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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
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翻译了几分钟，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
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便强调了一句：
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科佩尔说：
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
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
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德语里，特性或身份认同（Identity）的发音和英语相似，我听懂了。
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有特性、身份、身份认同、同一性等不同译法。
但是，不管怎么译，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
某某到底是谁？
这个“谁”，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种种特征，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
德国人到底是谁？
他们认为自己是谁？
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
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
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
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
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听到这里，我明白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有什么关系了。
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
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
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
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
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
这个设计强调感性。
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
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
你认为“德国人是谁”？
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
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
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
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
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
”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
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
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
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
翻译考尔夫（Oliver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
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
我们是谁？
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
如何承担？
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二、身份之争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德国东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城中有易北河穿过，二三百年前的巴罗克风格建筑比比皆是，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国空军轰炸德累斯顿，两万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废墟。
纳粹政权立刻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盟军轰炸没有军事意义的无辜城市，屠杀妇女儿童。
东德建立后，大体沿用了这种口径，说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顿都举行纪念活动。
两德统一之后，新纳粹对2.13纪念活动特别热心，大轰炸6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欧洲各国的八九千名新纳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顿，在游行中呼喊口号，说2.13轰炸是一场大屠杀。
于是，在把盟军描绘为屠夫的同时，德国人也被描绘为受害者。
右派的游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
一些年轻人还设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纳粹游行，左派的阻拦引起了冲突。
“我反对把我们看成纯粹的受害者。
”安妮塔·
乌里希（AnnitaUrlich）女士说。
她发起了一个项目，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纳粹时期德累斯顿犹太人遭受的迫害。
她们把调查结果放到网站上，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
访问者可以听到当年受害者的叙述，还可以下载一幅标出迫害地点的地图。
2011年11月11日，在伯尔基金会德累斯顿办事处，我们见到安妮塔·
乌里希女士。
她的祖父母都是纳粹党员。
她说他们不愿谈那段历史，但她不能沉默。
她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
当时德累斯顿有62万人口，受害的犹太人，我们统计到的就有14000人。
很多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并不是那么无辜。
这些迫害与大轰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奥利弗·
莱茵哈特（OliverReinhard）先生是《红光：
德累斯顿与轰炸》一书的作者，在伯尔基金会办事处，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说，2.13大轰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
真相被神话掩盖了。
真相其实很简单，德累斯顿一直在后方，战线推进后，作为铁路运输中心，这里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
于是就有了大轰炸。
美军轰炸了火车站和油罐，英军轰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区。
正因为炸坏了火车站，最后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才没有发出，一批犹太人得以幸存。
他说，所谓德累斯顿在军事上不重要，这是神话。
在神话传说中，德累斯顿把自己夸张地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帮凶身份淡化了，甚至遗忘了。
我们这里没有进行过如何承担自身责任的讨论。
东德时期不讨论，他们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资本主义西德了。
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的单纯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纳粹进一步利用和宣扬。
莱茵哈特先生说，十年前，他在报社写历史专栏，写了一篇关于大轰炸采访文章，提到没有所谓的低空轰炸。
第二天，报社就遭到读者来信的“轰炸”。
他一头撞上了这个神话，从此开始还原真相的写作。
在上边的讲述中，我又听出了“我们是谁”的思路：
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神话传说，制造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
恢复历史真相，突显了迫害者和帮凶的身份。
德国人究竟是谁，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种定位，决定着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搞清楚。
深入一步说，如何预防害人及受害，还决定着德国人的未来身份和命运。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过去是迫害者，现在就要承担责任。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赔偿纳粹时期的强征劳工。
会长贡特·
沙特霍夫（Gü
nterSaathoff）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
“回忆不是中性的，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
吸取教训，承担责任，走向未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直属联邦议会，以51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找到并赔偿了166万劳工，包括两名中国劳工。
2007年，赔偿工作基本结束，但基金会依然存在，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类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们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领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们访问了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乌利克·
