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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靡不同之。

”这说明，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修史的传统，而所修史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记言的，一类是记事的，现存的先秦历史著作正是班固这一认识的来源。

例如《尚书》就是以记言为主，《春秋》则专主记事，继之而作的《国语》《战国策》亦以记言为主，而《左传》在继承《春秋》以记事为主的同时，又有更多的记言内容。

因此，从文体性质上看，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有很大的不同。

诸子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论”，它们以立意为宗，说理见长，重在表达思想主张与哲学观点，属于论说文；

而历史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记”是“叙”，它们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论，叙述历史发展的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识过去，预知未来，属于记叙文。

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先秦历史散文，我们认为，先秦历史散文，如《公羊传》、《谷粱传》《逸周书》《晏子春秋》《越绝书＞、《穆天子传》等等则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

因为《公羊传》、《谷梁传》重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

《逸周书＞相传为孔子删《书》而遗弃，《晏子春秋》只是借用“春秋”之名记遗闻佚事，《越绝书》、《穆天子传》等等则真伪难明。

因此，本文的论述主要是以《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为依据，并根据记叙文的基本特征来论述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最早作品，无疑是《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也是我国最早的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

虽然其中的《虞书》、《夏书》是后人根据传说的史料所追记，《商书》中的文章是否都产生于殷商时期，后人也表示怀疑，但《周书》体现了周代散文的本来面貌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尚书》之前，我国散文虽然有甲骨ｂ辞、＜易》卦爻辞等散文资料，但是，它们都十分简短，有文无篇。

＜尚书》则不然，它不仅文已成篇，而且许多文章主题鲜〔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先秦两汉散文发展与演变及其文学艺术特征”（２００７２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６—１８【作者简介】徐柏青，男。

湖北武汉人。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ｌｌ万方数据明，中心突出，有层次，有段落，行文起、承、行、合，结构较为严谨。

例如《无逸》就颇具代表性。

《无逸》所记是周公姬旦对周成王的训诫之言，中心内容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像先王那样勤于国事，要以荒淫亡国之君为鉴戒。

因而文章紧紧围绕“元逸”这个主题，用正反两方面的事理展开论证，观点十分鲜明。

从记述方式上看，文章以“周公日”标明层次，划分段落，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

“君子所，其无逸。

”接着两个自然段，紧承上文，总结历史教训，论证“元逸”的重要。

再接下来三个自然段，进一步展开文势，告诫成王勤劳政事的方法。

最后一自然段，总结全文，对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

“嗣王其监于兹！

”可以说《元逸》一文已大体上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其理性思维、记述方式，实为后代记言体历史散文的滥觞。

《尚书》的记言不仅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而且在记言之中还常常采用想象、夸张、形容、渲染、比喻、引证、铺陈、对比、押韵、炼句等文学手段和修辞手法…。

并且在记叙人物谈话时，能够尽量通过描摹，把人物的语气、情感、神态表现出来，给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如《盘庚》篇中写盘庚对臣民的训话，《周书》中写周公的训话，都是如此。

至于像《秦誓＞这样的晚期作品，在表达人物谈话的口吻、语气和心绪方面，则又有了明显进步。

《尚书》主要是记言，但是在记言的过程中也常常注入叙事的成分，而且有的文章叙事成分颇多，甚至以叙事为主。

这些文章总的特点，就是在记言中穿插叙事，在叙事中记言，叙事为记言服务，记言以事为纲，次序清楚，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成为记叙散文的先导。

这是《尚书》作为历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我国历史散文的又一重要贡献。

如《金滕》就可视为《尚书》中以叙事为主的代表作。

全文三个部分，首先写周武王病重之时，周公以身为质，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替武王死，史官将册书放进“金滕”加以收藏。

其次写“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中伤周公，并勾结殷商遗民发动叛乱，王朝政治形势危险；

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但成王仍然怀疑周公；

周公作《鸱鹗》诗以贻成王，“王亦未敢诮公”。

最后写天时示警，成王开启“金滕”得周公册书而翻然觉悟，“执书以泣”，并出郊亲迎周公。

文章紧紧围绕“金滕”叙事，交代了原因和结果，完整地记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可谓中心突出，条理清晰，与后来《左传》的传文几无二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由于主要是历史文献的汇集，因此其文章体式也就表现出多样性。

对《尚书》文章体式的分类，历史上曾有不同意见。

如《尚书序》将其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唐代孔颖达在其《尚书正义》中则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等十种。

如果进行粗线条的归类，我们认为，《尚书》文章的体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

１２一是“典”，主要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如《尧典》、《舜典》、《洪范》、《：

