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共识看新自由主义的危害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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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91.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03―0039―04
一、关于“华盛顿共识”
1989年拉美国家陷于债务危机，在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之时，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
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
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
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
”
“华盛顿共识”当然不能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但是，无论从理论渊源和思想意识上看，华盛顿共识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
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主张可以看出，它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
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
主张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全球自由化。
这些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如出一辙。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演进到今天最完备的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新自由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传人拉美，但传播范围当时仅限于智利。
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通过政变上台后，立即将一大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院校学成回国的经济学家安排在政府部门，并委以重任。
这些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经济学家通晓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理论才能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
因此，在他们的影响下，皮诺切特将军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八十年代下降了一半。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验场，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在改革后曾一度被西方国家称为该模式的“典型样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危机到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过去的所谓“样板”国家接连倒塌，整个90年代该地区经济危机不断，不少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动荡与混乱之中。
据美国学者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拉美经济年增长不到3％，还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6％平均增长率的一半，也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为减少贫困所必需的3.4％的最低增长率。
20世纪90年代拉美GDP的人均增长率不到1.5％，大多数拉美人2000年同1980年一样穷。
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严重后果
据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最富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是20％最穷的人的6倍。
80年代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据《福布斯》杂志1994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358名拥有亿万财富的巨富中，1987年拉美只有6人，而到1994年增加到42人，7年中增加了6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拉美8个主要国家中，仅占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收入要比占家庭总数40％以上的贫困家庭收入高出10倍。
巴西的情况尤为突出，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53％的财富。
1999年，10％最穷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1.3％，而10％最富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39.3％，后者是前者的近40倍。
到2002年时，更是上升到46.6倍。
高失业率是拉美贫困化状态严重的主要特征。
最近二十年来，拉美地区的失业率上升了10％以上。
巴西失业率从2000年的7.1％上升到了2003年的12.3％。
墨西哥福克斯政府曾承诺每年创造130万个就业机会，但实际数字仅为4.2万，而且实际上是由每年移民美国的几十万劳动人口留下的。
2．触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金融领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
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减少存款准备金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
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在拉美资本市场中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
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推行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导致金融投机猖獗。
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使大量外资银行涌入拉美地区；
放开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
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
金融和投资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但金融开放和大量外资进入的主要问题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使大量资本外流，导致了1995年的经济大萧条。
墨西哥的危机影响了外资对拉美地区的经济信心，结果阿根廷也受到连带影响，1995年阿根廷失业率上升到18.4％，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至4.6％。
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飙升。
3．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
但拉美国家在公共政策方面乏善可陈。
并非拉美政府不需要公共政策，而是长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他们丧失了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的经济基础。
在90年代中，阿根廷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原有的国有经济基本出卖。
由此，政府直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也表明，仅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而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甚至必要时缺乏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调控，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常常是束手无策的。
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外资进入，使阿根廷的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形同虚设，导致了国家调控手段缺乏、能力不足。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者卡洛斯维拉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社会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场统治一切”。
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失去了缓和社会紧张的作用。
4．使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资
1997年以前，拉美国家实行的私有化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导致本币高估，损害了出口和本土工业的发展，经常项目赤字剧增。
1994―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新兴市场投资大量受损，拉美资金流入骤降，股市下跌，货币遭受巨大贬值压力，汇市投机加剧，市场信心一落千丈。
各国被迫通过本币贬值或压低产品价格来调整实际汇率，债务负担因而加重，政府为此不得不紧缩开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任芭芭拉?
斯塔琳斯等人指出，改革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
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
外资与国内经济未能结成一体，其结果是贸易赤字扩大，越来越依靠外资。
一旦外资撤离，经济就陷入困境。
阿根廷20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领导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
三、对我们的启示
应该说，“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批判新自由主义说成是批判市场经济、反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批判的是把竞争极端化、把市场经济极端化的做法。
“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失败，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我国进行的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市场经济运行需要三个核心要点，即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华盛顿共识”虽然包含了一些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是它片面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甚至鼓吹私有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决不能成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关系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
如果我们完全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全盘接受作为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就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二，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
新自由主义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往往不顾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强调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改革进程又往往是极其激进的，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国家干预的经济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对这一改革带来的代价却讳莫如深。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到来的越早。
斯蒂格利茨曾明确指出，这个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
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病，因此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
在现实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
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即使人为地设定了一个平等的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要不了多久，优胜劣汰规律就将起作用而消灭自由竞争，逐渐形成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一国垄断甚至全球垄断。
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限制大多数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斗争在现代的演绎。
“华盛顿共识”强调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这完全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
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而认真地弱化国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没有在拉美国家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相反却促进了市场、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化。
实践证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众所周知，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
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拉美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制于发达国家。
因此，作为经济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树立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决不能屈服于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统治。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这一点已经逐渐被拉美国家和人民所认识。
我们绝不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开放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也不意味着对内资企业要实行“非国民待遇”。
相比之下，营造平等的法律，制度环境，会比短期的政策优惠更具有吸引力。
但无论是提供“超国民待遇”，还是营造法律，制度环境，都必须以保护本国利益为前提，否则开放就没有任何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说：
“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他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美国却要求全球的其他市场要开放。
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
”其实，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要实行海外市场利益最大化的不仅仅只有美国，日本不也是在一方面谴责美国人市场“盾牌”意识太强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
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以自我利益为前提的封闭系统，都要在力图打开别人的市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市场。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开放法则。
因此，我们不能对外资抱有太多的幻想。
我们必须学会在开放中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四，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并不在于它的十项清单的错误，这些项目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被认为是必需的。
尽管目前在拉美国家的实验失败了，但我们依然很难反驳这十项清单与市场经济的联系。
或许十项中的有些条目并不是必须的，但有一些条目，则是所有的市场化改革中都在努力达到的目标。
因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清单本身，而在于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实现这一过程。
“华盛顿共识”的错误就在于它单纯地认为不同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时所选择路径都是相同的。
“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忘记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有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离开了这些基础而设计的政策、建议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其实施的成效当然就与设计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改革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每个国家都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改革、发展的规律，任何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方案的做法都只可能适得其反。
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就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所以，对我国来说，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责任编辑：
郭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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