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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学科意识逐渐弱化，理论借鉴日益加深的历史环境中，社会学某些理论往往得到史家的认可，在史学领域便有以个体研究为对象的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近代中国医院史研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主要是对近代某一医院的个体研究，具体而言可分为教会医院和非教会医院两大类。
1.教会医院
近代中国教会医院起源于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此后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交汇，教会医院数量迅速增加。
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
[4]教会医院在近代中国医院中占据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对其研究亦成为近代中国医院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即是眼科医局，因其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颇具代表性，学界对其有所探究。
宋之琪之文《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5]对博济医院100余年的变迁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该院虽然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及医院管理等方面功不可没，并为众多病患者解除了痛苦或挽救了生命，对近代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刘泽生、刘泽恩合著的《嘉惠霖和博济医院》[6]一文对美国医生嘉惠霖在博济医院的事业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分析了嘉惠霖的著作《博济医院百年史》，认为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西医史及近代中外医学交流史重要的参考文献。
刘泽生的另一文《晚清广州博济医院的杰出学生（1855——1900）》[7]对博济医院晚清半个多世纪期间的学生陈梦南、康广人、孙逸仙、郑士良、张竹君、史憬然等人与博济医院的关系进行一一论述，认为他们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为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之外，对伯驾与博济医院的关系[8]、博济医院到孙逸仙纪念医院命名的变迁[9]、抗战中的博济医院状况[10]等问题学界也有一定的探讨。
近代苏州创办了众多教会医院，其中以博习医院最为成功和最具代表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规模、流程，还是设施、医术在江苏均堪称第一，故而其成为学界研究教会医院的另一重点。
夏东民等人从博习医院的沿革、博习医院的医疗和预防工作、博习医院的教学工作3个方面论述了该院从建院起到1949年前的发展历程。
[11]王国平认为博习医院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表现有二：
其一、医学传教活动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其二、对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
[12]而博习医院得以创办的历史条件王国平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士举办医院的权利及地方官府的认可，西方基督教差会对医学传教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中国地方社会对西方近代医学的客观需求等因素。
[13]
X射线被喻为人类揭开微观世界奥妙的第一道闪光，有关此知识传入中国的速度特别迅速。
X光机何时传入中国？
最先由哪所医院引入？
对于这样的问题学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谢振生认为最早是1918年由浙江宁波保黎医院传入[14]，闽杰认为1899年传入中国[15]，刘善龄认为1896年传入中国[16]，戴吴三和王鑫荣均根据《点石斋画报》史料认为是1897年最先由博习医院引入的[17]。
由此可知，目前学界在此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这就需要挖掘新的史料互为补充，以得出更为接近客观事实的结论。
对于苏州博习医院的研究除上述之外，学界还对博习医院与美国传教士伯乐文的关系[18]、博习医院的建筑文化[19]等方面有所探究。
宁波华美医院学界亦有数篇文章对其探究。
张磊之文《华美医院——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20]对华美医院从创办之初至1954年正式改名宁波第二医院的历程进行研究。
徐科青之文《教会医院在宁波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以宁波华美医院为例》[21]认为华美医院不仅为提高近代宁波人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而且推动了近代宁波人对西医乃至西方文明的认同与接纳。
其另一文《西医东渐之宁波华美医院的考察》[22]亦主要体现了上文思想，比上文除多分析华美医院成功原因之外，内容无甚大变化。
在近代中国教会医院个案研究中主要对象是广州博济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和宁波华美医院，但对于其他较著名的教会医院学界也有所着墨，如上海仁济医院[23]、安庆同仁医院[24]、汉口普爱医院[25]、归绥公教医院[26]、齐鲁医院[27]、高陵通远坊医院[28]、豫南大同医院[29]等。
对于这些教会医院的探讨，学界仅仅停留在对医院史实总体性的描述方面，而对其与社会的关系、医院重要人物、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专题方面深入性探究却欠缺考虑。
2.非教会医院
近代中国医院的构成结构除最主要的教会医院之外，尚有一些爱国人士及其政府创办的医院，在此方面的个案研究虽没有教会医院的成果显著，但仍不乏某些学者的探讨。
由美国华侨创办的香港东华三院是近代中国非教会医院研究的重点。
李东海著有《香港东华三院125年史略》[30]，该书从东华三院的医疗服务、赈灾恤难、教育事业、社会服务、置产发展、筹募活动、发展中的危难、与内地交流等方面对东华三院125年的发展史做了全面探究。
此书为医院史研究的一部大成之作，为此领域研究奠定了基础。
余迅翎的硕士论文《东华医院与近代香港华人社会》[31]从东华医院的成立、救济活动以及在香港华人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以探讨，认为东华医院因当时社会名流的加入成为香港华人社会权力中心和咨询机构，在早期香港华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吴彭年之文《香港东华三院教育服务发展史》[32]则从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角度依时间为序对百年来东华三院的教育服务发展状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郑远长对东华三院的社会福利和慈善实践进行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五点启示。
