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四库全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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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颁谕诸重臣，下令“厘正文体，毋得避忌”。

他说：

“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

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

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

”[1]之后，他屡下谕旨，以广开言路，推行“宽大之政”相号召。

高宗初政，显然一派宽松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六年九月，就在他信誓旦旦，声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的同时，即责成湖广总督孙家淦：

“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

”[2]焚毁谢济世书未及两年，乾隆八年二月，清廷以时务策考选御史，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议及“内满而外汉”，被高宗以“怀私妄奏，依溺职例革职”[3]。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

由于地方官竟相逢迎，扰民累民甚重，于是民间流传假托大吏孙嘉淦名的奏稿，以指斥高宗师德。

当年八月，奏稿案发，高宗下令穷究。

结果，蔓延七八省，牵连各级官吏几至千人，直到十八年三月，先后将一应涉案人惩治，始告平息。

同年十一月，江西金谿生员刘震宇上《治平新策》，清高宗以文中多“悖逆”之语，遂滥施淫威，下令将刘氏处死，“其书板查明销毁”[4]。

从此，文字冤狱恶性蔓延，日趋加剧，终于演成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诗案。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内阁学士提督陕西、广西学政，后调取回京，罢官还乡。

中藻喜诗文，著有《坚磨生诗抄》。

乾隆十七年前后，《诗抄》为他人密报，送呈内廷。

高宗以其中多悖逆讪谤语，遂指派专人秘密调查。

历时数年，罪名罗织渐成，二十年三月，清廷下令逮捕胡中藻，押京质讯。

同时，将胡氏诗集四本交王大臣逐条严讯奏闻。

据清高宗称：

“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馀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

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

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

”至于胡氏罪名“鸱张狺吠”，高宗所指主要是：

“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

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

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在历数胡氏罪名之后，清高宗指出：

“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

夫谤乃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5]

同年四月，高宗滥施淫威，下令将胡中藻处斩。

牵连所及，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

其侄鄂昌，则以与胡中藻曾有唱和被赐死。

户部侍郎裘曰修，亦因之一度革职。

二、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的颁诏求书，之所以雷厉风行，不可敷衍，如果结合此时文字冤狱趋于加剧的背景来考察，“稽古右文”云云，无非冠冕堂皇之语。

隐藏在其后的寓禁于征之本意，则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

就在胡中藻诗狱的罗织过程中，清廷下令查抄胡氏住宅，高宗对胡氏藏有明末野史已引起警觉。

他曾就此颁谕军机大臣：

“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豫变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

”[6]无独有偶，两年之后，清廷查处河南告讦案，不惟生员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事败露，而且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还招供藏有《豫变纪略》等明末野史。

结果，段、彭二氏皆因之而被处死。

清高宗就此再颁诏谕，声称：

“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记，好事之徒荒诞不经之谈，无足深怪。

乃迄今食毛践土，百有馀年，海内搢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

此实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终于败露者，如段昌绪、彭家屏之败露，岂由搜求而得者乎！

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

”[7]从此，散在民间的明末野史及相关诗文，遂成为清廷所注意的重要隐患。

自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起，迄于三十二年五月，张照诗文案、阎大镛《俣俣集》案、沈德潜《国朝诗别裁》案、蔡显《闲闲录》案等文字狱接踵发生。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在处死蔡显之后，清高宗颁谕军机大臣：

“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

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未签各处，如称戴明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则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

”[8]

之后，齐周华诗文案、李绂诗文案迭起。

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毁钱谦益遗著《初学集》、《有学集》，终于揭开了禁毁图书逆流的序幕。

“《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

……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

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

”于是高宗大动干戈，命令各地督抚：

“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

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者，并著广为出示，明切晓谕，定限二年之内，俾令尽行缴出，毋使稍有存留。

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或有翻刻印售者。

俱著该督抚等，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

”[9]

在其后的两年限期中，清廷严饬江苏、广东地方当局查禁钱谦益著述，下令撤毁钱谦益为他人经史著述所撰“悖谬”序文，派员审查钦天监藏书，销毁占验书十八种，甚至议复朝鲜国王，将陈建《皇明通纪》、朱璘《明纪辑略》在该国禁毁。

正是以查禁图书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颁发了求书上谕。

由于各地督抚对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深有揣度，因而为不致招惹是非，遂对求书上谕迟迟未作反应。

同年十月，虽经高宗严词斥责，各地反应依然如故。

《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高宗最终撕下伪装，将禁书真意和盘托出。

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内外大臣：

“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馀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

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10]至此，清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遂告昭然于天下。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一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影响久远的大事。

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乾隆间学术发展的历史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集中地表现为对我国历代典籍的成功整理和总结。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典籍。

自《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以降，对现存典籍进行清理和编目，成为历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

唐宋间，又将其发展为大型类书的汇编。

这样一来，即使是迭经水火，天灾人祸，若干有价值的文献，亦可藉而幸存。

明初，《永乐大典》辑成，宋元秘籍，多录其中，类书编纂，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唐宋以来诸类书，虽于保存典籍功不可没，但为体例所限，每每内容割裂，首尾不具，难存古籍旧观。

于是完整地将历代典籍加以整理和总结，汇编为一部大型丛书，日渐成为发展古代学术文化应予解决的课题。

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终于在乾隆间把这个课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

《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类聚，部次群籍，把历代文献井然汇聚于一堂。

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将著录、存目诸书撮举大要，评论得失，兼及作者生平爵里介绍。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既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臣的著述，也为清中叶以后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四库全书》于佛、道两家典籍，意存轩轾，摒除殆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总结，从而使之成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个较好的认识对象。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

风气之开，虽清初诸儒已然发端，考据、校勘、辨伪、辑佚，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胡渭，到惠栋、卢文弨、顾广圻，一脉相承，代有传人。

但确立规模，蔚成风气，则无疑应自《四库全书》编纂始。

《四库全书》开馆后，将一时学术界俊杰网罗其中，辑佚书于《永乐大典》，理群籍于中秘内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啻治学风尚的一种无声的典型示范，其移风易俗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正如乾嘉史家章学诚在回忆周永年、邵晋涵二人当年的学行时所述：

“乙未（乾隆四十年——引者）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

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

二君者皆以博恰贯通，为时推许。

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

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乎移风俗矣。

”[11]邵晋涵故世，其生前友好洪亮吉为之撰《邵学士家传》，于《四库全书》编纂，尤其是邵晋涵、戴震诸人学行予一时学术风尚的影响，亦有详尽阐述。

“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馀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

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

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姓名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

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

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

”[12]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契机，考据学空前发皇，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二者极不协调地共存于同一时代，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

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图书编纂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

另一方面，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

因此，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

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

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

这样，在取得编篡《四库全书》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其结果，不仅使宋元以来的大量典籍毁于一旦，而且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

“功过参半”，以此四字来评判它，或许是大致不差的。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2]《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

[3]《清高宗实录》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壬辰。

[4]《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5]《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

[6]《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丁未。

[7]《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

[8]《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丁酉。

[9]《清高宗实录》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

[10]《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11]《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

[12]章学诚：

《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

[13]洪亮吉：

《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

作者：

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