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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这位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市场经理，同样因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车子被钩走。

　　张军和孙中界的不幸，使得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剧增以来，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一时，关于“钓鱼”行动非法、危及道德底线、危及政府公信力的声讨，再次风起云涌，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一年前奉贤的钩子被杀案。

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对类似事件表态。

而随着闵行和浦东两区交通部门对“放倒钩”的否认，这个世博倒计时中的城市，在钩子迷局中，正经受着一场关于整体文明形象的考验。

　　胃痛与天冷

　　“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

？

”此句出自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名句，目前已有私家车主将其贴在车上。

这是张军的内心之痛。

　　9月8日中午1点，张军驾车从闵行华宁路往剑川路行驶，在元江路口等待红灯时，路边一人上来敲车门。

这个30多岁的男人，表情痛苦，自称胃痛，打不到出租车，请求带他一段。

由于顺路，张军经不住哀求，就让他上了车。

　　男子坐上副驾驶位，手指像弹琴一样，在膝上东敲西敲，不见了痛苦的表情。

张军注意到他的手指，皮黑，关节粗壮。

他有点怀疑，男子是不是小偷。

　　车子开到北松公路右拐，至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过去一点，男子要车停下，往后倒。

急着上班的张军有点不耐烦，一想到他就要下车了，也就把车倒了下。

车子停下几秒钟，男子往外看，忽然转过头来，就拔钥匙。

这时，七八个人从皮件厂跑了出来，是交管部门的执法者，说张军非法营运。

　　与张军遭遇“胃痛”相比，一个多月后，18岁的小伙孙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10月14日晚上7点多，庞源建设机械工程公司司机孙中界，开着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闸航路从闵行区驶向浦东航头镇。

“到召泰路口时，一个男的冲到路中间拦车，我只好先停车。

”孙中界说。

“他说要去航头，等了一个小时也没公交车，也叫不到出租车，天很冷，问能不能捎他一段。

”三天前刚到上海的孙中界还没作答，对方就拉开车门坐上来。

　　孙中界听说过“钓鱼”抓黑车的事，还问了句：

“兄弟，你是不是‘钓鱼’的？

”对方没应答。

在车上，两人交流不多，对方问孙中界该给多少钱，“我7月才拿到的驾驶证，技术还不熟，只顾着开车，没回答他。

　　车子开到闸航公路288号附近，罗宾木业的广告牌下，男子让停下，“车停稳后，他左手把一张钱放在车前台面上，跟着侧身用拔车钥匙，左脚也伸过来死死踩住刹车。

”

　　紧接着一辆绿色商用车从金杯车右侧冲出，斜停在车前，车上下来六七个人，把孙中界从车里拽出来，刚掏出准备报警的手机也被抢走。

孙中界挣扎了两下，就被反剪双手押进了另一辆车。

该车沿闸航路向东开了几十米，拐入一条胡同，孙中界又被押上一辆埋伏在此的依维柯车，他发现车还上有另外一个也已经被钓的人，叫何亚雄。

　　在车上，几名自称执法者拿出写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处理通知书等，要孙中界签名。

孙看到有图章敲着“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拒绝签字，并继续要求报警。

但对方拒绝归还手机，禁止他下车。

“一直呆到快九点，我要小便，但他们说不签字就不让下车。

”孙中界说，当时没有人出示任何执法证明。

　　孙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孙中记讲述了事情经过。

“你傻啊，不知道现在好事难做么？

”孙中记只能这样训斥刚成年的小弟。

孙中界回到住处，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举菜刀砍向小指。

“我只能这样表清白了。

　　他们的维权之路

　　9月9日，张军的维权之路，是从向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开始的。

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5天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他被“强制性要求”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取回车。

