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文明转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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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北面是新城区，两者之间隔着金角湾——那个在无数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故事中都提到过的，铁索横亘、万夫莫开，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至关重要的海港腹地的狭湾。
新老城区均处欧洲一侧，隔着在此处仅约一公里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是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
海峡与海湾将伊斯坦布尔分成三镇，大跨度吊桥将三镇连为一体，水面开阔，城市面容巍峨，吞吐天下，气势磅礴。
图为伊斯坦布尔老皇宫
站在伊斯坦布尔老皇宫的花园里，倚在君士坦丁堡残破的老城墙边，均可俯视脚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船舶繁忙，间或有大排水量的集装箱货船从海峡中驶过。
每逢此时，我都会惊觉俄罗斯的内陆国本质。
俄罗斯仅有的位于人口稠密之腹地的不冻港，却必须通过这样狭窄的一条海峡才能抵达外部世界；
当俄罗斯的舰船从海峡驶过时，仰望着伊斯坦布尔居高临下的老皇宫与气势逼人的多座大清真寺，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但是，我来朝圣这第四座“罗马”城的愿望却落空了。
罗马、维也纳、彼得堡这三个自称“罗马”的帝都我都参访过，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皆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确有帝都包举海内又一统六合的气魄。
绵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都自然也让我充满了期待。
但我兴致勃勃地期待能看到君士坦丁堡，却只看到了伊斯坦布尔，想象中的君士坦丁堡完全不见了。
在老皇宫里，我恰好碰到一位会说汉语的导游，当我询问她此处是否是拜占庭的皇宫所改建的，她自豪地告诉我，伊斯坦布尔城里，除了圣索菲亚教堂、附属的地下水宫以及残破的城墙之外，所有的重要建筑皆是突厥征服者建造的，包括这个老皇宫，它是突厥征服者毁掉了拜占庭皇宫之后，在原址上建造的。
此时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个称作托普卡帕宫的老皇宫，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功能设置上，看起来都有些奇怪，又有些似曾相识。
老皇宫与游牧政治学
作为皇宫而言，托普卡帕宫相当朴素。
进入朴素的大门，先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同样很朴素；
再向里走，穿过又一个朴素的大门，进入第二庭院。
在庭院的左厢是宫廷御膳房，十个圆顶房屋，连排成长长的一串达一百多米，进入内部一看，简陋的大铁锅，高大粗壮的烟囱，粗糙的内墙，整个场景让我想起在东北乡下常见的厨房，只是此处的规模大一些；
与这粗糙的厨房和炊具不相配的，是极度奢华的瓷器以及银器餐具。
第二庭院的右厢是帝国大议事厅，其规模与御膳房比起来小得可怜，一共只有三个圆顶房子，其中有一个还是资料库。
紧紧贴着大议事厅建有一座高塔称作正义塔，塔上有个小窗接在议事厅的墙壁上端，可以向下俯窥大厅中的活动。
帝国重臣们议事的时候，苏丹通常从正义塔小窗俯窥他们的活动，并不露面。
大议事厅内贴着墙壁摆了一圈低矮的坐榻，配合上圆顶所形成的穹庐，仿若仍然是坐在帐篷当中议事一样；
三面墙壁都有近乎通体的大窗，内部的活动充分地对外敞开，据一位导游说，这是为了体现帝国的民主氛围。
继续向皇宫深处走，进入第三庭院，即内宫，这是苏丹的私人空间。
著名的从巴尔干基督徒幼童训练出来的直属于苏丹的近卫军，就是在这个内宫里培养出来的。
继续向后走入第三庭院深处的后宫，看到了苏丹的寝宫、苏丹母亲的寝宫、各种妃嫔的寝宫等等。
其内部的装饰与大议事厅一样，是游牧部落的帐篷风格，每个寝宫的屋顶看上去都像是帐篷的穹庐，屋内的壁炉，全都做成了突厥武士头盔的形状，而屋内无所谓床或椅，所有的寝宫都是围绕着墙壁摆了一圈低矮的坐榻，以及地面上略垫起来一点，这就是床了。
这个气质很像沈阳故宫的“内草外儒”，然而，其“内草”特征淋漓尽致，“外儒”特征远不如沈阳故宫那么明显了。
图为托普卡帕宫
看罢托普卡帕宫，印证了我对早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逻辑的理解。
奥斯曼帝国是由游牧的突厥人建立的。
对于游牧帝国来说，帝国人口流动不居，导致其税收的成本远远大于税收的收益，中央财政难以为继；
相应地，庞大官僚体系以及直属中央的军队缺乏财政支持，便都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秩序亦难以建立。
