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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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

明末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

　　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技术精湛，为世所共知。

书画作伪现象古已有之，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此时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

在利润的驱逐下，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

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

更有甚者，为推销伪作，竟将伪作著录成书，愚弄和欺骗买方，如明末张泰阶所编《宝绘录》中的作品，就无一真品。

　　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

这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如沈周、文徵明父子、冯梦祯、李日华、项元卞家族、詹景风、汪硐玉、王世贞、吴其贞、董其昌等人。

故沈德符道：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

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问及古玩。

”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共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

杭州作为江南的区域中心，鉴藏群体更为活跃，其群体己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使得购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而是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

明人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做序中就有云：

“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

”看来受主人收藏活动的熏染，这些奴仆在潜移默化中也懂得了书画之道。

　　一、晚明杭州书画鉴藏家群体

　　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有冯梦祯。

冯梦祯（1546－1603年），字开之，浙江秀水人。

万历五年（1577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除编修。

他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免职。

从此归隐于西湖孤山之麓，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闲暇之余以游乐和文字消遣，流传有《快雪堂日记》、《六研斋笔记》等著作。

正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

“冯公儒雅风流，名高三席，归田之后，闲娱情声伎，筝歌酒宴，望者目为神仙中人。

”当时杭嘉和苏南一带称某为“风雅教主”。

　　冯梦祯在书画史上是有名的鉴藏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王维的《江山雪霁图》。

这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王维真迹。

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

在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那天日记中写道：

“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

”七天后又道：

“同书宗来，寓斋中，午后同观王维雪霁图”。

此举弄得满城风雨，冯氏因此在当地声名大噪，进而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便亲自写信欲索观《江山雪霁图》。

五个月后他“得董玄宰书，借王维卷阅，亦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假如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其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所以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

这也是一篇光标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

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是在九年后，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董其昌病发疟疾，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

无聊之余，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并提到了《江山雪霁图》。

五天之后，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瑞应图》和小米山水三幅。

董其昌观赏过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言语中念念不忘此图。

　　从这段交往来看，冯氏的这张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不无影响。

而董其昌对于杭州的鉴藏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

据任道斌先生考证，董其昌一生来杭州达十八次，除了游山玩水外，大部分时间用来会见杭州地区的鉴藏家，相互品评字画，因此他对于杭州城来说是一位关键的人物。

是他让冯梦祯与其《江山雪霁图》“名著东南”，从而引来众多好事者前来邀请、鉴定和索画，忙得不亦乐乎。

如《快雪堂日记》所述：

“赴高深甫之约，再见开皇《兰亭》，成国家物品，在诸本之上，与赵魏国临本伪迹同卷，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

又《黄庭》，亦佳本，后一二十行乃别本缀上者。

”此外，还有一些鉴藏家拿来家藏让冯给予品评：

“连日旭公出所藏法书名画见示，多有佳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鉴藏家之间相见还有携带书画古玩的习俗。

冯梦祯在杭州时，就有“吴康虞来，持李龙眠《大阿罗卷》见示。

徐季恒持闽人方孝谦宋砚二枚见示”。

这方面内容不胜枚举。

这种鉴藏风气可以使书画作品得以共享。

他们之间以围绕藏品、翰墨往来，互通有无，鉴真驳伪，无形中构成了一个以品鉴书画为主的文化圈。

这对鉴藏家的审美眼光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不无好处。

　　除鉴藏家外，冯梦祯还拥有多重身份。

他是嘉兴鉴藏家李日华和收藏巨富项元汴儿子项又新的老师。

李日华23岁时入他门下学业。

学习之余，经常一起游玩于西子湖畔，参加冯梦祯的那些朋友集会，其中鉴赏书画是集会的内容之一。

杭州水路发达，李曾多次来杭州，有时是陪儿子过来应试的，在杭城会住一段时间。

这期间，他约见杭州众多的鉴藏家，亦逛当地的书画古玩市场。

因此他对杭州的鉴藏情况相当熟悉，也可算是杭州鉴藏家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由于品赏书画成风，冯氏还将家藏名迹《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当作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学生项又新。

李日华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后以三十金归其弟又新。

又新游太学，又以奉冯司成。

”

　　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杭州鉴藏家群体还包括上文提到过的徽商，他们成为了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正所谓上行下效：

“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

”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字然明）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

他是位风流才子，社会交际十分广泛，和名妓柳如是的交情不一般。

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用了不少的篇幅考证汪然明和柳如是的关系。

此外，汪汝谦还和当时知名的书画家陈继儒、董其昌、陈洪绶、曾鲸、谢彬、邹之麟等皆有交往。

董其昌称他为“西湖寓公，风雅盟主。

”并曾在《墨禅轩说》中提到汪汝谦：

“周生坐拥万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

余老矣，黄山胜游，不复可续，周生绕济胜之具，新安江清浅见底，舴艋顺流，至我谷水只数日问，若与汪儒仲乘与一来，观兹真迹，所一谓读十年书，不如一日诣习主簿者也，周生以为如何?