当天下午，他无奈缴纳了1万元“罚款”，开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车。

　　在现实空间维权受挫以后，张军选择了网络。

9月10日晚上，他在“爱卡汽车网”发帖：

“善良的被骗”。

第二天，该帖经韩寒博客转载后，阅读量迅速超过了20万，上海媒介随即跟踪调查，舆论大哗。

　　9月23日，在媒介的帮助下，张军联系上了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这位“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曾七次提起公益诉讼，状告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并介入陕西华南虎案件和杨佳案。

　　郝劲松接受了张军代理诉讼的请求。

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很多人都习惯了逆来顺受，当权利被侵犯，当法律被践踏时，他们保持沉默，而张军保持了清晰的痛感，并坚决抗争，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堂堂站立的纳税人。

　　9月28日，郝劲松来到上海，和张军一起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

10月9日，该案立案。

　　而孙中界的维权之路，从14日深夜开始的。

孙中记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赶回公司所在的闵行区鲁汇派出所，以汽车被抢为由报案，但被告知应该到事发地浦东新区报案，但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告诉他，那边也是执法部门，直接过去交罚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孙家兄弟来到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看问讯笔录后，孙中记认为对方在有意引导孙中界承认开黑车，拒绝签字。

　　10月19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执法大队，意外遇到了十余位车主，其中丁德真、吴大鹏等人在几个月前被扣车，已交过罚款，但都坚持认为自己是被“钓鱼”，他们看到孙中界的新闻，自发赶来，希望也能讨个说法。

而车主高席宾、张兰平等人则在最近被抓。

　　所有人都一脸愤怒，承包污水处理工程的浙江人邹长根喊着“土匪”跳下出租车，他甚至带来了十几名工人以壮声势。

10月14日晚，邹长根开着一部江陵越野车在闸航路被钩，“他没掏出钱，外面人就围上了，我车上还坐着三个工人，装着生产工具，怎么可能是黑车，我的工人还被打伤了。

　　与浦东受害者彼此取暖相比。

张军的遭遇被媒介披露后，也先后有10几位受害者找上门，这些人中，有被倒钩时老伴胃癌手术，车还是抢走者；

有被暴打，两审败诉者；

有被倒钩后丢工作，夫妻不和的……他们的遭遇，让张军心酸。

　　钩子之说的罗生门

　　10月19日，在孙中界在执法部门做笔录时，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接受采访时表示，执法大队不可能雇人当“钩子”。

此前，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伟忠把当晚的执法行为，解释为具有即时性特点，基本有车子行驶至检查点，执法人员就上前予以询问。

　　而在一些司机看来，该说法并不能服众。

做石材生意的江苏人丁德真2009年3月18日被抓车，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视听资料”被作为非法运营的证据，但丁德真咬定绝没和搭车人谈钱，并要求执法大队出具证据。

但至今还没看到证据。

而“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出现，也使司机们断定自己是被“钓”到的，“哪有热心市民搭车还带录音笔的？

　　而在一些市民看来，张军、孙中界事件中，现场设伏地点之专业，抓捕配合之熟练，均非即时性执法所能解释。

　　在张军事件中，据记者现场调查，事发地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处，以及马路对面，北松公路1501号上海华银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有关部门经常抓车处，钩车时，执法车多藏在它们的院子里。

　　在孙中界事件中，事发时，有车从罗宾桥上冲过来，而在闸航公路以东几十米远的一条胡同里，同样埋伏着执法部门的另一辆车，堵住孙车前往航头镇的去路。

　　而何亚雄的经历似乎也能说明玄妙，何亚雄当晚开车，行至先新路召泰路路口时，被一名年轻男子拦下，“他说要到航头，那边老板有急事。

”何亚雄于是带上了他。

车拐上闸航路向东行驶至同一地点时，搭车人说到了，何亚雄减速靠边，此时一辆车从罗宾大桥驶来，车上突然冲下七、八个人....。

.