因此，游牧帝国的组织形式通常是部落联盟的形式，众多小部落基于对一个大可汗的认可而追随于他，一同外出征战劫掠财物，大可汗通过掌控抢掠所得的分配权，来保障整个部落联盟的统一性。
只要这种对外劫掠与扩张能够持续，游牧帝国的统一性便有所保障。
此外，基于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整个大汗国具有高度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特征，军事贵族们共议并决策，并各自在自己的部落里落实；
官僚体系并不是帝国赖以运转的核心，所谓的帝国内政，其样式极其简单。
上述统治逻辑在托普卡帕宫的功能设置中便有所呈现。
统治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其帝国大议事厅却是如此简单，规模甚至比宫廷御膳房还要小上好几倍；
大议事厅的设计又有着一种开放式特征，符合贵族民主制的特征。
正因为这种简单的组织原则，易于将天生于游牧部落血脉当中的激情，转化为巨大的动员力与战斗力，才使得拜占庭帝国延续千年。
然而，拜占庭帝国长久的统治，使得它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的运作过程反而拖曳着帝国的脚步，以致“拜占庭式的阴谋”成了专有名词。
此外，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意味着独立于君主的贵族制度的消亡，国家的血气不再。
这个庞大的机器曾经遭遇过几次来自野蛮血性的挑战，一次是7世纪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一次是13世纪东征的十字军，最后一次是15世纪突厥人，这一次让它永久地结束了。
对于奥斯曼的君主来说，军事贵族民主制使得他可以依凭简单的组织原则便形成动员力，但是这是把双刃剑，军事贵族民主制也会对君主的意志构成一种现实的约束，为了让自己的意志得以施展，他还需要建立起直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这个军事力量是由经过训练的从巴尔干征来的基督徒幼童组成的。
这些幼童在十岁左右便被苏丹征来，作为直属于苏丹个人的奴隶，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良好的军事和文学教育，成年后成为直属于苏丹的近卫军成员，能力优异者也有机会成为帝国的高官，有大量的中央高官以及外放的帕夏（省长）是这种出身。
托普卡帕宫的功能设置表明，这些幼童的培养不是放在宫外的一个专门机构中完成——那将使得幼童的身份属性具有更多的公共性；
而是放在苏丹的内宫里面完成，这是那些作为重臣的帝国贵族难得涉足的地方，从而使得幼童的身份属性被彻底落实为直属苏丹个人的奴隶。
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与自己的血缘共同体、信仰共同体都脱离开了，成为无根之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仰仗于苏丹的喜怒，于是会成为苏丹最容易控制的群体。
以此，苏丹形成了帝国必须的中央集权与赖以形成战斗力的军事贵族民主制之间的均衡。
新皇宫与国际政治学
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这是它最后一次进军欧洲深腹地，此后曾经雄极天下的奥斯曼帝国走向了衰落。
伴随着衰落过程的，是帝国自救的努力，它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重振雄风，却越发力有不支。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建于19世纪中期，名为多尔玛巴切宫的新皇宫，正是对这个历史过程的隐喻。
它位于新城区，与老城区的托普卡帕宫隔着金角湾相望，恰好也配合了帝国气质的新旧更替。
图为多尔玛巴切宫
多尔玛巴切宫从大门开始就不同于托普卡帕宫。
几根罗马柱撑起一个高大的拱门，进到门里，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在风格上仿凡尔赛花园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是巴洛克风格的高大宫殿。
皇宫内部极尽奢华之能事，整体的设计风格以及所有的装饰，看上去完全就是个欧洲的宫殿，托普卡帕宫的那种简洁朴素的风格，以及呈现草原气质的设计与布局全都不见了。
豪华的水晶灯、象牙、黄金制品让人目不暇给，大量的楼梯栏杆都是用水晶制成的。
皇宫里面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灯，重达4。
5吨。
皇宫的右翼是用于国家事务的区域。
导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这个房间是供外国使节休息的；
那个房间是供外国使节等候觐见的；
下一个房间是接见外国使节所用；
再一个房间是供苏丹的国务秘书誊写公文用的，等等，整个右翼有近三分之二的区域是用于外交事务的。
