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500强企业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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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说过：
正因为小且贫穷，瑞士才获得了成功。
瑞士矿产资源匮乏，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地形也不适合农业生产。
瑞士国土没有通往海洋的直接通道，与濒海国家相比，瑞士处于劣势;
而那些国家在现代早期，利用这个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同时获得帝国主义势力从而攫取了殖民地财富。
相反，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运输通道使瑞士在连接南、北欧重要商业区域上处于战略性重要地位。
瑞士的语言、文化、政治和宗教派别一直都呈现一种多元化特征，这种异质性特征随着早期多种异族文化移民的到来而得到巩固。
过去许多移民作为政治难民迁居瑞士，利用了瑞士长期保留的中立政策优势。
瑞士现有人口的将近1/3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
瑞士的崛起从无既定目标：
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文化使命观念，没有瑞士意识形态，也没有强大政府强加的包罗万象的战略，这些使该政府逐渐演化成可以获得成功的国家准则。
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师事务所（位于瑞士巴塞尔）共同创始人雅克·
赫尔佐格认为，瑞士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归因于缺乏愿景：
“愿景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同时需要他人指点，这两者与瑞士的企业发展观念都不兼容。
瑞士企业家是怎么成功的？
瑞士企业家精神的建立和工业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政治结构和多元文化的土壤中兴旺起来的。
这些元素本身并不代表成功，然而在瑞士，这些元素以一种极有成效的方式发挥作用。
私人企业家：
最杰出的不是瑞士人
瑞士企业家中那些勇敢探索、寻求技术突破的典型不少，例如罗氏制药公司生产的安定、雀巢公司的速溶咖啡。
有些企业虽然生产的是旧产品，但却是以全新的、更好的形式出现，比如塞萨尔·
里茨开的酒店、瑞士微电子和制表公司的斯沃琪表。
还有些企业家冒险去寻找新货源或者新的销售渠道，比如，某些企业家只负责销售，而找他人代为生产，例如罗氏公司对基因科技的投资，还有雀巢对欧莱雅集团的投资。
不管用什么方式，长期以来瑞士商业活动中存在着一股集群性的、周期性的潮流，在诸多领域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瑞士繁荣的坚强组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最杰出的瑞士企业家并非地道的瑞士人。
布朗·
博韦里公司（知名电气工程集团）的布朗（而非“布劳恩”）是来自英国的查尔斯·
布朗;
斯沃琪公司的尼古拉·
海耶克是黎巴嫩裔;
安定的发明者、罗氏公司的救世主利奥·
施特恩巴赫是位波兰难民。
斯沃琪公司创始人尼古拉·
海耶克
这也不是说瑞士就符合每一个移民的胃口。
爱因斯坦、伊拉斯谟、列宁、卢梭、巴枯宁和托洛茨基也曾寄居瑞士，但他们的观念和才智并没有得到格外赏识。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
相当数量的瑞士企业家和商人是在国外获得成功的。
路易斯·
雪佛兰与人合资共建了雪佛兰汽车公司。
约瑟夫·
阿克曼在无政府支持和未举借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带领德意志银行度过了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
最具特性的知识力量和创业活力双向对流，已经也将继续对瑞士工业企业发挥巨大作用。
瑞士现有居民中1/3是移民，将近70万瑞士公民（占总人口的大约10%）旅居国外。
商业企业：
职业道德和水准都很高
瑞士人往往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水准。
此外，瑞士的教育体系也可圈可点，在搞好高等教育的同时注重发展传统的职业教育（学徒制）。
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在瑞士，教师待遇很高而且受人尊敬。
这一切促成了一个量大、受教育程度高而且稳定的中产阶层队伍的出现，这可能缓和了自由市场社会那种“赢者通吃”的势头。
瑞士企业间鲜有冲突，这有利于促进对劳动者的尊重。
生产力、可控力以及可信度的提高得益于企业间的良好关系，这使瑞士企业在国际市场有较高的竞争力，也对劳资双方的良好关系有利。
由于瑞士国内市场甚小，许多企业早期的国际化促使企业熟练地与外国劳工及文化打交道，尤其是避免了殖民式资源集合的陷阱。
努力学习外语，像客人一样谨慎行事，默默融入外国社会，都成了瑞士企业家和商人的长项。
这可能也在对外国企业的并购中帮了瑞士企业的忙。
瑞士企业曾经（现在也是）特别擅长将自己的企业文化输入并购过来的外资企业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企业本身所应具备的重要的竞争优势。
当然，瑞士并购的数量、种类和规模都是令人吃惊的。
阿迪亚（一家人力资源企业）前总裁伊夫·
帕泰诺说瑞士公司是首选的雇主，因为他们允许并购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可以在产品中反映本国的政治文化。
一家目标公司可能宁愿被中立的瑞士公司兼并，也不愿意屈从于美国、德国或者中国公司的并购。
低调的政府
瑞士企业表现出一定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然而政府部门则倾向于低调。