吕刑》、《周官》等都属于这～类。

二是“训诰”，主要是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间的谈话以及祈神的祷告，这类文章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如《皋陶谟》、《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金滕》、＜大等口ｏ。

这仅仅是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尚书》中文章体式的多样化。

不仅如此，在上面所引的篇目中，有的标题已明白地显示出文体的类别，如《尧命》、《同命》等等。

这就清楚地表明，《尚书》中文体的区别已经开始形成。

虽然就文章本身来说，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还不十分严格，但这种区别的显现对散文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圆。

＜春秋》的问世，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虽然叙述历史十分简略，仅有句而不成篇，但是，在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贡献却不可忽视。

《春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开创了历史著作的新篇章，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

我们知道，在《春秋》之前，能称之为历史著作和散文的只有《尚书》。

但是，《尚书》作为历史著作，却是历史资料的汇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以记言为主；

虽然在记言中亦有叙事的成分，但并没有确立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

《春秋》则不同，作为历史著作，它不仅是系统的，而且还成功地运秋序》），即以年、时、月、事为顺序记述历史的新方法。

正是这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实践，为后代历史著作的撰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不仅如此，《春秋》在运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记述历史的同时，也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

如“隐公元年”所记：

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贿。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这是《春秋》开篇记叙的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７２２年发生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大事。

一年的史事，就包括在这六十二个字里，记述的确十分简略，完全没有过程叙述，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的大纲。

但是，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说：

“这种大纲式的历史，却是带着最进步的姿态而出万方数据现的。

州３１因为尽管《春秋》记事十分简略，但是我们却发现其中有一些关于叙事散文最基本的要素。

如上文所引“三月，公及邾仪父盟子蔑”，记述虽然简单，但其中明确地交代了时间为“三月”，即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的三月，交代了地点“蔑”，交代了人物“公”（鲁隐公）和“邾仪父”，交代了事件和结果，即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这个地方成功结盟。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结果，这正是叙事散文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

这说明，尽管《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但是，它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记述方法，却不自觉地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范式。

正是由于有这一规范要求，所以，《春秋》记事一般都能标明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有何结果，简明扼要，严谨有序。

如“桓公二年”所记：

二年春，．．．ｘＴ－ｆｌ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来朝。

所记的每一段文字，几乎都标明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人物，具体事件，有的还有结果。

如“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一段文字，就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

桓公二年（前７１０），正月戊申这一天，在宋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叫做督的人，杀死了其君主与夷以及大夫孔父。

很明显，在这件事的记叙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基本要素都具备，当然就是没有说明原因，更没有写出过程，这是《春秋》作为叙事散文的缺陷。

尽管如此。

但其叙事中所具有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发生何事、有何结果等要素，却符合事物的发展和人们思维的逻辑，因而成为后代叙事散文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

《春秋》在确立叙事散文基本规范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叙事的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

最典型的例子如“僖公十六年”所记：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足月，六鹚退飞过徐而察之则退飞。

”【４’也就是说“陨石”句所记，乃是根据闯见的先后而记之；

而“六薅”句所记，则是根据望见的远近而记之。

虽然仅有二十余字，但叙事规范，错落有致，严谨有序，为后世学者所特别推崇四。

‘春秋》之后的另一部重要的史家著作是《国语》Ｊ。

可以说，在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过程中，（国语》上承《尚书》和《春秋＞。

下启＜左传＞和《战国策＞．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与《尚书＞相比，｛：

国语》虽然｛乜是以记言为主，但它所记之言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

如《周语》所记：

周穆王将征犬戎，于是就有了祭公谋父的进谏之语；

周厉曼杀人弭谤，所以就有了邵公的说辞；

周厉王说荣夷公，因而就有芮良夫的议论；

周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所以就有了虢文公的进谏：

又由于西周三川皆震，因而就有了伯阳父的议论．等等，《周语＞三卷共３３篇大多如此。

这些文章，不仅交待了人物言论的背景，而且人物的言论较之＜尚书＞大多说理更细密，论证更充分。

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首先提出“先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并以后稷、不密、武王等先王的事迹进一步说明“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紧接着列举“先王之制”迸一步说明“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的重要意义。

最后说明犬戎循先王之旧德，奉其常职，并无不宾服的行为。

显然比＜尚书＞记言之文有更大进步。

不仅《周语＞如此，《鲁语＞‘齐语＞《晋论国之宝＞一文，不仅立论精警，论述充分，而且前后照应，章法错落有致，结构显得井然严密。

由于＜国语＞所记之言大多针对具体事件，所以它在记言中还常常交待出事情的结果。

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的结果是：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的结果是：

