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启示录.docx

甲午战争启示录.docx

《甲午战争启示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甲午战争启示录.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甲午战争启示录

青年时报：

甲午战争启示录1894-2014

作者：

文章来源：

《青年时报》2014年7月22日第B01-B08版点击数：

 160更新时间：

2014年07月24日

甲午战争启示录1894-2014

深读工作室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倒拨回120年前……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为实现其侵占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不宣而战，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北洋舰队，“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舰上千余官兵英勇还击壮烈殉国。

清政府被迫与日本在8月1日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2014年，时间过去了两个甲子，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

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

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

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之前30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

中国走向何处？

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在20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

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历史之鉴，前事之师，120年后，今人再度回首甲午，又能从中得出怎样的启示？

且听我们一一道来。

一个很好又很坏的时代

深读工作室整理

甲午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时局？

一个国家在大战前，它的经济、国力、阶层、人心如何？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并随时准备捍卫它吗？

经济已趋现代模式

1894年。

这一年，离打开国门的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太平天国的内乱也已过去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大清国维持了相对安宁。

除了西北的回民暴动外，再无大的叛乱，而回民暴动也被左宗棠平息了；对外的中法战争，就战争本身而言，中国并没有失败，对中亚势力入侵新疆的反击也取得了胜利。

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的同治、光绪两朝，经济得到恢复，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

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开滦煤矿的成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还有了一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

帝国，似乎有了中兴气象，传统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同光中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更具有代表意义。

经济学中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指标，划分出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传统经济周期表现为GDP绝对值的增减，而现代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所谓经济衰退之时，GDP还是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变慢了。

而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划分一个经济实体是否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标志。

中国的这个标志，定格在甲午之前的1887年，而不是社会史的1840年。

根据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晚清国民经济宏观数据的统计，这一年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2亿两白银，4亿国民人均8两。

从1887年到1914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现代型经济周期，其间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却都是保持增长的，终于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周期。

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相比今天是低值，但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宰相合肥天下瘦”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祥和。

只有揭开它的表象，才能发现另外一面。

就在1887年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年份，经济史学家同样做了一个统计，那32亿两白银的GDP中，21%在富有阶层的口袋里，而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2%。

这个群体人均年收入近90两，而98%的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年收入只有6.8两，前者是后者的13.2倍。

这似乎才是那个“同光中兴”的实质。

而从收入来源看，这2%的富有阶层的6.71亿两收入中，官俸和其他职务收入就有2.07亿两，地租和房租3.6亿两，商业利润1.13亿两。

权力攫取着利益，即使是商业利润，也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往往沦为官僚敛财的工具，所谓“宰相合肥天下瘦”而已。

因此，史家就有观点认为，“同光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自我吹捧。

大清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时期。

或许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里面的定义最为合适：

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丁戊奇荒:

撕破“中兴”的面纱

在1894年之前，“同光中兴”的1875—1878年，中国华北发生了一场范围广大的持续灾荒，因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称之为“丁戊奇荒”。

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共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比饥荒更能撕破“中兴”面纱的，是大清国政府在赈灾中的表现。

“丁戊奇荒”发生时，大清国“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

而赈灾的主体主要是两类人：

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

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

大清国政府还带着几千年来的灾异思想来看待这场灾荒，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祈祷。

光绪皇帝多次前往祈雨，还命王爷、贝勒前往关帝庙、城隍庙拈香行礼。

当祈祷不起作用时，光绪帝不得已甚至又祭出了古老的“罪己诏”的大旗。

然而，中国士绅和官僚又将赈灾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

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

清廷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结果是，在政府和士绅的鼓动下，河南的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传教士逗留。

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甚至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境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

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

但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而转移矛盾的反映。

或许李鸿章的幕僚兼女婿张佩纶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那个时代：

相比于祖宗昌盛时代，现在人才不如，财力不如，民风淳朴也不如，人心离散，怎样去培养国脉？

来源

芮玛丽《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李文梅《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文史参考》第7期

启示录

那时中国内外相对稳定，改革大有成效，很少有人会料到甲午的惨败。

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分享，反而为官商集团攫取。

一场大饥荒，反映了政府在拯救人民于灾难之中的无能为力，却用一种盲目排外的手腕来利用国民、转移矛盾，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的反映。

或许，比叶志超狂奔五百里、方伯谦挂白旗投降更为可怕的，正是这种人心离散、无法挽回。

战争双方的决策对比

深读工作室整理

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失败，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在战备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严重失误。

清政府错误的战备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应取什么方针对付外敌入侵，已成为紧迫的大事。

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指导思想。

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加紧“自强”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

这与奕早在1861年提出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并不矛盾，不过有所发展而已，因而为清廷所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清政府支持下，组建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

他的海防指导思想，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而当北洋舰队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粗具规模以后便转而主张“以守为防”，他不是把海军用于海上机动作战，争夺制海权，而是“与海口炮台相依辅”控扼渤海门户，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

这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李鸿章满足于北洋海防建设的初步成就，不争取继续发展。

于是皇族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建颐和园，他支持；户部决定北洋停购船械2年，他不据理力驳。

这样，北洋海军后来除增添“平远”舰外再未购进一艘新舰，也未更新设备。

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水陆相依”“以守为防”，即可御敌于海口之外，因此，只注意调集防海口和基地的部队，忽视了在后方组建和部署战略机动部队，以致日军从辽东、山东半岛登陆以后，清军的陆上作战便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状态。

后来在日军增兵朝鲜时，李鸿章竟将驻仁川的舰船撤回，从而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依的危境。

丰岛海战后，他又提出“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方针，致使日本舰队得寸进尺，窜入威海、旅顺之间进行骚扰。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内，最后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错误战备思想是，欲保护朝鲜，却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

清政府对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但既想保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又感到“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速，将坐视而势有不能”，没有在毗连朝鲜的地区派驻部队以及储存战备物资，以便一旦有警，立即派重兵入朝作战。

这一切都造成极大的被动。

日本1879年提交“攻占北京”方略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中国战力之调查评估已相当准确，决意开战。

日本对发动“征清”战争早有筹谋，参谋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策案》撰于甲午战争前七年，即是明证。

七年后，这个“策案”仍然对中国有效。

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将击败清国作为其长期国策，有两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面，乃是强调控制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

如日本对朝鲜的农业掠夺，乃是明治维新工业化之关键；第二层面，强调对清战争，乃是日本因应列强西来压力之必要。

对于此节，藤村道生有很精辟的论断：

“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

”（《日清战争》）

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

然而其最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

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

明治政府中此战最重要的指导者、外相陆奥宗光等政治家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

选择对华开战，正是实现这种国策必不可少的手段。

（陆奥宗光《蹇蹇录》）

与这些心理和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

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道：

“若清国失礼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