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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六艺论·
论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
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
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
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
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虞书》者,《舜典》也。
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注在《尧典》之末。
彼注云:
“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
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
声中律乃为和。
”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
“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
“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
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
《益稷》称舜云:
“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
”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
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
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
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谟》说皋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
《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
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
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
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
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
名为诗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
“诗之言承也。
”《春秋说题辞》云: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
诗之为言,志也。
”《诗纬·
含神务》云:
“诗者,持也。
”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
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夏承虞后,必有诗矣。
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
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
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
《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
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
党谓族亲。
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
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於此名也。
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
言后稷种百穀之时,众人皆厄於饥,此时乃得粒食。
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
《尧典》说舜命后稷云:
“帝曰: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
’”《皋谟》称禹曰:
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
是其文也。
唐之末,中叶公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公者,后稷之曾,当夏时为诸侯。
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
中叶,谓中世。
后稷至於大王,公居其中。
《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
《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明民,谓使衣服有章。
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
公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此《尚书·
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
“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
惟尔多方,罔堪顾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顾由视念也。
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
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
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
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
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
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
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
故《春官·
乐师职》云:
“及彻,帅学士而歌彻。
”玄谓彻者,歌《雍》也。
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
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
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
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
《仪礼·
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
关雎》、《覃》、《卷耳》、《召南·
鹊巢》、《采蘩》、《采蘋》”。
《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
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於此不言孔子。
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
《春官·
大师职》司农注云:
“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
‘是其《卫风》乎’。
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
《论语》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
”是司农之意亦与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
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
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
”此说非也。
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
《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
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
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
变风之作,齐、卫为先。
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
庄四年《公羊传》曰:
“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
”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
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
”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
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
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
《周本纪》云: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
《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
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
《卫世家》云:
“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是卫顷公当夷王时。
“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礼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
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正义曰:
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
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
恶者谁罚?
纪纲绝矣。
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
“五霸”之字,或作“五伯”。
成二年《左传》云:
“五伯之霸也。
”《中候》“霸免”,注云:
“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然则言伯者,长也,谓与诸侯为长也。
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
服虔云:
“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
”知者,《语》云:
“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矣,大、豕韦为商伯矣。
”《论语》云: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昭九年传云:
“文之伯也。
”是五者为霸之文也。
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代之霸齐桓、晋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
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僖元年《公羊传》云: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
”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
其后无复霸君,不能赏罚,是天下之纲纪绝矣。
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
《王制》云:
“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
”是方伯谓州牧也。
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於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
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贤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懿王时诗,《齐风》是也。
夷王时诗,《邶风》是也。
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
变风齐、邶为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举其终始也。
《史记·
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
”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
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
《乐纬·
动声仪》《诗纬·
含神务》《尚书·
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
此言“讫於灵”,则在鲁僖之后。
《艺论》云: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
”唯言“至於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
灵公非诗之首,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举鲁僖以为言也。
《艺论》云“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
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
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风·
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
《卫风·
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答逸云:
“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
”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
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
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
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於是止矣。
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
“弘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
“大祸如此”,谓如厉、幽、灵,恶加於民,被放弑也。
“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
互言之也。
用《诗》则吉,不用则凶。
“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
《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
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视成败於行事。
又疾时博士之说《诗》,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终始,讲於乡党无昭晳,於朝廷不焕炳,故将述其国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
太史《年表》自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自此已下,论作《谱》之意。
《本纪》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是“岁数不明”。
“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
又三年,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
”《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元年,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齐武公之十年,晋靖侯之十八年,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卫僖侯之十四年,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夷伯之二十四年,则于时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始”也。
又案《本纪》“十四年,厉王死於彘。
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
子幽王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
子平王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
”计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时,年岁分明,故云“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於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
《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避之,谓之为“赞”。
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
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
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
举一纲而万目,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则鲜,於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
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
著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
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
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
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
○正义曰:
《禹贡·
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属雍州也。
《绵》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阳,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之别名也。
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丰。
《周书》称王季宅程,《皇矣》说文王既伐密须,“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不出百里。
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
○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
《汉书·
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
皇甫谧云:
“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
本或作杜阳。
”案《志》扶风自别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
於《禹贡》注云“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则作“杜”者误也。
《皇矣》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是其处险阻也。
《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脩德建王业。
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
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
以帝乙,纣之父,准其年世,与王季同时。
《旱麓》说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
《尚书》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
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
《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
如《旱麓》传云:
“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
”《孔丛》云:
“羊容问於子思曰:
‘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
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
’子思曰:
‘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
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
’”皇甫谧亦云:
“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
”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
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
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
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优於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
《楚辞·
天问》曰: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王逸注云:
“伯谓文王也。
鞭以喻政。
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
”《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
所以不从毛说。
言“至纣,又命文王”者,既已继父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也。
知者,以《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汝坟序》云“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
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诗犹美江、汉、汝坟,明是江、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
若非受纣之命,其化无由及之,明纣命之矣。
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
其后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纣命也。
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
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
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
《禹贡》九州,夏时之制,於周则《夏官·
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是其事也。
《尔雅·
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
炎曰:
“此盖殷制。
《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
”然则此说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同,於《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
《地理志》云“殷因於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
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贡》唯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
据《禹贡》正经之文,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
《序》言化自北而南,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乃分岐邦。
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
“文王受命,作邑於丰”,《文王有声》之文也。
《地理志》云:
“京兆鄠县,丰水出其东南。
”皇甫谧云:
“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
”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於鲜原,从鲜原徙丰。
而谧云自程,非也。
丰在岐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於丰,而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
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
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
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事,已言周公曰。
《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
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
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
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
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也。
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贤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
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
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
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后。
於此言之者,明诗系二公之意也。
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
○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
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
“昔武王克商,而作颂曰:
‘载戢干戈,载櫜弓矢。
’”《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
《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
《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
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
文王犹为诸侯,王业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
武王遍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
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故独取其诗,付属之於大师之官,使分而国之,为二国之风。
以大师掌六诗之歌,达声乐之本,故知属之使分系也。
○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
文王将建王业,以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贤之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使二公杂而施之。
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圣人之化,或得贤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咏有等级。
大师晓达声乐,妙识本源,分别所感,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解大师分作二《南》之意也。
知有此理者,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
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作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
以周公圣人,故以圣人之风系之,以召公贤人,故以贤人之风系之。
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风义,一圣一贤,事尤相类,故系之二公。
既分系二公,以优劣为次,先圣后贤,故先周后召也。
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
且作诗之处,若不言“南”,无以见斯义也。
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国并皆云“南”,见所化之处,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
此诗既继二公,即二公为其诗主,若有美二公,则各从其国,《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
《周南》无美周公,或时不作,或录不得也。
乃弃其馀,谓此为风之正经。
武王遍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