　　据事后何亚雄与孙中界对证，两人被钩的时间相差半小时，遇到的钩子，都是“20多岁，短发向上翘，背着个黑包”，他们怀疑这是同一人。

　　而据航头镇多名司机介绍，孙、何被钩处，为执法部门多次设伏抓车处。

今年7月21日，航头镇海桥村的桃农唐茂福从鲁汇镇送桃回来时，开到离“南汇人民欢迎你”招牌不远处，看到一个带着数个工具箱的人恳请搭车，那人一上车，就掏出手机，按了几下，没说话。

车子开了不到三分钟，经过罗宾木业的广告牌时，前面的小胡同里，开出一辆金杯面包....。

.开了30多年车的他，第一次因为好心撞上了钩子，老婆哭了几天，家里5000斤桃子，因为没车运输而烂掉。

　　4038的15次

　　附近居民、司机反映，执法部门一再否认的钩车现象，在上海一些郊区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航头镇，一般黑车司机都被钩过，海桥村人施培成以15次被钩记录，成为名人。

他的QQ车号苏AM4038，其最末几个数字4038，甚至成为他的代号。

　　这个身患糖尿病而不便从事重活的农民，自2006年开黑车以来，欠债也达十几万。

2007年他被钩7次，其中一次，车子被关4个月，仅停车费就达6000多元。

每一次被钩，他几天睡不着，他认为被钩子盯上了，把不幸归结为“太老实”与“命不好”。

　　有时，在路上，他也怀疑乘客是钩子，但他知道逃不了，就老老实实就范。

他为数不多的反抗是，今年4月晚上，在航南公路上，他拉了3个人，途中他们让停车。

他不停，结果被人掐住喉咙，十分钟后，执法车辆就赶来了。

后来他喉咙痛了三天。

　　而在南汇，甚至行政执法人员也会被钩住。

南汇区土管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潘世恩，10日晚上7点，在南汇西乐路口红灯处，一个背书包的小伙子，请求带一程，直接上了车，问他什么话，也不大说。

车子从人民西路开出两三公里，到了“小二兆”，小伙子说到了。

车停了下来，后面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

潘世恩以为是查酒驾的，就跟着上了执法队的大车，在车上，他们把潘的行政执法证在手里拍拍：

“跟我们差不多嘛。

”潘世恩说：

“我本身也是执法的，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执法的。

　　黑龙江人吴大鹏，在附近菜场卖肉，2009年7月20日，他开着一面包车回家，被一名男子拦下，因为顺路，就带上了他，到横桥路目的地时，搭车者说要给钱，“我就说你下车给我买包烟吧，他扔了100块钱在车上，刚放下就从另一辆车上冲出一帮人，连拉带踹把我摁住了，搭车那小子还在旁边拿拳锤我。

　　拉扯中，吴大鹏的金项链丢了一截。

当时吴大鹏也想过请律师打官司，“联系到一个，律师费要6000元，也要折腾两个月，停车费一天就48元，还不如交罚款。

”十天后，他交了一万块罚金，把车开回，“没车做不了生意，损失更大，但这口气咽不下啊，我在执法大队门口守了两天，堵拦车那小子，当时就想弄死他，后来我媳妇怕出事，把我在家里关了几天。

　　至于钩子和执法部门的关系，《南都周刊》记者去年调查时，奉贤区一位前钩子头罗雄透露，是一种松散的关系。

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

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

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地段，再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前去踩点，再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

　　据罗雄透露：

钩子每钩一辆车，500元奖励中，大头归钩子头，出手的钩子可分两到三百。

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

钩子头则可年入十几万。

而执法部门，一辆车罚款1万元。

　　由于被扣车辆甚多，浦东新区甚至出现了帮人“捞车”的行当。

《南都周刊》记者联系到一名据被扣司机说可以帮忙“捞车”的人，对方在询问了记者的来意甚至籍贯后，表示自己和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某大队长“关系很好的”，但要看过罚单才能谈价钱。

　　郝劲松的特快专递

　　10月18日，远在北京的郝劲松将19封邮政特快专递，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下列信息公开：

