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综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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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不同地区因自然环境、资源分布、生活习性及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点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加之建国初期生产力布局大调整和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使国内不同区域间，特别是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
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内各地区都面临吸引有利资源，加快经济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确立竞争优势的任务。
为此，区域竞争力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一大热点。
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主要是吸收和借鉴了国外关于国家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研究的理论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就开始了对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和评价，每年出版各自的研究成果《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业已成为衡量各国竞争力水平的基准。
WEF将形成国家竞争力的因素归为开放程度、政府、金融、技术、管理、基础设施、劳动、法规制度八项，它们构成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结构。
IMD则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实力也是影响其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因此IMD早期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政策及运行、基础设施、金融环境、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和国民素质八个准则；
2002年后，IMD调整研究思路，更加突出经济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意义，将指标体系的准则调整为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商务效率和基础条件四项。
此外，1990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出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集群竞争特点对国家竞争优势作了具体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
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对我国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基于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国家竞争力研究关注较早。
原国家体改委自1989年起就开始与WEF和IMD商讨共同开展国家竞争力研究，并于1995年开始正式参加世界竞争力测评。
中国人民大学、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组成课题组，于1996年首度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而后每年推出年度报告。
至于区域层次的竞争力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王秉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做出了较早的贡献。
2000年以后，区域竞争力研究在国内广泛展开，大量文献涉及区域竞争力的内涵、理论基础、决定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及改善措施等，研究深度、广度均有所提高。
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体系和研究框架，在概念界定、评价指标、形成机制等基础问题上还存在模糊、争议，乃至误解，与现实发展的结合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区域竞争力概念的模糊与分歧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区域”+“竞争力”的模式对“区域竞争力”一词进行定义，但鉴于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和对“竞争力”本质理解的差异，使得对区域竞争力内涵的界定出现了误解和分歧，至今仍未形成统一。
（一）“区域”概念的界定。
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看，区域指经济区域，分为三个层次：
一国内的经济区域；
超越国家界限由几个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区域；
以及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跨国经济区域[1]。
目前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所涉及的均是国内区域，即介于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若干个相关城镇及其周边辐射地区（包括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组成的,在空间上密切联系、在功能上有机分工、相互依存,并且具有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空间经济复合体，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这就是说，区域是不同于省、市、县等行政区划的经济学概念，具有组织区内经济活动和区外经济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能力。
尽管在实际应用中基于组织、计划、调控的需要，常以行政区划为界划分区域，但也不应将经济区域视同行政区。
然而遗憾的是，一些文献在界定区域竞争力内涵时，对区域概念有所误解，认为区域是国家、省、市等不同级别行政区的统称，这将导致研究过程中对区域发展机制及其独特性的忽略，损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二）“竞争力”的本质。
尽管学术界已普遍认同以“能力”而非“实力”来界定“竞争力”，前者是动态的增量概念，而后者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存量概念，但就此“能力”的具体形式仍有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财富创造能力。
这种观点主要源于WEF和IMD1994年合作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将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以区域经济的均衡产出、生产能力和市场地位来描述竞争力。
阳国新认为，“区域竞争力是指各经济区域所提供的商品在某一特定区域市场中占领的市场份额”[2]；
樊纲认为，狭义的竞争力就是“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具体而言，“竞争力来源于同样质量的产品具有较便宜的价格,或者说同样质量的产品具有较低成本”[3]；
还有学者将区域竞争力直接界定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4]，认为“区域竞争力的实质是比较生产力”[5]。
2、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这种观点基于提高竞争力的最终意图，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体现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如张为付，吴进红认为，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与整个市场加强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6]。
丁力，杨茹则进一步指出，“竞争力是经济增长的增长能力，它不同于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能力，体现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度”[7]。
3、资源吸引和有效配置能力。
与第二种观点不同，“资源吸引和有效配置能力说”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即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种观点着眼于提高区域竞争力基本途径，是目前国内较主流的一种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王秉安为代表，认为“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为其自身发展在其从属的大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也就是一个区域为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对大区域资源的吸引力和市场的争夺力”[8]；
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如蒋满元，唐玉斌将区域竞争力定义为“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争夺资源或市场的综合能力”[9]；
王连月认为，“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区域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的能力，为其自身发展所具备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也可以说，是一个区域为其自身发展对资源的吸引力和市场的争夺力”[10]。
4、多种形式的综合能力。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区域竞争力是多种形式能力的综合。
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
郭秀云定义区域竞争力为“一个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竞争中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增长潜力、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市场占有能力等，是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政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1]；
徐宏、李明认为区域竞争力是“某一区域在所从属的大区域中对有限资源的吸引力,配置区内资源形成自身比较优势和实现经济成效的行动力,及实现未来良性发展的趋向力，是竞争力资源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12]。
事实上，对竞争力内涵理解的分歧，只是源于不同的理论思想和研究视角，不存在对错优劣之分，并且几种观点也不构成根本矛盾，完全可以共存，即财富创造是竞争力的直接表现，经济持续增长是提高竞争力根本意图，资源吸引和有效配置是提高竞争力的基本途径。
（三）区域竞争力内涵的几个要点。
目前,区域竞争力仍没有一致的定义,角度不同,定义就不同,当然指标体系的建立也不同。