”文中提到的汪儒仲，指的就是汪汝谦，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汪家中收藏有大量书画和古玩。

吴其贞就曾在其家观赏赵千里《明皇幸蜀图》，并称汪然明为“款西丛睦坊世家也，子登甲榜。

为人风雅多才艺，交识满天下，士林多推重之。

”之后他又于清初顺治年间，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杭州汪然明的家中观看了高德符《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

　　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

作为其挚友的钱谦益说：

“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

”汪还将董其昌、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编订为《朱尊楼帖》。

　　汪汝谦只是徽商中的一分子。

另有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新安巨富，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吴廷携《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真迹至杭州西湖，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

“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

”董氏在易得米书卷后题跋其上云：

“……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

然复白宽日‘米家书得所归’。

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又有一流的藏品，并以此为纽带，拉近了与董其昌的距离。

因此，生活在杭州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如此炽盛、鉴藏风气如此流行的城市中，这些富商的收藏与其说是出于个人强烈的兴趣，还不如算是出自构建风雅生活以及结交名士的需要。

　　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

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竹楼谈禅图》、李昭道《记戴图》、马远《观泉图》和燕文贵《柳?

P观荷图》等，并称卞公“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过人。

数日中无物鉴赏，神情如有所失。

”吴经常与官僚收藏家打交道，在各个阶层中穿梭自如。

他在《书画记》卷五中记载了用“捷径”的方法，造就出一个“收藏大家”的奇迹：

“扬州通判王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

……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

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

”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

　　此外，普通百姓亦加入到了收藏家行列中。

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

事实上，普通百姓收藏古玩字画的，一般购藏动机好似多样。

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成分。

明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购买书画也被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抱有这种双重目的人应该不在少数，甚至也不排除其收藏的书画作品之多之精。

如寄居杭州的姚际恒，就将其家藏书画编为《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可见家族藏品之丰。

另有在清初时，吴其贞曾在杭州施四老家中买到了宋徽宗的《金钱羁雀图》，并认定是真迹，他这样说道：

“凡徽宗画有十八九出自捉刀人，不过自题识、花押、着玺尔已，惟此图有‘大观通宝’四字，是徽宗本色，可见为的笔无疑。

此图在丙午秋七月五日是，偶获于杭州城九曲巷施四老家。

”从中反映出杭州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已是习以为常之事。

　　杭州寺庙众多，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

在《味水轩日记》中，便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在万历四十年持藏品，经过别人引荐，来请李日华鉴定。

在此后几天，印南拿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号桐石）购藏。

杭城很多寺庙有不少藏品，李日华就曾经与别人同往寺庙观看。

寺庙收藏活动由僧侣负责，僧人为保证藏品的质量，与鉴藏家们的往来是自然的事。

可见这时期的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之频繁。

　　从以上分析得知，这一时期鉴藏家群体之众。

他们之间相互走访，共享书画，对所藏书画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愿意与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品鉴，使得鉴藏家或画家有机会观赏、临摹古代书画真迹。

这相当于起到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

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文人鉴藏家特有的生活方式吧。

　　二、书画的作伪与鉴定

　　这时期的作伪现象异常突出。

其方式主要有临摹充真、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等手段，可谓花样百出。

添加名款就是用改头换面方法，以挖、改、拆配、割裂等手法，改变书画真迹的名款印记，把小名家名款改为大名家名款，将无款书画改为有款者的名家之作，把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

　　临摹充真，就是完全按照原本复制，以复制的副本冒充前代大家或同代名人原作，这于书法、工笔绘画为多。

临即对着原本临写，多用于双钩填写的摹制方法难以奏效的写意绘画。

仿，模拟某家笔墨、构图等技法特色和作品风格自行制作，并无范本依据。

这种手法需具备一定技艺，所作行笔较自然，但容易暴露仿者本来面貌。

　　除此之外，还有请人代笔的。

一些大名家应接不暇，多请人捉刀，加自己的款印行世。

朱朗、钱谷、文彭和文嘉常为文徵明代笔作书。

周臣为唐寅代笔作画。

启功先生《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说，为董其昌代笔作书的有昊易，代笔绘画的有赵左、沈士充、叶有年、杨继鹏、僧坷雪、李流芳等多人，是明代代笔书画最多的。

清代乾隆皇帝的诗文书法，“四王”、蒋廷锡、董邦达、钱维城、金农等人的画作，不少也属代笔。

　　这时期做假还有个突出的现象，即做赝品还有地区的特色，如苏州片、扬州片、河南造、长沙造、广东造、北京后门造等。

其中尤以明万历前后到清代中期的苏州地区最盛。

苏州片以绢本工笔设色画居多，制品流散至全国各地。

所署名款包括李思训、赵伯驹、仇英等历代大家。

所伪大多有底稿，尤以仿仇英的作品为多。

　　作伪如此猖狂，令沈德符感叹不已：

“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日千日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

”

　　苏州地区作伪已成专业化和家族化，当地的伪作大量地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云：

“十日，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

云余向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果中余摸索矣。

”另有味水轩日记中说：

“万历四十一年十六日，晴，夏贾从杭回，袖出一物，乃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