[33]
对于官立医院的研究。
曹丽娟的《清末北京首家官立医院》[34]一文主要以大公报的资料为主，从北京官医局设立前的医疗状况、设立之缘起、成立初年的情形、引导人们从迷信走向科学、由最初的临时机构成为常设机构等方面对北京首家官立医院进行探究。
其《民国中医科学化的典范——苏州国医医院》[35]一文从苏州国医医院概况、采用西医诊断、培训护士、出版刊物与公开讨论、统计列表、中医科学化措施等几方面进行的探究，认为其是中医医院科学化进程中的典范，但也客观的分析由于特定时代，其缺陷也在所难免。
其另一文《苏州国医医院探索之路研究》[36]对苏州国医医院辟除门户之见，积极向西医学习，以期找到中医改革的理想之路的种种探索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徐建云之文《民国时期首都国医院创设未竟之原由探析》[37]从建设所需的巨额经费无法及时筹措到位；
民国政府持观望冷漠态度，没有积极地予以全力支持；
正遇抗战非常时期，客观上缺乏顺利建设之和平氛围等经济、政治、时机三方面剖析了创设南京首都国医院的计划最终破产的原因。
对于慈善医院的研究。
刘慧新之文《近代上海会馆公所慈善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四明医院为例》[38]从近代同乡会的角度分析了四明医院的组织结构、监察制度、经费来源以及医治对象等方面，认为其与四明公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指出四明医院体现了民主管理方面近代特色。
唐富满之文《广州方便医院与近代广州社会》[39]对方便医院的慈善活动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政府与社会力量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民间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学界对于非教会医院的研究除上述之外，十分关注某些带“第一”色彩的医院，例如吴传清之文《中国人办的第一所西医院》[40]、凤翔之文《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院》[41]、黄文主之文《井冈山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医院》[42]、穆静之文《红军第一所医院观瞻记》[43]等等。
这些文章不仅叙述简单且内容相当雷同，尚无学术价值可言。
2、群体研究
个案研究对近代中国某一医院可以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然而对于近代中国医院的整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却很难做以全面、客观的阐释，因此学界也进行也近代中国医院群体探究，以弥补之不足。
对于近代中国医院的群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总体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
1.总体性研究
近代中国医院史方面的专著目前还是空白，主要体现在论文方面，具体来看主要是对区域性教会医院的总体性研究。
对福建近代医院的研究。
周典恩的硕士论文《福建新教教会医院之研究（1842——1949）》[45]探析了百余年间福建新教教会医院的发展轨迹，并对主要教会医院做了扼要的介绍，认为教会医院对福建社会产生了众多影响，总体来看，利是要大于弊的。
另外周典恩的硕士论文主要思想在其《近代福建基督教教会医院述略》[46]、《福建基督教新教教会医院沿革之初探》[47]、《近代福建基督教教会医院西医教育之初探》[48]等文中亦有所体现。
对安徽近代医院的研究。
陆翔、陆义芳之文《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49]对安徽近代存在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管理制度较全的4所医院进行概述，认为这些教会医院提供了可借鉴的西医医疗模式及较为成功的办院经验，为当时安徽的卫生保健作出了贡献，也为安徽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山西近代医院的研究。
李建华等人的《清末民初山西省主要教会医院简介》[50]一文对近代山西最主要的三所医院（汾阳医院、太谷仁术医院、太原博爱医院）以及其他六所医院进行了一一概述，认为教会医院其目的是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来博得人们的好感，从而扩大教会的影响、实施文化侵略。
但教会推行医疗事业的同时客观上传播了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和医学教育，对山西医疗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对广东近代医院的研究。
刘国强之文《试析近代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51]从近代广州最著名的5所教会医院兴办的情况入手，重点分析了其以专科为主、分科较齐全，治病与医学教育相辅相承，传教的作用，采用现代化管理模式的特点，其创办和发展尽管始终都没有脱离传教的初衷，但客观效果却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医学事业的进步。
对广西近代医院的研究。
朱凤林之文《试论近代广西教会医院》[52]认为传教士于广西创办医院背离了其初衷，而推动广西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和多元化发展，引进与不断更新先进医疗器械、技术、制度,缓解缺医少药现状与减轻民众疾病痛苦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四川近代医院的研究。
王友平之文《近代四川教会医院述论》[53]从四川教会医院的创办、管理、历史作用等方面来论述，认为近代教会医院在传播近代西医知识和技术、促进四川近代卫生事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教会医院的创办直接促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四川卫生事业的兴起。
对江西近代医院的研究。
胡水印之文《江西近代教会医院概述》[54]对近代江西5所教会医院进行概述，认为虽然教会医院的初衷是传教，但客观上为改善当时江西的医疗状况和卫生保健作出了贡献，也为江西近现代西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河南近代医院的研究。
李娜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河南社会》[55]认为民国期间河南教会医院注重教会医疗事业质量的提高，在护士教育、医院管理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基督教在河南的医疗事业对近代河南医学、民众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对湖北近代医院的研究。
孙素雯的硕士论文《近代武汉教会医院研究》[56]对近代武汉教会医院概况、医疗传道、医学教育、慈善救济、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认为武汉教会医院的在传教的同时亦在客观上为西医在武汉的立足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风俗改良。