通过对上述各种观点的梳理，笔者将区域竞争力定义为，经济区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有效配置资源，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其他同类区域）更多的财富、占领更大份额的国内外市场，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
区域竞争力内涵应注意突出以下要点：
（1）竞争主体是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能力的一国内的经济区域；
（2）区域竞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式、国际化竞争，特定区域的竞争对手并不限于国内，还包括所有基于特定资源、要素或有利条件形成竞争关系的国外区域。
如我国沿黄渤海地区与日、韩西部沿海地区基于港口贸易的竞争、东南亚发展中各国的特殊经济区基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和技术、产业转移的竞争等。
魏后凯曾指出，“区域竞争是一种受中央或上级政府规制和政策约束的准竞争，虽然有可能出现优胜，但一般不会出现劣汰”[13]。
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全球竞争的基本特点，犯了仅从本国范围内识别竞争对手的“近视病”，在全球竞争中，即使充分考虑本国政府的干预、规制与扶持，也完全可能出现区域间竞争力持续分化和弱势区域停滞衰落的现象；
（3）区域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为区域内产业（或企业）相对于其他区域内产业（或企业）创造财富、争夺国内外市场能力的强弱，其根本目标在于保持区域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强化则主要得益于于该区域对全球资源的吸引、整合和有效配置。
三、区域竞争力理论基础的梳理
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旨在发掘决定和影响竞争力强弱的诸因素，进而揭示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机制，探索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竞争力理论基础的探讨，涉及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区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覆盖面较广，但对某些理论的支持性和解释性争议较大。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可以说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被视为分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和国际贸易赖以存在的前提。
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基于技术效率的外生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优势，再到杨小楷的内外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由外生到内生、再到内外生并重，由单因素向多因素的发展过程，由过去的单一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14]。
因此说，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指本国或本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所独具的优势资源与有利条件，不仅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基础要素，还包括先进技术、智力资源、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由区位条件、市场化、法制化和政府效能等决定的较高的交易效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形成竞争力，而上述比较优势条件均可成为形成区域竞争力的要素。
（二）竞争优势理论。
由波特创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对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影响颇深，被很多学者如王秉安[15]、林本初[16]、何添锦[17]等视为区域竞争力的理论基石。
波特认为，产业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生产率的直接体现，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
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及机会、政府六要素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产业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这就是著名的“国家竞争力钻石体系”。
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各个要素发挥作用时，是一个动态系统性机制的变化。
国内竞争压力和地理集中使得整个“钻石”构架成为一个系统。
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
而地理集中将使四个基本因素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
在该体系中，波特推崇技术劳动力、科技基础等后天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而对资源禀赋等基础要素对竞争力的影响持消极态度，并且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往往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
国内需求特质的重要性远胜于可观的市场规模，挑剔的本国顾客迫使企业不断创新，而其价值观的全球化又可以预示和引领国际市场需求趋势；
相关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密切合作、互动，可以促进创新与升级，降低成本，具有相互受益和自我强化的效果；
企业战略和管理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能汇集特定国家具有优势的符合民族特性的管理实物和组织模式，而激烈的国内竞争形成企业创新和改善的压力，利于竞争优势持续升级；
机会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转瞬即逝，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利用；
此外，对于政府而言，着眼于短期成本利益的产业协助和完全自由放任都是不可取的，适当的角色应该是“鼓励改变、促进国内市场竞争与刺激创新”[18]。
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宏观分析逻辑不同，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微观行为角度解释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启发人们从钻石体系六要素入手探索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途径和对策，特别是在资源禀赋和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劣势条件下，仍可通过技术创新、企业竞合、有效政府等因素的改善获得竞争优势地位。
目前，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依据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对比较优势的重大突破，而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的解释性较弱。
如赵修卫认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两个基本组成，比较优势的主要贡献是造成某种差异性，如资源成本方面的差异，形成特色产品等，从而能在竞争中获得差别利益，而竞争优势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生能力，特别是创新力，其在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相对于比较优势更重要[19]。
甚至有文献直接否认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意义，认为比较优势并不足以形成优势和竞争力，“而且对竞争潜力重视不够”[20]；
“对一个地区来说比较优势是易稍纵即逝的，而竞争优势是相对长期存在的[21]”。
然而，也有学者坚持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持久竞争优势。
如林毅夫指出，“国家或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22]这就是说，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形成首先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继哈罗德-多马模式、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式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其主要贡献在于引入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及边际收益递增假定，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系统自身的推动，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人力资本积累、溢出和研发投资之果。
基于对决定内生增长的因素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包含了多种模式。
如罗默的知识积累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增长模式、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增长模式及巴罗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式等。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表明从长期来看，必须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重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持续的较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政府对重大科研项目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创新理论。
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
他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他将“创新”与“发明”“发现”区别开来，将其定义为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
这种新组合具体包括：
（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
（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结构变化。
此后创新理论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分支，内容涉及创新活动的内外联系与过程、创新的动力机制（技术推动与需求推动）、创新的类型（激进式与渐进式）、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制度创新及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等方方面面。
