事故死亡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市场的估价——这个价值就是，孩子在成年之前可能提供的劳务与其成长过程中可能消耗的费用之差。
可见，在儿童价值的评估中，道德与情感的考量是被排除在外的。
然而，随着儿童工具性价值向表现性价值的转型，这种市场估价的方法也受到了挑战：
对于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非生产性的“神圣”儿童的事故性死亡，需要采用一种新的标准来确定赔偿金额。
泽利泽用大量的案例揭示了美国儿童死亡案件的审判是如何在世俗与法律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与组合的。
综上，在儿童事故性死亡赔偿金的确定问题上，19世纪以前是价格决定价值，现在是根据价值确定孩子的价格，展开来讲，即，以前孩子的价值是由孩子经济上的有用性、由孩子的劳动力价格决定的，而现在，经济上无用的孩子的价格是由其情感价值来决定的，正是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引发了赔偿制度的这种变迁。
正如泽利泽在书中写道：
“在19世纪，一个孩子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其劳动能力，而20世纪，一个孩子的价格则取决于微笑、酒窝和鬈发。
”
第三，关于儿童的收养与买卖——儿童市场的变迁。
19世纪以前，收养儿童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能够提供一份劳动力。
但是，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儿童的劳动力价值逐渐消失，儿童的情感价值日益凸显，收养儿童的动力也逐渐由对劳动力的寻求转向情感的慰藉。
在此，泽利泽提到了一个与儿童价值文化转型相关联的有意思的变化：
从被领养的孩子的性别和年龄偏好来看，以前对经济上有用的孩子的需求导致强壮、年长的男孩成为首选；
而后来对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需求则导致婴儿、尤其是漂亮女婴倍受青睐。
泽利泽认为，正是女性角色的表现性使其在情感性领养中占了上风。
与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相适应，儿童劳动力市场逐渐消失，而为儿童情感价值定价的市场逐渐发展起来。
商业化的小孩市场被称为“黑市”，黑市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对于儿童掮客来说，价格和利润是考虑的重点，这种经济化的对待儿童的方式是对儿童生命神圣性的严重玷污。
因此，在美国“大部分州，在领养安置孩子的过程中接受报酬是犯罪行为。
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泽利泽通过文化视角的植入，分析了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儿童保险政策、赔偿金确定、儿童的收养与买卖产生的影响。
伴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来的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在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博弈中，形成了种种非常规的独特市场，换句话说，围绕儿童形成的独特市场，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泽利泽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重视与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定。
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情感之域是不可计量的，然而，在有关孩子的独特市场中，我们却看到，美元的价值在与诸如喜爱与痛苦之类的人类情感价值之间进行了量的换算，情感的货币化、商业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无疑将市场推进到了假定是不可能的情感之域。
泽利泽的研究再次印证了经济社会学的假定：
市场必然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即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本身。
三“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含义。
在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追问中，传统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的二元分割中发展出了一套“敌对世界”观。
针对“分离领域观”和“敌对世界观”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的混乱，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这种观点是泽利泽进行“替代路向”分析的延续。
；
当市场机制日益向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渗透扩张的时候，无边无界的市场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团结是否会构成潜在威胁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在《亲密交易》一文中，泽利泽从法庭对两起案件做出不同裁决结果的讨论中引出了二元论视域中“敌对世界”的观点。
在泽利泽引述的两起案件中，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都维持了一种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男方都给了女方钱财。
然而法庭认为，在第一个案件中，金钱转让是一种礼物馈赠，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则是对性服务的补偿。
泽利泽认为，因为长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是隐含的假定，即金钱与亲密关系属于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层面，因此在亲密情感与金钱转让相结合的情况下，法律往往陷入难以裁决的境地。
法庭借用二分法对这类关系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边界。
泽利泽指出，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习惯使用这样的假定：
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彼此对立的和不可比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附（ascription）与成就、情感与理性、团结（solidarity）与自利等。
如果这两个领域发生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
如果工具理性侵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
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性交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敌对世界”的观点：
各个层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适当分离，彼此之间必须维持适当的边界。
而在反对上述“敌对世界”观点的阵营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他们试图找到一种单一原则来对社会生活进行统一的解释，认为亲密关系世界只是某些一般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
最典型的三种情况是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
简而言之，“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看护、友谊、性和亲子关系只不过是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理性化的特例。
文化还原论者则认为，这些现象不过是独特信仰的外在表现。
政治还原论者则强调相同现象的政治、暴力与剥夺基础。
泽利泽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经济过程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在敌对世界观和各种还原论之间来回摇摆。
敌对世界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一个体现的是个人理性，一个体现的是隐秘的情感。
经济社会学在成长为一种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学科领域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在市场层面与非经济层面之间所作出的划分。
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层面只是半自治的，并开始考虑支撑经济层面的社会结构基础，并由此进入了各种还原论的解释之中。
如在消费研究和家庭经济研究中，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的解释盛行，而在所谓主流经济社会学中，经济还原主义则相当普遍。