皇宫的左翼则是后宫区域，里面的坐卧用品全都是奢华的欧式用品，唯一能够看到土耳其特征的，是后宫深处的一个土耳其浴室，整个浴室墙壁由光洁的汉白玉镶嵌而成，又雕出了极为繁复、颇有洛可可风格的花，浴室屋顶是巨大的水晶玻璃窗，浴室窗口正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里蒸着桑拿的同时可以看见对面的亚洲。
浴室的气质看上去也不那么土耳其了。
参观完两翼，导游神秘地告诉我们：
“现在要带大家来参观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了。
”我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后，突然进入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宫室。
导游带着一种有节制的骄傲，得意地对我们说：
“看看它的穹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宫廷穹顶。
这种穹顶结构是近代欧洲流行的建筑风格，在奥斯曼帝国修建这个穹顶的时候，巴黎的凡尔赛宫、维也纳的美泉宫、柏林的无忧宫都已经修好了，我们这是最后一个。
作为最后一个，当然就能够成为最大的一个——这是修建顺序赐给我们的礼物。
”
奥斯曼帝国修建的穹顶
“多尔玛巴切宫是哪年修建的呢？
”我追问道。
“1843~1853年修建的，但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没有马上启用，到1856年战争结束了才启用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
克里米亚战争初期，俄罗斯沿着黑海西岸已经南下到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地区，兵锋直逼伊斯坦布尔，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的反抗，土耳其无不惨败，这一刻的奥斯曼帝国几乎就遭灭顶之灾。
所幸英法两国无法接受俄罗斯控制土耳其海峡，从而主导整个东地中海的格局，出兵相助。
战争艰苦地打了三年，最终俄罗斯失败，依照缔结的《巴黎和约》，俄罗斯除了要放弃在战争初期攻占的奥斯曼帝国各处领土之外，还要承诺黑海中立化，黑海的水域和港口对各国商船开放，但禁止军舰通行，并禁止在沿岸建立军火工厂。
俄罗斯在西南方向未能改变其内陆国的军事现实；
而奥斯曼帝国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存活的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倘无大国间的对抗与均势，则帝国必将遭遇灭亡。
拿破仑战争之后，曾被法国占领的奥斯曼属地埃及，其帕夏阿里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内政上励精图治，一时间国力蒸蒸日上，并且摆脱了奥斯曼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挥兵北上。
1839年，奥斯曼帝国在与埃及的战争中遭受惨败，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于是开始了其最初的西化改革努力“坦齐马特”。
多尔玛巴切宫正是在坦齐马特展开之后开始修建的。
阿里的埃及一度建成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并对奥斯曼帝国构成巨大的威胁；
但最后在英法的干涉下，阿里的梦想终成一场空，改革也半途而废，埃及重新回到奥斯曼的宗主权之下。
阿里的命运已经证明了，对于这种后进国家而言，其存活的首要约束条件不在内政而在外交；
克里米亚战争再一次在奥斯曼帝国身上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多尔玛巴切宫的公务区域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部分被用于外交事务。
1853年新皇宫完工后苏丹并未入住，很可能此时他自己心里完全没底，帝国是否还保得住，倘若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就犯不着麻烦搬家了。
战争之后，帝国保住了，但帝国的命运却不再由其自主了；
现代技术的到来，使得古老帝国陷入了绝望的努力以及更加令人绝望的衰落。
当然，另一个没有跟上现代脚步的老大帝国俄国，也在西方的现代战争技术面前一败涂地，嗣后走上了痛苦的改革之路。
它还调整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一方面将对出海口的追求转向了太平洋方向，几年之后抢夺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获得了海参崴；
一方面在中亚大举扩张，最终与英国在中亚展开了著名的“大博弈”，将陆权与海权之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为了两大帝国形成缓冲，大博弈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中亚还人为塑造了一个国家——阿富汗的疆界。