对重庆近代医院的研究。
陈媛之文《近代重庆宽仁、济仁教会医院》[57]对重庆两所最主要的教会医院进行了概述，认为教会医院的建立使西医在重庆有了一席之地，使国人逐渐接受、学习、推崇西医，并使得西医由城区逐步扩展到周围县区，客观上推动现代医学的建立。
但该文也指出西医收费高贵，普通人无法求治，主要救治对象是军阀官僚。
对上海近代医院的研究。
陆明之文《上海近代西医医院概述》[58]通过详细的时间、数据分析对上海教会西医医院、公立西医医院、私立西医医院等进行了阐述。
但本文主要是描述介绍性语言，对于作者自身对其看法却尚未体现。
对北京近代医院的研究。
梁俊之文《清末医院概况》[59]对清末北京内、外城官医院，官医局，中央大医院，女学卫生医院，隔离病院及防疫医院进行一一概述，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这些医院之间的联系方面的探讨却尤为不足。
2.专题性研究
对近代中国医院的群体研究除区域总体性研究之外，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专题性研究，专题性研究相对于总体性研究更具针对性、深刻性。
近代医院建筑方面。
陈新硕士论文《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西安教会学校和与医院建筑研究》[60]对近代西安教会学校、医院建筑以建筑史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要有保护历史环境的意识。
郭晋锋的硕士论文《山西近代基督教教会医院建筑研究》[61]对山西近代教会医院从选址、布局、建筑形式、建筑技术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近代山西基督教教会医院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为山西建筑带来先进理论和原理，改进了传统建筑技术。
王秀静之文《山西近代基督教会医院建筑节能设计》[62]以山西近代基督教会医院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平、立、剖面3个方面对近代医院建筑的室内物理环境设计及保温、隔热等建筑技术手段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提出现代建筑应善用固有建筑知识，尽量降低建筑能耗，设计节能的绿色生态建筑的理念。
近代医院疾病治疗方面。
颜宜葳、张大庆之文《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63]根据根据1835——1876年间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各个教会医院编写的医院报告，归纳了这些医院治疗眼科疾病的情况。
认为传教士医生早期倾向建立眼科医院，既有医学的考虑，也有社会背景的原因。
该文对西方医学系统输入中国的开端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认识和把握。
其另一文《疾病谱与治疗观——早期教会医院的案例分析》[64]以美国新教传教差会——公理会的两位传教士医生伯驾和柯为良作为例子，对早期教会医院医疗实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近代医院与慈善事业方面。
何小莲认为教会医院在晚清接触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
[65]李传斌之文《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66]认为教会医院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和红十字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代医院与地方社会方面。
胡卫清之文《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67]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审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之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为人们认识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认为教会医院作为一种核心纽带为信众提供了超越村际界限的新型交往样式，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此外，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医院专题性研究还涉及到民国时期北京中医在西医医院的从业状况和作用[68]、近代城市医院的布局状况[69]、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70]、中医院类型[71]等方面。
三、问题与不足
上述笔者对近代中国医院史从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进行梳理，可知此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成绩喜人。
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其背后所潜藏的问题、不足。
1.理论运用方面
理论运用方面可以说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陈新的硕士论文运用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理论对近代陕西基督教医院建筑方面进行了分析[60]；
刘桂奇运用地理学理论分析了近代广州医院的分布状况[69]；
王国平之文《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12]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博习医院对于促进苏州社会戒烟、公共卫生、放足、女护士照顾男病人等方面的社会风俗改观起到一定作用。
但总体看来，理论的运用问题仍然是制约近代中国医院史进一步研究的瓶颈之处。
医院史进入史学领域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是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性学科。
研究之时学者至少要懂得医学与史学方面的理论常识，以目前研究状况来论，主要是医学界同仁的努力，历史学者对之似乎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医学者对于史学理论的掌握与运用方面却存在很大问题。
大多关于医院史的研究成果只是对于现象的平铺直叙以及医史资料的罗列堆砌，这就是史学的真正目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历史研究应更多的是透过浅显的现象看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注重历史事件对于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作为在现代社会学影响下而产生的社会史学就不能无视现代社会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