普珀（UlrikePoppe）。
这个委员会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获得赔偿，同时也支持各种形式的政治历史教育。
普珀女士说，按照联邦议会通过的专制问题处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
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获得退休金补贴。
二是职业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养老金可以按此职业发放。
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财产的人。
普珀说，除了处理赔偿事务之外，委员会还支持历史教育，包括活动、纪念建筑、出版物和展览等等。
她说，让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
当代德国人为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赔偿，这我们完全理解。
二战那代德国人还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国的债务德国还。
但是，当代纳税人，尤其是西德纳税人，他们没有迫害东德人，为什么要向东德的受害者支付赔偿？
朱学勤教授提出了我们的困惑。
普珀说：
“首先，西德人同意统一，统一是共同的目标。
其次，统一之后，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这也是共识。
在新的统一的德国之中，公民同意承担公民的义务，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养老金。
最后，对西德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东德的很多好东西。
除了在新德国担负的新义务之外，也获得了新权利。
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
这个逻辑从何而来？
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
“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
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
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
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
”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
《基本法》第一章：
基本权利
第一条：
人的尊严
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排在第二编。
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严”条款，表示这些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德国人进一步总结纳粹破坏宪法的教训，规定《基本法》的第一条不得修改，同时建立联邦宪法法院，专门纠正违宪行为。
联邦宪法法院设在远离首都的小城卡尔斯鲁厄，与政府和议会全方位保持距离，防止这些权力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
反过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旦遭受侵犯，就应该得到赔偿。
侵犯者则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历史上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保护人权的原则特别受到重视。
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
塞弗根（ChristophSchaefgen）介绍说，纳粹时期的很多犯罪属于执行元首指令，但这不是免责的借口。
免予追究的条件是：
必须有成文的法律依据。
进一步说，如果这个成文法太恶，明显超过的普世价值的认定，那么，执行此法也是犯罪。
两德统一后，在追究东德时期违法案件的问题上，一派主张大赦，一派主张追究。
塞弗根先生主张追究。
只有在受害者获得了补偿，迫害者付出了代价之后，双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国家才能巩固。
塞弗根先生的团队，重点追究与柏林墙有关的开枪杀人案件。
柏林墙修建后，大约有270人在越境时死亡。
30人因此被起诉，7个人被判刑。
按照东德法律，开枪是正确的。
两位当事人不服，上诉欧洲人权法院。
该法院裁决说：
杀害越境者的法律，不仅违反了普遍的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东德宪法认定的人权保护原则。
驳回上诉。
边防军总司令巴哈布继续向联合国上诉。
2003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定：
杀死人的行为，只有在本人面临死亡威胁时才能使用。
东德也签署并承认此项人权。
而且，在下令杀人时，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认定其违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则，在此也不适用。
两德统一后，总共追究了75000起违反东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执行监禁的580人。
出于和解的考虑，很多人获得缓刑。
我对德国人的思路越来越了解了。
德国人是谁？
从主流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公民，他们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核心教益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为重要，人权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他们在各个领域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反复强调这个原则。
普珀女士说，她们想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
这意味着提高人们保卫公民权利边界的敏感性。
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参观访问之初，伯尔基金会国内事务部的历史学家米歇尔·
斯图尼恩科（MichaelStognienko）向我们介绍，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
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
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
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
二，平反和赔偿；
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
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
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东德社会党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的米勒博士告诉我们一则笑话：
德国人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去杀全欧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来反思和处理历史。
2011年2月，在英国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德国夺得“最受欢迎国家”的桂冠。
四、公民活动与公民社会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1988年由德国女记者莱雅·
洛施（LeaRosh）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
耶克尔（EberhardJä
ckel）倡导，1999年议会通过，2005年建成。
纳粹在欧洲各国屠杀了50万辛提-罗姆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是吉普赛人或茨冈人），但这个事实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国会大厦附近的纪念碑仍在建设之中。
两个纪念碑，以及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都晚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的沙特霍夫会长说：
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对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事。
全国都卷入了运动，当时那一代，也试图掩饰。
等到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有了比较彻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
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对待纳粹？
因为要反思处理历史问题，就要克服社会精英的反对。
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和绿党在德国当政，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权利，谈论这些问题。
我听过五六位德国人说到父辈的沉默。
在家里，父辈对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闭口不谈。
参加过纳粹运动的父辈回避那段历史。
这种社会性态度，肯定不利于全面反省和检讨。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反清算周期律”：
一旦最高权力制造出冤假错案，谁也无法对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权力出面纠正。
于是，每个王朝，权力更替往往导致一轮平反和清算。
例如给岳飞平反。
这是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
德国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周期律。
中国的周期律，主要是绕开皇帝那样的权势人物。