据此，泽利泽认为，上述两种分析理路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些被人为区分开来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舞台包括学校、军队、教堂、公司法人中都存在。
泽利泽集中分析了由看护、友谊、性、亲子关系所引出的论题，并对亲密交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主张。
泽利泽指出，超越敌对世界观的分裂和还原论困境的出路在于：
视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在亲密程度与种类上有所不同的关系。
随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进一步概括明晰了这两种观点：
人类社会是由两个独特的领域构成的：
一个以理性效率为导向，另一个以情感与团结为导向，两个领域各自独立存在，并或多或少和谐地独自运行——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分离领域”观（SeparateSpheres）。
如果上述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发生密切的交叉或接触，就会相互侵蚀、玷污；
如果理性计算渗透到情感领域，就会腐蚀和消解团结，而如果情感渗透到理性领域，就会损害和降低效率——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敌对世界”观（HostileWorlds）。
在关于经济过程如何运行的讨论与研究中，泽利泽对上述看待经济过程的两种常见观点进行了深入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即，“相互联系的生活”观（ConnectedLives）。
泽利泽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
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
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无经济努力地有规律地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
”在泽利泽看来，人类生活两个领域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或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真实存在的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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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打破了在现实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世界与文化表意世界之间应该分离的世俗看法，消除了对这两个世界如果完全联系在一起将会彼此侵蚀和损害的担忧。
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合成为可能。
在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中，“亲密关系是一种脆弱的花朵，会因为接触货币和经济上的自利而逐渐枯萎”，而在泽利泽“相互联系的生活”观里，亲密关系的花朵在理性的经济世界里一样可以绚烂的绽放。
泽利泽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透过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公共政策设计者不应再担忧和害怕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会相互掣肘，而是应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二者混合起来。
与哈耶克将人为的制度安排批评为“致命的自负”不同，泽利泽对人为的制度设计秉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她说：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充分显示的，腐蚀与非正义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但我们应该记住，市场的实际运行，比起市场神话所暗示的要更多地服从于人类的控制。
”泽利泽相信，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之间可以实现公正的、令人愉悦的和增进生活质量的结合。
四小结：
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体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经济行为主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都被暂时悬置起来，只剩下逐利的原子化个体及其置身其中的经济系统。
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严密的经济体系中进行思考，对某些基本假设习以为常，而疏于对在假设中被排除的非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泽利泽对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维度考察始于《道德与市场：
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
在该著作中，泽利泽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影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文化因素，考察了货币利润与事关人类生死的神圣关怀是如何建立起货币等式从而交汇在一起的。
《道德与市场》一书开启了泽利泽对经济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路径。
随后，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作者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坚持文化视角的审视，作者还考察了阶级和改变中的家庭经济与儿童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形塑作用。
泽利泽的研究向我们表明，所有的市场和经济行为都具有社会性，从而打破了市场和超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对立。
《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则继续深入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在各种亲密关系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制造出多样的联系的，不仅探讨了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法律裁决过程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还探讨和分析了与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和家庭经济等领域相关的此类问题。
在《货币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认为货币不像齐美尔说的那样是非人性的、体现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非社会化倾向。
她认为，货币的文化含义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新的货币形式，每种新的货币形式在其适用范围内都是合法的。
比如给做家务的孩子付费，什么样的家务应该付费，应该付多少，孩子平时的零花钱应该给多少，等等，凡此种种皆表明，货币已经超出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种种新货币形式的存在反映了货币具的文化含义。
总之，泽利泽的研究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努力，那就是，试图通过把文化视为经济过程中内生的、动态的要素而把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打破经济社会学长期忽视文化使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的尴尬局面。
当然，坚守“替代路向”的研究思路，还要提防滑向文化还原论的危险。
泽利泽说，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不应仅仅坚持文化无处不在，也不应把经济交易简约为仅仅是意义、价值与规范的表达。
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各种意义与社会关系在表面上是理性的经济交易中的位置。
”泽利泽断言，如果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能够消除学科设置的藩篱，紧密合作，双方都将从彼此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参考文献
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朱国宏、桂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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