“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的结果是：

“王不听。

三十九年，战予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的结果是：

“是岁也，三川竭，歧山崩。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最为典型的篇章则是《邵公谏厉王弭谤》，不仅交待出事情的结果，而且还以故事情节穿插其间，有叙有议，章法严谨：

厉王虐，国人谤王。

鄙公告日：

。

民不堪命矣。

”王王喜，告邵公日：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日：

“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

财用于是乎出；

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１３，万方数据善败于是乎兴。

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王不听。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文章主要是记言。

首先交代邵公言论的背景，即厉王弭谤，然后记述邵公反弭谤的言论，最后交代弭谤的结果，前后之间互为因果，言为事发，事又为言验证，内在逻辑联系十分紧密。

其中“王怒”，“王喜”，“王弗听”三个短语，贝Ｉｊ使文章颇具故事意味。

作为历史散文，《国语》虽然主要记言，但从上述所引《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叙事成分同样很突出，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

与《尚书》相比，《国语》中的叙事篇章，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能够将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何事、原因、结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

这显然是对《春秋》叙事方法的继承，但又与《春秋》只是大事记要，完全不记事件发展过程不同，而是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

可以说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

如《晋语》前四卷所记骊姬乱晋至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这一部分，就颇有代表性。

特别是其中记骊姬欲杀太子申生而与优施密谋拉拢大臣里克，使之保持中立一节更为精彩：

苑？

何谓枯？

”优施日：

“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不可谓苑乎？

其母既兄，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

枯且有“曩而言戏乎？

抑有所闻之乎？

”日：

“然。

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

”里克日：

“吾秉君以杀太子。

吾不忍。

通复故交，吾不敢。

中立其免乎？

这一节文字，记叙周详，描写精细，尤其是优施起舞作歌以“来里克”的情节，生动有趣，戏剧色彩颇浓，体现出《国语》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

＜国语》叙事，不仅注重情节的安排，而且在情节构思中还常常糅合虚构与想象，如《晋语一＞记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夜半而泣”诬告太子申生，可以说就是想象的言所记故事虽然十分简单，但意趣横生，好似给一心“攀龙附风”者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耐人寻昧Ｊ。

这不仅是＜尚书》与《春秋》所无，而且《左传》也有所不及。

然而《国语》毕竟由八国史事汇编而成，非出一人之手，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文章风格并不统一。

如《周语》、《鲁语》《齐语》、《郑语》，颇重文辞，体制宏博；

《晋语》颇多记事之文，且不乏生动曲折的情节和幽默风趣的故事；

《楚语》、《吴语》文字流畅，亦较有气势；

《越语》问或有韵，富于音乐之美。

这或许与各个地方的文风不同有关‘７１。

《左传》的出现标志先秦历史散文达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峰，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记叙内容上看，《左传》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所居王畿以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从而反映出周王室及列国的兴衰成败，反映出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节气时令、婚丧嫁娶、制度礼仪、宗法、祭祀、禁忌，乃至于星象历数、日月蚀、各地山川形势、出产、风俗沿革等等也都有若干可靠而准确的记载；

从记叙艺术上看，《左传》不仅进一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而且也形成了规范的叙事性历史散文。

可以说，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不仅是一部记叙历史最详尽、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无可否认的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

”【３３作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左传》在先秦历史散文发展过程中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

如前所述，《尚书》以记言为主，虽有叙事的成分和篇章，但主要是在记言中穿插叙事，在叙事中记言，叙事为记言服务；

《春秋》虽然专于记事，但只记大事，且十分简略，完全没有过程的记叙；

《国语》较之《尚书》，虽然记事成分有很大的扩展，叙事的艺术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其记事毕竟还不够系统。

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前６２７）发生的秦晋觳山之战，虽然《尚书秦誓》有记载，但所记的仅仅是秦穆公“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败于彀、函而自变悔”的誓词，对战争过程则未作任何记述。

而《左传》不仅记有秦穆公的深深自责之言，主动承担战争失败责任的态度，而且更是详细地记叙了战争的全过程。

再如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相残的重大政治斗争，《春秋》记叙此次事件只用了“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而《左传》则详细地记叙了事件的发生、发展以至结局。

其首尾之完整，结构之严密，几乎无懈可击。

又如《国语》写晋灵公被杀，只叙梗概，而《左传》则讲述了全部故事。

《国语》记齐鲁长勺之战，仅仅是战前“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而对于战时之情则没有作任何记述。