德国的周期律，则要绕开强大的社会势力。
对待历史，一方面需要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难免出现妥协和让步。
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妥协和让步的机制。
一些公民发起的活动，好比局部进攻。
我们看到的那些纪念碑，好比进攻胜利的标志。
这些胜利逐步积累，最后成为公民社会的主流态度。
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
罗斯（RomaniRose）先生特别强调公民自身的力量。
他说：
纪念碑为什么建得这么晚？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群体。
我们不像犹太人，得到美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建立后，必须迅速承认对犹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可。
我们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认是一个德国的少数民族，得到了历史反思，也有了相应的待遇。
他说，德国战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七十年代才开始转向公民社会。
成为公民社会，是我们大家一起推动的。
宪法规定的民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规定就可以实现的。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会长沙特霍夫则强调了外界压力的作用。
他说，1989年之后，再一次掀起了关于纳粹受害者的讨论，讨论强制劳工是否应该赔偿的问题。
开始，德国说此事已经过去，不准备赔偿。
但是，全球都在索赔，向各大公司索赔，于是德国政府被迫回应。
他说，假如不面对过去，就不能脱离过去。
不认过去的账，过去就会一直跟随你。
作为国家，道德和舆论压力也会越来越高。
如果最后一个受害者都去世了才开始赔偿，舆论指责就更强了。
为什么成立基金会？
一方面，如果等待诉讼，在诉讼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经去世。
另一方面，诉讼确实可以成为压力，不承担，就可能有上百万起诉讼。
他说，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成立了我们这个基金会，一次性拨款51亿作为基金，并有相应的赔偿立法。
综合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国人愿意赶在历史债务无法偿还之前还债，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赖账的人。
公民自尊也是纪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促进会会长莱雅·
洛施提到她们的座右铭：
“我们的名誉要求我们，纪念欧洲受害犹太人，要有一个巨型的表达。
”这些无钱无权公民发起人，冒着风雨在街头收集签名，用饼干桶募捐。
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发起者之一迦库伯（Jakob）感叹道：
“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比较容易一些了。
”——作为一个不肯认错的共同体成员，他有丢脸之感。
其次，国际压力和诉讼之类的法律压力也很重要。
没有这些硬压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间推力未免单薄。
最后，最重要的是：
公民行动。
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主要是自己争来的。
没有公民行动的力量，仅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如此。
反过来，公民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为真正的公民社会。
这是各方面共同发展，共同成熟的过程。
大家共同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德国成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德国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
这样的公民说起话来，也透出一股参与历史创造的自信和自豪。
从各种基金会的活动宗旨看，德国社会也把支持公民的自发活动作为主要方向。
我们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主要资助民间对历史的反思。
公民有想法，到我们这里申请资助，我们主要资助出版和各种活动，但我们不主动提倡什么。
1998年成立之后，这个基金会资助了将近300本书的出版，例如，包含了两万张照片的和平革命图册，关于东德日常生活的图片展览。
议会下属的基金会，支持公民反思历史的活动，这就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
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
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答复说：
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
多数是犹太人，也有辛提-罗姆人和共产党人。
德国艺术家古特尔·
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
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
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
中小学生。
绊脚石运动。
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
“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五、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
在德累斯顿伯尔基金会办事处，我们听《红光：
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作者莱茵哈特介绍了他的神话清除工作，又听办事处的史蒂凡·
勋菲尔德（StefanSchö
nfelder）先生赞扬自己的儿子阻拦新纳粹的游行。
我不禁猜想，他们的做法在中国会有什么遭遇。
我问：
在中国，我们会追究历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会感到民族情绪的影响。
你们就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吗？
莱茵哈特说：
“我爱国，但我是宪法爱国主义者。
勋菲尔德先生回答得更干脆：
“我只爱人权。
勋菲尔德先生解释说，在德国，为民族和祖国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由于纳粹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含义，已经受到了清除。
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引起高度警觉和难以消除的负面含义。
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认同，高于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
辛提-罗姆人一千多年前从巴基斯坦辛提地区迁入欧洲。
作为德国的少数民族，罗斯先生也谈到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问题。
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们认同宪法。
宪法强调：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视。
我们认同媒体自由，认同民主价值观，我们愿意维护这种价值。
德语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我是德国人，也是辛提-罗姆人。
上述三个回答，历史内涵颇为丰富。
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详细讨论的。
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中，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由三个要素构成：
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
公民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等等，与这些权利相关的机构是法院。
政治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成员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
社会要素，指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关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在不同国家，这些权利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根据英国的经验，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
德国社会有不同的民族、阶级、党派和宗教信仰，在这些身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冲突。
但是，当代德国的公民身份压倒了其他身份，各种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获得一视同仁的尊重和保护。
德国社会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统合维系的。
如果民族身份或阶级身份压倒了公民身份，民族冲突或阶级冲突就有可能撕裂社会。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
不分国界的人权在世界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公民身份本来是国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组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本国人口。
但是，二战后，一些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在超国家的水平上抽象出来，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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