　　从2007年至今，共查获“黑车”多少辆次？

罚没款金额多少？

上交财政的金额多少？

财政返还的金额有多少？

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每年下达的罚款指标是多少？

有多少位“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配合查“黑车”？

对其相应的奖励有多少人次？

奖励金额有多少？

“乘客”在接收奖励钱款后是否写有收条并签字？

　　郝劲松认为，“倒钩”是“栽赃式执法”的典型表现，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必然导致政府权威及其公信力的丧失，危及社会道德、诚实信用及公序良俗。

　　而面对着官方一再否认钩子的存在，以及过去若干类似诉讼的败诉，张军很是纳闷。

特别是，自10月中旬以后，张军感到上海一些报纸的风向开始变了，他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觉得，有人经过各种渠道调查他。

　　同样受到打击的还有孙家兄弟。

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

“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孙家兄弟闻讯后，“我们当然都很气愤，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现在希望全社会都能看到我们。

　　前一天，张军和记者谈话时，提起9月8日元江路口的监控录像。

“闵行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刘大队长在电视上说我招手拉客，如果调一下录像，就能证明我不是。

”那个路口，一幅大型世博广告让人印象深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0月20日，郝劲松通过电话查询，确认19封邮政特快专递，已寄到上海各区县交通部门。

按法律规定，各单位将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

上海市政府首度回应“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10月19日10:

04钱江晚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8条10月14日发生在上海浦东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连日来引起了各界关注和争议，昨天，上海市政府首度正式就此回应称，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上海市政府相关人士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司机为表清白自断小指

浦东交通执法大队否认“钓鱼”

事情发生在10月14日晚上7时30分左右。

据当事司机孙中界称，当时自己驾驶着公司的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衣着单薄声称天气太冷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浦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扣留。

回公司后遭遇指责，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断了左手的小指以示清白。

孙中界坚称，自己未同意男性乘客上车，也没有讨要车费，自己遭遇了“钓鱼”执法。

而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该司机当天晚上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并非“钓鱼”，但鉴于种种原因，这名人员的身份不便公开。

在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是“按章办事，没有违规”。

严良民还表示说，目前初步认定司机为嫌疑人，同时将进一步核查并确认事实，但按照以往案例，百分百可以认定孙先生驾驶黑车。

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复议。

传上海遍布上千“钓钩”

“钓鱼”执法背后存在利益链

巧合的是，这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钓鱼”执法的诉讼。

当事人江涛有着和孙中界所称相似的经历：

今年6月21日，他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

事后，他被以“用肢体语言与乘客商定价钱”为由，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

庭审当天，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布调解失败，择日宣判。

此外，还有一起相似的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案，将于近日开庭。

该诉讼案代理人、律师郝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雇佣诱饵假扮乘客，并且使用暴力侵犯了他的当事人人身自由权利，甚至进行搜身，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郝劲松甚至情绪激动地表示，“闵行交通执法大队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

而上海当地一位老司机则透露，“钓鱼”执法在上海其实很普遍，“因为真的黑车很难抓，所以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点款。

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

”更有传言称，“钓钩”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达成的是“双赢”的利益链：

在上海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

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

广州日报供稿

上海将问责钓鱼执法事件初步调查结论责任人2009年10月26日11:

08东方网

　　东方网10月26日消息：

上海市政府今天上午召开常务会议，听取浦东新区政府关于“10·

14”原南汇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采用不正当手段取证、闵行区政府关于因取证手段不正当而撤消“9·

8”城市交通执法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汇报，并听取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关于坚决依法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坚决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的工作视频：

上海市要求禁止交通行政执法不当取证

来源：

东方卫视《环球新闻站》

汇报。

　　按照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闵行区政府分别组织联合调查组和专门调查组对“10·

14”交通行政执法行为、“9·

8”交通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体现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

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和闵行区政府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鉴于10月20日公布的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的初步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市政府将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市政府明确，必须坚持“两个坚决”，即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交通营运市场的正常秩序；