而《左传》不万方数据仅记叙了曹刿请见于庄公，问庄公“何以战”，而且还记叙了战场上双方战斗的情状以及战后曹刿的论战，可谓精练．完整、细致、传神ＭＪ。

《左传》叙事，不仅善于完整地记叙历史事件全过程，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

有学者曾总结前人的评点，将《左传》的叙事方法归纳为：

正叙、原叙、夹叙等三十种一Ｊ。

前人的这些评点虽过于琐细，但其看法却十分精到。

在《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叙事方法常常被作者运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然而，在《左传》的叙事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

而这种高超的叙事艺术，又集中体现在记叙战争的传文中。

可以说，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左传》记叙战争具有首创意义。

全书所记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约四百馀次，特别是对于春秋时期的一些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宋楚泓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骰之战、晋楚郄之战、齐晋奉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齐晋平阴之战、吴楚柏举之战、齐鲁清之战等等，都记叙得十分出色‘引。

《左传》记叙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战争背景的叙述和揭示战争双方成败的原因。

因为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刀光剑影的搏斗，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战争的发生、发展乃至结局无不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的性质、民心的向背、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内部的政治环境、外部的外交活动以及战术的运用和战场上指挥员的修养等等，这一切也都与战争的成败有关。

因此，《左传》叙述战争的有关背景常常是泼墨如云，而写战争的场面往往惜墨如金。

其达到的效果则不是由作者来具体评说，而是让读者在更广阔的战争背景上去审视战争双方的得失，去分析成败的原因。

可以说，这是《左传》高超叙事艺术的重要体现。

如《左传》记叙晋楚城濮之战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晋楚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晋国打败楚国而奠定了霸主的地位。

《左传》记叙这次战争，就是通过对战争双方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背景的介绍，以及战争双方围绕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所展开的尖锐复杂斗争的客观叙述，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晋国取胜而楚国失败的必然性。

《左传》记叙战争，既注重记叙战争背景，同时也注重记叙战争过程，而对战争过程的记叙极富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生动，曲折有致。

如《左传》对秦晋觳之战的记叙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特点。

秦晋散之战，也是春秋前期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的进展是以秦国远征军的全军覆没三帅被俘宣告结束。

《左传》对这次战争的记叙，完全是以情节的发展来揭示战争的进程，而情节的发展，可谓曲折有致，精彩纷呈。

虽然，＜左传》是一部叙事性历史散文，但是它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记录了不少人物言论，特别是它所记录的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有了更大进步。

例如《左传》僖公置十年传文中所记郑大夫烛之武说奏穆公的一段辞令：

在这段言辞中，烛之武始终抓住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以秦晋两国的利害冲突为核心。

首述若亡郑只是对晋国有利，次言存郑则对秦国有益，继而陈说晋惠公忘恩负义的旧事，激起秦穆公对晋国的仇恨，最后说明晋国一旦强大必将“肆其西封”而侵犯秦国。

如此巧言善辩，委婉动听而切中要害的陈辞，不能不激起秦穆公心中阵戍之，乃还。

”像烛之武说秦穆公这样的辞令，在《左传＞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这些辞令．大多具有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９０等特点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精品。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演变至《战国策》，可以说是别开生面。

它不再是史官对帝王和执政大臣的谈话．训示的编纂，也不是史官对各国“善语”的忠实记录，而是谋臣策士对自己的活动和生活的写照；

它既没有“微言大义”，“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捷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Ｉ“，也不用历史编年，所有记叙都是围绕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而逞辞言事。

总之，《战国策＞在先秦历史散文中的面貌是全新的。

作为一部以全新面貌出现的历史散文，《战国策》与前代历史散文相比，虽然史料价值有所不及，但无论是叙事还是记言，其艺术水平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

从叙事的角度看，《战国策》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

如《秦策一＞所记卫鞅亡魏入泰，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日商君。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素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然划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痰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孝公人说惠王日：

“大臣太重者国危。

左右太亲者身危。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是商君反为主。

大王更为臣也。

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１５万方数据这段文章虽不长，却可视为商鞅小传。

其记叙方式显然与前代历史散文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是以记言或记事为主，丽是以记人为主，通过记叙人物的行事来达到记叙历史的目的。

文章不仅记叙了商鞅由魏入秦，拜为秦相，加封受赏，深受孝公倚重的人生经历，以及最后遭车裂之祸的人生悲剧，而且也记叙了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行政而取得的“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辉煌政绩。

不仅反映了商鞅的遭遇，也反映了秦国的历史。

文章要而不繁，有叙有议，脉络清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