中亚就此成为世界秩序的枢纽，“伊斯坦布尔”一词只剩下地貌特征，不再有更多的政治意涵。
而俄罗斯东进的努力，则威胁到了另一个古老帝国——大清。
19世纪后期几近被肢解的大清，也是仰仗大国之间在华的势力均衡才得保全，这正是通过“门户开放”得以实现。
进入20世纪，列强的均势开始出现失衡，曾经坚持“光荣孤立”的英国于1902年与日本缔结同盟以对抗俄国在满洲的势力，其缔约前言声明双方要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的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与全面和平。
张之洞痛心地说，“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
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而在日俄战争后，正是张之洞提出要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以便引入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对抗日本人，这位帝国重臣也意识到了帝国存活的首要约束条件不是内政而是外交。
大清与奥斯曼帝国同病相怜，晚清臣工与士人对于奥斯曼帝国与沙俄之战和关系相当关注，认为清土两国的命运彼此相关，土受压力，则清的压力缓解；
清受压力，则土的压力缓解。
1877年库伦办事大臣甚至观察着俄国的金融状况，判断其糟糕的通货膨胀与正在进行的俄土战争对俄国造成的财政压力有关，从而提出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一事不必匆忙；
吉林将军则极为注意俄土战争，认为这与东北边疆关系甚大。
这一系列时人的思考与格局，几令今人汗颜，奈何时局不济，老大帝国的转型步履维艰命运多舛。
这种对于内政与外交的约束关系的审慎理解，在革命话语中被一扫而空，再加上世界大战，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大国均势被彻底破坏，中国要独力面对日本与俄国的压力，终于将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拖至谷底。
视线再回到奥斯曼帝国，多尔玛巴切宫自豪地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宫廷穹顶，但这种自豪却让人看到帝国的夕阳。
它已经丧失了文化的自主性，没有当年那种朴拙而又执拗的自信，被迫开始了对于西方的模仿与追随。
帝国不再为世界制定规矩，而是追随他人的规矩，它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帝国了。
于是，在对于穹顶尺寸的比拼中，奥斯曼帝国胜利了，可是胜利便意味着失败。
在此之后，放弃了自我的帝国也就进入倒计时了，它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形体，只剩下飘荡不定的孤魂，无法说清究竟自己是谁；
此时再来看被安置在土耳其国家当中的伊斯坦布尔，可以说，这个城市太伟大了，伟大到不能做首都，也不屑于做首都。
伊斯坦布尔不再属于政治，而是属于文明，于是它了无力量；
它必须将自己安顿在一个政治的外壳之下，才有可能成就自身，才能包容来自世界各地、说着各种语言、拥有各种信仰的人群，才担得起《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
伊斯兰的现代转型与世界政治学
紧邻着托普卡帕老皇宫的，便是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教堂对面是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的外形仿圣索菲亚教堂，极为宏伟壮观。
走进内里参观，没有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常见的各种圣像、祭台等，只有常见的波斯花纹，铺满墙面、穹顶，巨大的礼拜毯则铺满整个清真寺的地面，除此之外，寺内别无长物。
再走入对面的已经改建为博物馆的圣索菲亚教堂，期待着看到一如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内看到过的教堂内部的繁复装饰，也一无所得。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后，这个最大的教堂马上被改为清真寺，原本驻跸于此的东正教大牧首仍然被允许作为牧首存在，但被迁至别的教堂。
而圣索菲亚大教堂内摆置的繁复圣像装饰等则被搬走，只留下空荡荡的大厅。
有趣的是，墙壁上的一些马赛克拼起来的圣像图并未被铲去，还有不少留存了下来。
在教堂内部支撑穹顶的几根巨大柱子上，挂着一些优美的阿拉伯书法构成的图案，写的是19世纪若干位苏丹的名号。
原圣索菲亚大教堂
清真寺里空荡荡的格局，符合拒绝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原则。
几大一神教都拒绝偶像崇拜，但是伊斯兰教把这个原则贯彻得很彻底，在天主教、东正教看来，只是一些用来象征神的慈爱等意涵的人物形象，也都属偶像，需要被从礼拜场所清除掉。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上除了一部分人在信奉基督教、犹太教之外，流行的更多的是各种类型的拜物教。