坚决禁止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切实维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市政府决定，即日起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整顿交通营运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专项工作组，采取合法有效措施，加强对交通营运市场的监管，加大打击非法经营行为的力度，开展全市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大检查，杜绝不正当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

同时，增加公共交通服务供应，进一步满足市民不同出行需求，努力为广大市民创造安全、规范、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

慎海雄：

公开钓鱼式执法真相才能取信于民2009年10月26日06:

13大众网-齐鲁晚报

　　作者：

慎海雄

　　执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和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错误的态度。

　　随着调查深入，“倒钩”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

针对舆论广泛关注的查“黑车”过程中的“倒钩”争议事件，上海市组织了全面调查。

日前，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指出，要坚决取消不正当的执法方式，立即纠正这种执法错误；

一定要本着有错就改、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高度透明地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同时，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也对“孙中界事件”组织了调查，认为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10月20日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近年来，上海在查“黑车”实施“有奖举报”过程中，职业举报人（即所谓的“钩子”）是客观存在的。

一些“钩子”为拿奖励而采取不正当、不规范的取证手段；

有的区执法大队还与“钩头”签订了合同，一些“钩子”以“放钩取证”为业；

一些“钩子”队伍甚至趋于组织化，有的甚至形成了一个黑色“食物链”。

最近连续出现的查“黑车”执法争议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依法严肃查处“黑车”是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应尽之责，但是，执法过程中应体现以人为本，让社会公众感受法治、接受法治、进一步维护人民利益的过程，同样也是体现执政为民的过程，必须体现社会诚信、公平和正义。

　　以见不得人的“钓鱼”“倒钩”等非法手段执法，不仅损害了法律法规的公正威严和执法部门的声誉，还损害了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一个地方的社会诚信和社会良知。

以此类损招、黑招来执法，与依法治国理念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是查明真相、有错必纠，还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

是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还是我行我素、重蹈覆辙？

这对各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样是考验。

令人欣慰的是，“倒钩”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都作出了回应，使真相一步步大白于天下。

　　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两大执政理念。

依法治国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同样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一道新考题。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罔顾民意、有错不改，甚至错上加错的思维和做法必须坚决唾弃。

新华社10月25日“新华时评”

周建邦：

公权匪化的钓鱼执法是伤民的狼牙棒2009年10月25日07:

45中国青年报

周建邦

　　广州一男子新买面包车遭“钓鱼执法”。

当事人求情时，车管所工作人员说：

“你是不是傻啊，你这几天有没有看报纸啊，钓鱼你懂不懂？

”（10月24日《南方日报》）

　　连日来，上海“钓鱼执法”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遭无数人口诛笔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倒成了一个“榜样”，行政执法人员不但不以此自省，反而认为这是正常之举，不以为耻。

由此可见，“钓鱼执法”的严重程度是相当深的。

　　行政执法部门明知“钓鱼执法”为公众反感，却偏偏情有独钟，最直接的原因是其部门利益的驱动。

而换个角度来说，“钓鱼执法”折射出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公权匪化”倾向。

　　执政为民是公共权力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

公共权力一旦匪化，为了部门私利不惜将秉公执法的路子走歪，这不但会让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公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也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公权匪化的后果如此严重，但出于部门利益需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对以“罚”代“管”情有独钟，专门网罗一些“古惑仔”式的协管员，指使他们“捞票子”；

或是迷信暴力执法，对所谓的“以赖治赖”一往情深，网罗一些“泼皮”式的协管员，指使他们去“拔钉子”。

　　公权的匪化，意味着本该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成了伤民的“狼牙棒”，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公众利益，而养肥了一些“食利阶层”，养肥了一批“蛀虫”。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将无从谈起。

面对“狼牙棒”，普通百姓一般会选择隐忍退让。

可与此同时，官民间的矛盾会逐渐积累，其结果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权匪化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也与“执政为民”背道而驰。

从制度层面上对公权匪化进行根本治理，是推行依法治国、推进民主进程的必由之路。

否则，对公权匪化坐视不管，对伤民的“狼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