”[72]因此作为社会史重要分支的医院史除了运用医学理论和史学理论之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亦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此外在研究近代医院与病人的具体关系时还应当运用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史研究中往往是数种学科理论相结合，如同时运用心理学、医学、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对近代某医院对病人医治状况的研究。
2.研究方法方面
对于近代医院史的研究来说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这也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
”[73]可见，唯有运用转变观念、开拓视野、注重新史料等方法才能在医院史这一研究领域出现新成果，使相关研究推向深化。
然而近代中国医院史领域的研究却方法比较单一，新方法的涉入甚微。
研究医院史过程中若运用比较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学科渗透法等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会使人耳目一新。
例如，社会史专家乔志强曾指出“使用史料说明一个问题要尽可能地使用数量化的材料，尽量避免使用举例性的材料。
道理很名明显，史料的数量化不足，证明事物的科学性就低。
”[74]计量史学方法运用到医院史某些问题研究中就会恰到好处，如对近代医院整体状况的研究，就需要分析医院、医生、病人等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其体系内部的构成因素，以分析其数量关系，从而避免探究之时的盲目性、随意性。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于近代医院史的研究异常重要，而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或相结合那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最能反映问题、解释事实情况的方法。
3.研究内容方面
研究内容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研究状况的不平衡以及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研究状况的不平衡表现在众多方面，例如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时段不平衡、研究区域不平衡。
具体来说，研究对象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近代教会医院的探讨有余，而对非教会医院特别是政府筹办的医院却研究不足，就教会医院而论亦主要研究对象是广州、香港等大城市的大医院，对于众多“非主要”的城市、县城却研究薄弱，而恰恰是那些“小医院”更能深刻的反映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面貌。
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体现在主要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医院状况的研究，而对于民国后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医院的研究少之又少。
研究区域的不平衡体现在研究对象大多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近代医院，而对中西部城市医院却缺乏深入的探究，因此无法反映近代中国整体的医院状况。
研究内容方面另一个特征是研究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视角不够宏大。
这样往往造成人云亦云，“重复”成果频出，内容不够深入，浅尝辄止。
其实，近代医院史领域可挖掘的“资源”异常丰富，研究者可以从广泛的视角出发，例如对近代医院管理的研究、对近代医院财务的研究、对近代医院医生及病人状况的分析、对中西医与中西医院关系的研究、抗战期间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不同医院状况的研究……总之，研究者不能自我画地为牢，而要跳出“牢笼”的束缚，或者能够体会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4.研究资料方面
史料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近代中国医院史领域现成的史料微乎其微，而并不是此领域尚无史料，只是缺乏细致入微的搜集与整理。
近代中国医院史资料大多零散的见于地方志、地方年鉴、报刊杂志等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基于以上研究资料。
因此，医院史的研究亟待相关人员对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
值得强调的是，近代医院大多为教会医院，此方面最为主要的史料多为外国医生做所，当前已有重要研究成果半数以上均引用外文资料。
所以致力于此领域的研究者应当掌握一定程度的外文（特别是英文），才能有所作为，推陈出新。
5.研究者方面
研究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研究者队伍和研究者素质两个方面。
近代中国医院史的研究者主要是医学者和史学者，而此领域的研究人员却层次较低，研究成果质量则成为一个存在的显著问题。
特别是史学界研究一直迟迟不前、表现滞后，研究人员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可谓天壤之别。
因此，目前要需一批在医学与史学的交叉点能找到动力的人士加入医院史的研究队伍之中，以推动此领域研究上升一个台阶。
研究者素质方面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何进行医学与史学的成功对接是此领域研究迫在眉睫的问题，医院史研究者需要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又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
历史学为实证科学，而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很多医学者却对此置之不理，往往忽视引证注释。
另外，很多人面对一堆医院史史料，看不出问题的所以然，受制于已有成果的局限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
例如对于近代中国医院总体性区域研究方面很多文章的体例一致，先大致介绍近代几所教会医院，之后总结“教会医院背离了其传教初衷，但客观上促进了某某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改变了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如此千篇一律、缺乏原创性，这样毫无生机的医院史研究档次何以能够提高？
相反，却造成了泡沫史学及大量的信息污染现象。
总体看来，近代中国医院史的研究还有待于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准推进，只有在上述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各方面均提高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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