这些拜物教适合于分散的部落生态，但是由其所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却会仅仅囿于狭小的部落之中，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意识，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动员力。
穆罕默德横空出世后，通过天启将已经在半岛上有流传的一神教原则向前推衍，信徒的眼光迅即超越了狭隘的部落范畴，信仰共同体超越了血缘共同体，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员力因此得以成立。
通过打碎偶像，并清除各种怪力乱神，穆斯林的生活世界走向了世俗化，整个宇宙在穆斯林眼中开始呈现出统一秩序。
穆斯林要通过对于这统一的秩序的研究与思考以证明真主的伟大，于是有了中世纪伊斯兰帝国伟大的科学与文化发展。
然后，随着近代以来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一种背反开始浮现了。
世俗化之后，那些雕像、装饰、甚至是曾经是有着某种偶像崇拜特征的形象，都被人们做了新的解释，人们转而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它们。
而伊斯兰教并未接受这种新的视角，“形象”对它来说仍然是“偶像”，对于“形象--偶像”的禁忌一如既往。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中，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各种要素彼此紧紧嵌合在一起，当时的宗教观念及教区设置等则为这些嵌合的结构进行一种正当性的辩护，社会处在一种稳定而又停滞的状态之中。
整个世界到处都差不多是这样，欧洲尤甚。
欧洲就像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小箱子，每个小箱子内部都圆融自洽，小箱子彼此之间还可能有着一些更加复杂的权责关系相互嵌套着，绝大部分欧洲人也终生都在一个小箱子中，习惯于生活的稳定性。
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远洋贸易开始改变了这一切，经济的力量脱嵌于此前紧密嵌合的稳定而又停滞的总体结构，它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组织的逻辑，改变了军事活动的逻辑，也改变着政治的秩序，改造着人们的观念结构。
过去的小箱子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却还不知该如何建构，于是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随即出现了波兰尼所言的“脱嵌”。
在此之后，人们做了各种驯化“脱嵌的世界”的努力，在观念层面上，这些努力逐渐凝结为格劳秀斯及其后继者的国际法权学说，它将全球纳入具有普遍性的法权秩序当中；
以及亚当·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说，它为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以及以全球为单位的自由贸易进行了完美的辩护，并从中进一步提炼出伦理价值——自由经济将最终带来人类自由水准的普遍提升。
人类终于从观念层面上找到了驯化“脱嵌的世界”的办法，那就是，抛除当年的小箱子，展开大视野，以全球为单位，令“脱嵌的世界”获得“再入嵌”的基础。
上述驯化的过程超越于特定的小共同体观念之上，寻求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则基础，走向了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
实质正义（终极的实质正义必定是基于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则被还原到纯私人领域，而不在公共领域内加以追求，公共领域的世俗化已是大势所趋。
西方的这种驯化工作进行了数百年，其幸运之处是，驯化的节奏基本还能自主掌握。
西方在此过程中崛起并对外扩张，非西方地区被动地进入了“脱嵌”的过程。
对非西方而言，不幸的是，驯化“脱嵌”的节奏不由自己掌握了。
而西方的形式正义尽管具有普世性取向，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却又呈现出某种实质不正义，既包括由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因素而致在国际经贸过程当中的不公正因素，也包括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歧视性。
在此过程中，非西方产生各种强烈的反西方的怨恨情绪，这种情绪构成非西方地区精神凝聚力的来源之一。