林本初[23]、樊新生[24]等学者将创新理论纳入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背景之中，指出创新理论使人们从更深层次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
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变竞争地位，新技术、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及新的法令规章等都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因素。
当然，创新又离不开知识积累和对研发投资。
（五）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王秉安[25]、陈德宁[26]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的研究有直接贡献。
区位论主要从原料、运输费用、劳动力、集聚力、成本因素、市场因素等方面探讨区域经济主体的发展条件，寻求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最优化。
空间结构理论是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中的集聚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中寻求其最优组合与相对位置，并考察它们在相互作用中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规律。
集聚经济理论涉及区域内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的组合及其在地理上集中与分散的经济合理性问题。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提出的，从对区域内丰富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角度，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安置与专业化主导产业相联系的各企业，该理论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区形成的理论基础；
与地域生产综合体相近的一个概念是产业集群，指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为意图的在地理上的集中，是适应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环境而产生和形成的。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弗农（Vernon）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之上的，由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空间布局规律，因此产生了区域经济技术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梯度；
创新活动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及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主要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同时，反梯度推移理论又指出，相对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进国外领先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超越，然后向较高梯度地区进行反梯度推移。
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剖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区域产业布局与组织的一般规律，为区域竞争力研究建立了最一般的思维框架。
但是，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地理和生产布局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区域竞争力研究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解释性较弱。
（六）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关系、交易费用、市场信息、契约安排等方面研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激励经济主体的经营和创新，并且即使在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过程来加以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指出，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用于降低交易成本、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风险与收益配置、确定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之间的联系，以及确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分配框架[27]。
诺斯（D.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一个社会或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其基本功能在于创造秩序、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28]；
他还特别强调制度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有效率，就需要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个人努力获得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并且这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常常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
理论和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区域竞争力研究的贡献在于，启发人们从特定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法制环境、企业治理结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等方面考察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机制，探索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谋求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此外，区域竞争力研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批判地吸收综合国力论、政府政策论、管理文化论、劳工组织论等一些非主流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借鉴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旨在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基础体系和分析研究框架。
四、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问题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区域竞争力测评。
基于形成区域竞争力诸要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国内学者大都主张构建诸如“总目标——准则——分准则——指标”的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涌现出一些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反映出若干普遍性问题。
（一）国内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应该说，现有文献大多参考或援引了IMD早期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或是吸收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等理论思想，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机理与现实对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进行一定的删加、调整；
指标选取力求定量为主、精简个数，以减少主观影响，提高简易性和可操作性；
在评价方法上则广泛引入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多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等综合评价方法。
1、直接援引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
一些文献引用了IMD早期评价体系的八准则结构，但指标数量相对较少。
严于龙构建了包括地区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共8个准则、16个指标项的评价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竞争力测评、排序[29]；
类似的还有樊新生、李小建的研究成果，其评价体系包括相同的8个准则，25个具体指标，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进行测评[30]；
此外还有杨瑞艳[31]、甘健胜[32]等的研究，也采用同样的准则结构，只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有所不同。
2、对IMD早期评价体系结构的调整。
其他很多学者则依据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等相关理论，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和发展现实，对IMD早期的评价体系结构进行了调整，根据其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1）反映竞争优势思想的评价体系。
这类研究成果体现了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区域内产业及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而资源禀赋不构成竞争力的硬性约束。
开此类研究先河的当属王秉安及其同人[33]，他们认为IMD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政府、金融两要素在国内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小，对竞争力影响不大，因此不予考虑，其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包括七个准则，产业、企业、涉外三准则为直接竞争力要素，经济综合实力、科技、基础设施、国民素质为间接竞争力要素；
下设24个分准则，69个指标项。
此后，王连月、韩立红[34]等人沿用了王秉安评价体系的准则结构，但删掉了分准则层，削减了50%以上的指标，并采用AHP法为各项准则和指标赋权。
然而，王秉安等人忽略政府和金融要素的研究思路，实际上犯了将国际化的区域竞争局限于一国内部的错误，并且即使在一国内部，地方政府效能和当地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也相去甚远。
为此，很多学者对王秉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正。
徐宏、李明[35]将地方政府的区域管理能力视为重要的竞争力要素，同时考虑国内工业化进程，指出自然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意义，自然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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