按人头计算，瑞士企业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是最接近的竞争者荷兰的两倍。
再者，瑞士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发动过战争。
瑞士政府的治理结构具备三个原则性特点：
较少管制（“少即是好”），联邦制度（行政管理和税收降到最低水平），以及尊重公民权利。
瑞士政府常常表现为最低限要求者，即政府提供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以及司法公平;
以此易彼，公民应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
瑞士私人银行家协会前主席格奥尔格·
克赖尔认为，瑞士人压根儿就不想受任何人统治。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瑞士的联邦制度。
瑞士各州享有高度自治权，比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还高。
在各州内部，各直辖市也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决策制定要征求最基层民众的意见。
公共开支的决定权在社区和州一级，税金的收取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
这就极大地分散了政府管理和赋税征收的压力。
瑞士人相信这种管理模式可以督促各级政府部门自我约束。
如果苏黎世征收了过多的赋税，商业贸易会转移到楚格州或者施维茨。
如果某处的规划部门不愿批准某家企业的建厂申请，那很可能别处的规划部门会批准它。
第三个因素是公民权利。
公民投票形式多样、频率惊人，涵盖各种议题。
这些投票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投票的目的不是什么极端结果，而是旨在确认大多数中立人士的力量。
例如，要求延长假期、缩短工时、降低退休年龄甚至减少税收的动议就被大家否决了。
有时候，有些改革建议也会获得通过，但前提是要经过三四轮投票，例如女性的投票权问题。
可以说这一过程去除了极端主义的危险，使挑战更具合法性，赋予渐进式改革一个美好愿景。
不可否认，这会降低政府的管理作用，但很多人会说这没什么不好的，尤其是对该地区商业发展所需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说。
这三个特点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
经济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
斯坦伯格指出，瑞士的政治制度“就像一个不倒翁，无论倒向哪一边都会恢复原有的平衡”。
尽管当今瑞士的中立政策没有100年前那么重要了，但它仍然对该国的发展起着稳固的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军事冲突为瑞士的商业和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给瑞士送来了大批被迫害的人才，尤其是胡格诺派和犹太教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瑞士“银行保密法”是为保护像胡格诺派和犹太人这样的避难者而制定的合法条款。
这些避难者带来了他们所有的财产，但常常会面临人身迫害和财产被没收的双重危险。
不久，有人就发现这种保密（和保护）措施可以有效地处理“敏感交易”，还可以对政府隐匿财产申报。
现在银行保密面临威胁，总之，这种保密对那些富人来说没那么重要了。
但是，对于隐私权的尊重可能对瑞士晋升为国际原材料交易中心一事产生了作用，同时也有益于瑞士作为那些富翁定居的首选地。
你正享受的服务，可能正来自瑞士企业
在瑞士庞大的工业基础和稳定的政治机构背后，有许多由来已久的力量持续发挥着作用。
但某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从移民资料可以看出，申请者从政治避难者变为力求更好职业发展的求职者。
商业关系的建立过程也发生了改变。
18世纪末19世纪初，商业关系主要涉及挖掘足智多谋的创业者、开发新产品及开拓新市场。
由于生产设备和制作成本的增加，资金的需求量随之增大，这就需要企业通过银行或非营利性股东对外融资。
企业的控制权从自雇经营者和劳动者向资本家转移。
继承人经常远离业务操作，舒舒服服地聚敛股息。
管理更多采用雇佣制，所有权变得更加隐秘。
企业的管理权在与企业关系疏远和日益短视的股东与受委托的同样短视的管理者之间转换。
当然，如果以一场演进来描述两个多世纪以来企业机构的不同形式，就过于简单化了。
突出的例子是，古老的结构形式还在不断出现：
罗氏创始家族的后裔仍然持有公司绝大部分股份，尽管仅占该公司总资产的大约10%，但他们的股权代代相传，他们本人只是不参与公司经营。
他们的资产估计高达135亿瑞士法郎，仅靠年度分红就可以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瑞士信贷集团的美籍主管布雷迪·
杜根2010年分得7100万瑞士法郎的红利，然而股东们（大部分为非瑞士籍）没有发现过去十多年他们的投资价值提高了。
诺华制药前总裁亚历克斯·
克劳尔曾说，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利润的分成是一种非常好的权益归属象征。
和其他国家一样，瑞士必须处理好不断膨胀的跨国公司规模和经营范围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考虑本国国民的实际需求。
公司数量与其所在的州数相比其比例相当惊人，这连企业的创建者也没有预料到。
虽然大企业很多，但瑞士经济的70%靠中小规模的企业支撑。
看到这里，你可能有种感觉：
刚享受完的服务，可能就是瑞士企业提供的。
而这不一定是幻觉。
锡克拜公司负责生产绝密且无法复制的墨水，全球大多数央行都用此种墨水填写银行票据;
有75%的可能性，你将要食用的意大利面条可能是位于乌茨维尔的布勒集团制造的机器生产的;
瑞士弗兰卡公司为麦当劳生产所有的厨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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