这些凝聚力的出现提供了驯化“脱嵌”所需的某种阶段性条件，但这只是阶段性条件，它本身也必须被超越，否则非西方世界对自身的“脱嵌”的驯化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个自我背反的逻辑：
对西方的反抗，倘若不借助现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则必定会失败；
而一旦借助了这些力量，欲使其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下去，则非西方世界也会令自身进入“脱嵌”的境地，而这种“脱嵌”此时是不能依靠简单地回复到传统来解决的，也就是说，不能试图通过回到小箱子来克服“脱嵌”。
非西方世界对于这种“脱嵌”的驯化只能通过逐渐走上形式正义之路来完成，它与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形式正义会有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这表现为在新的全球政治及经济议程中、新的全球金融工程方案等之中，来实现相互塑造。
在此过程中，形式正义的世界秩序得以克服其实质不正义，而真正地形式化；
这也可以说是走向形式正义的实质化，形成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合题。
再来看伊斯兰教，它是对于世界的全面解释以及对于生活的全面指导，所有的一切都被嵌合在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当中，整合为通贯的实质正义，这使得它难以应对“脱嵌”的世界。
于是它对于西方世界的反抗，如果呈现为伊斯兰的政治方案的话，便注定无法成功。
所以，伊斯兰世界对现代世界的回应，必须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才有望成功。
这种迂回就是，它需要放弃自我统治，安于接受非伊斯兰的统治。
所谓非伊斯兰统治，虽然包括在那些非穆斯林国家生活的穆斯林所要接受的统治，同时更是指在穆斯林国家，其在政治层面所接受的统治也需要是纯世俗化的，是凯末尔式的——凯末尔虽然是个穆斯林，但他却是个非穆斯林统治者。
这些非穆斯林统治者为穆斯林提供基本的政治--法权秩序，将其秩序区域与其他区域在统一的国际法权秩序上联系起来。
这种非穆斯林统治需要有一种良善的意图与效果，此一良善效果的实现，则需要政治从社会层面全面收手，将社会还给伊斯兰。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正面临着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伊斯兰教有着丰富的关于分配正义的思考与传统，可以通过伊斯兰金融、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在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层面推动这样一种转型的完成。
而非穆斯林的统治所提供的政治--法权秩序，则作为穆斯林群体与世界相交往的界面，对外可以参与到全球政治与经济新议程中，对内则为伊斯兰的社会撑起一片自治的空间。
同时，如前所述，这种良善更需要通过国际治理秩序真正的形式化来实现。
真正的形式化是在非西方与西方的博弈过程当中逐渐磨合而成的，作为非西方的力量，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便是天然的盟友。
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在不断地互相型构，改造着世界秩序当中生产的政治，两方并因此共同主导物质秩序；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博弈，则是通过其非穆斯林统治而实现，其在政治层面成为中国与西方博弈的盟友，在社会层面则通过伊斯兰的分配政治而为世界呈现出人类生活之纯洁性的可能性。
于是，伊斯兰世界通过放弃自我统治，而赢得更多的东西。
它将在一个物欲横流喧嚣不已的世界里，向人们呈现出内在的平静的可能性；
在一个无所顾忌缺乏敬畏的世界里，向人们呈现出对于神的敬畏的可能性。
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这样一群仍然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时刻提醒着世人们要自我节制，提醒着人们意识到理性的渺小，提醒着人们不得僭夺神的位置。
伊斯兰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影响这个世界，也成就自己。
伊斯兰于是便成为启示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力量。
这不是对人类命运做一种实体性的——表达出神的意志——的启示；
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体系性的启示——人类必须作为体系的成员存在——从而启示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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