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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党成熟的标志;

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

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几大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做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出了新话;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历史一再证明:

与时俱进的党,必然是富于理论创新的党;

勇于创新的党,必然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党。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光芒,照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必将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

  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近代中国面临两大任务:

一个是国家的独立和解放;

一个是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

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成为从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从陈独秀到毛泽东这样一批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奋斗的目标。

但是,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是相当艰巨的。

它不但需要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特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南。

恩格斯说: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没有全民族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毛泽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历程中,他提出并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论,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成果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国理论,如关于先发展农业,经济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论断;

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

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

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等。

这些思想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实践中孕育并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改革开放(动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论、一国两制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论(姓“社”姓“资”)、防“左”反右论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构建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在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决策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引下,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跨越,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三、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切价值都体现为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

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文化界一直存在“古今中外”之纷争。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

从康梁改良派“要救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洋务运动,洪秀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武器都不可能救中国,先后宣布破产了。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出现了近代文化史上“百家争鸣”,各种新思潮澎湃激荡的时代。

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状态。

中国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洽,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成为主导中国亿万人理想、情操、人生价值的思想文化规范,并逐渐熔铸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

  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

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兴衰。

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上升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养分和思想资源,使之成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引领伟大事业、推进伟大工程、实现伟大复兴。

  四、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接受重构、会通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

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最高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上下求索、百年梦寻的革命理论之大成和精神归宿,是中西现代性文化合璧的结晶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

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开始了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是近代文化选择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淘汰其封建性糟粕,对传统文化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峰,对我国的“古今中外”文化之争进行科学的总结,先后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

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最终融入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营养融为一体。

这是中西文化融合重构的现代性成果,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创造,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它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封建古代文化解体和资产阶级文化式微的前提下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西方进步文明的曙光,标志着中国文化开始真正转型。

五、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马克思曾强调,他们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

马克思还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世界、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思想土壤。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以及古代某些思想方法进行了借鉴,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包含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语言风格的民族化几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其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如毛泽东在其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

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其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如毛泽东用“过河”、“弹钢琴”等譬喻来表述党的思想工作方法;

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明处理党内斗争的方针;

用“愚公移山”借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把调查研究拟人化为“十月怀胎”,而解决问题则是“一朝分娩”等;

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术语已把党的路线方针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其三,在语言风格上,毛泽东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毛泽东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

毛泽东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或引古喻今;

或夹叙夹议,寓情于理;

或比喻抒怀,充满革命豪情;

或辛辣幽默,刻画淋漓尽致。

而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俗表述,生动易懂,朗朗上口,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挥其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的巨大功效。

  六、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  

  启蒙,就是启发理智、廓清蒙昧之义,即启封建之蒙。

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人从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从封建**主义所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由启蒙精神开辟的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责任等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典范。

中国的思想启蒙充满了坎坷崎岖,救亡的急迫压倒了启蒙的呼号,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导。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西学东渐的潮流,开始了东西文明的交汇和碰撞,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新的“异端”,这就是当时以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内生的早期启蒙思想。

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相对沉寂,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维新派和革命派提出了“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的新民说和改制革命的奋斗目标,但是整个中国的思想面貌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是我国启蒙运动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他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轮子,因此中国人“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以进行国民性的改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自觉,但却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形式主义的缺点。

“山重水复疑无路”,马克思主义这个智慧之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人并普照中华大地的。

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描述的: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作为西方文明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结束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思想上的万马齐喑,也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黯然失色。

百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和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有一种屈辱感,陷入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不断挨打的尴尬境地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使中国人民真正开始了现代性的思想启蒙。

马克思主义在影响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生活巨变的基础上,也使中国人民的精神得到改造,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得以重振,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国民心理得以重构,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和文化水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真正思想革命。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表达,融进了西方优秀文化的现代性文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只有中国式的现代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正确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摸索、奋斗,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大成和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它使人们学会了自我认识和改造世界,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命运的工具,具体地历史地拯救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和策略,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权威、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毛泽东说,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

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

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超越的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

从早期启蒙思想的勃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这是中国近代矛盾发展的必然选择,集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革命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从进化思想到辩证思维、从直觉顿悟到实践第一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人民寻求革命道路的巨大勇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独特思路、开辟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气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视野、驾驭国际局势的战略思维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和启示是:

其一,理论结合实际,从改造中国的目的出发去寻找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它要发挥“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功能,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中,和民族的特点、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其二,现实联系未来,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石,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标,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实践及其新的发展。

其三,中国联系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体现全球视野和地域特色。

列宁曾经这样论述道: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

恰恰相反,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是对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域中思考中国道路、发展模式,使历史、现代和未来相统一。

其四,在对传统文化、“左”倾思想的批判反思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伴随着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对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模式化的突围;

邓小平理论也是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中逐渐孕育成熟,在“姓社姓资”的交锋和争论中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是硬道理、建立经济特区、防“左”反右、三步走、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航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品格——唯物性、实践性、辩证性、人道性、革命性、批判性、创新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富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循序渐进与重点突破、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全球化与民族化、发展与稳定、政治与经济、激进与渐进、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左”与右、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充分显示了辩证法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巨大威力。

  八、全球化视阈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制度文化意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是中国革命之父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者。

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属于全世界。

他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也推动了整个东方、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文明园地的精神花朵。

是一种普照全球的智慧之光。

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及影响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著作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流传,而且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全球,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都有人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学说中寻求具有启迪意义的东西。

它的深刻意义在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理论结晶。

它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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