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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赋派役户籍制的发展、兴盛、衰亡与人口统计户籍制的独立·
（二）世袭身份户籍制与保甲治安户籍制·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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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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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户籍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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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状况·
（一）现行户籍制度实施的弊端·
（二）户籍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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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户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怪事·
四、户籍制度管理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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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二）人才流动的加速对户籍制度变革的要求·
（三）现有身份证制度发展完善·
五、目前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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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
（二）出现了新的不平等问题·
（三）城市资源的短缺问题首先在教育问题上突出反映·
（四）城镇化中的区位差异因素更加突出·
（五）农民到大中城市落户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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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户籍制度改革与其他相关改革不配套的矛盾·
六、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
（一）学习世界各国的户籍管理经验，取长补短·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户籍法律体系·
（三）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大力改革户口迁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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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断完善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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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我国古代户籍制度
（一）古代征赋派役户籍制的发展、兴盛、衰亡与人口统计户籍制的独立
历史上中国存在着四种基本户籍制度——征赋派役户籍制、世袭身份户籍制、人口统计户籍制和保甲治安户籍制。
各类户籍制度产生与存续时间互不相同，它们的目的、功能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一样。
就持续时间、实施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而言，均以征赋派役户籍制为最，其余三类户籍制度都可以视为对它的补充。
征赋派役户籍制以为国家丁税户调的征收和兵役赋役的征派提供可靠依据为目的，是王权直接役使与剥夺其直辖领地上劳动者的基本方式，所以它的产生直接与中央王权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在殷王武丁时期，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
到西周时，户籍制度已大体形成，其中千里王畿之内的习民数制度是周代户籍制度的重要内容。
相比于商，周王朝更以一个王权强大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周王室衰微的春秋时期，齐国首创严格的以定四民之居为目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被秦国接纳并更新，演变为秦国自己的“户籍相伍”制度，征赋派役仍然是秦国户籍制度的首要目的。
在两汉时期，口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和算赋（成年男女的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这些都决定了封建国家必须掌握各地民户与丁口的基本状况。
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
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这一制度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继承。
三国两晋时期，纸张的使用被推广到户籍制度中，使得户籍登记的内容大为增加，登记事项更为详尽。
此后，随着征税制度的发展，为征税服务的征赋派役户籍制度也日益发展。
经过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而至隋唐，确立了均田制的绝对统治地位。
隋代及唐前期，是中国征赋派役户籍制的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推行，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在保障国家财政与徭役来源方面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征赋派役户籍制从鼎盛向衰微的深渊走去。
到明洪武年间，封建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整理的结果被编制为鱼鳞图册，这是中国历史上地籍的正式独立。
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各司其职，相互验证，共同维持统治者的财政收入来源。
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
清康熙帝则把封建国家的征税对象由丁口向土地转移的历史大势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人丁与钱粮脱钩，丁税与户籍分离。
这意味着，持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征赋派役户籍制寿终正寝，而同时专门以统计户数人数为目的的人口统计户籍制正式自立。
（二）世袭身份户籍制与保甲治安户籍制
世袭身份户籍制以固定社会成员尤其是卑微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为目的，最初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身份户籍制达到极盛，隋唐时逐渐衰落，到两宋已趋于灭亡，但元朝初年又出现了一次大倒退，明朝时大为淡化，清朝雍正时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保甲治安户籍制以维护社会治安，代行基层政权，统一兵、警、民系统为目的，始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叁其国而伍其鄙”之制，此后，保甲户籍制销声匿迹，直到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又重新实行。
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不过功能发生变化。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征
1、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复杂多样，每类户籍制度都有其独特的目的、功能与运行轨迹。
这一点通过本章的前二个小节的论述可以很容易的得出，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线条化，相反，它是由四种不同功能的户籍制度糅合而成的立体网络，它们共同支撑起历代王朝对其所辖疆域人口管理的大厦。
2、古代每种户籍制度的运行都与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即王权国家紧密相连。
尽管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最终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任何违背经济基础的做法注定要失败，但它同时又与王权国家紧密相连，因为户籍制度本身就是王权国家进行统治的手段。
如户籍制度随着商代王权萌芽而萌芽，随着西周王权的强大而正式确立。
而西方社会一直到18世纪才在瑞典首次出现了对全国人口数量及状况的精确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的王权始终不如中国强大，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王权有限原则。
一般的小领主和普通百姓是不对国王承担义务的，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王室去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点校全国范围的土地与劳动者的数量。
3、古代户籍制度追求静态安定的社会形态，以禁锢人口迁徙自由为基本原则。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户口逃亡现象层出不穷，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古代户籍制度下的人民有迁徙自由。
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始终以禁锢迁徙自由为基本原则。
在征兵派役户籍制下，人户丁口是统治者最主要的赋税与兵役的来源，而这一来源的实现与否却有赖于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人户丁口与土地紧密结合，即将人丁固定在土地之上时，官府的征兵派役才有可靠的保障。
为此，历代王朝都建立起登记、检查与整顿户口、防止民户隐匿与逃亡的制度。
如两汉的“八月案比”、东晋的土断、北魏的三长、隋唐的貌阅、明清的保甲，都是用以保障征兵派役户籍制得以实行的手段。
4、古代户籍制为本已森严的等级制砌上了厚厚的保护墙，稳固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加重了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性。
等级观念、贵贱有别、尊卑有序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在西周时已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序列，那么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世袭身份户籍制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类户籍制下，人被严格的划分等级，统治者眼中的“贱民”是没有资格被列入国家编户之内的，他们承受更多的义务，权利却被严格限制，而且身份的世袭使得“贱民”的世代都要承受着比编户齐民重得多的压迫与剥削。
哪怕就是在编户齐民这一有限范围内，人与人的身份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尽管在法律上，编户无论贫富身份地位一律平等，所以才称之为“齐民”，也就是平民的意思。
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通过对国民的划分来确立等级体系的，所以在同一等级内他们也会进行划分与归类。
如东晋时的编户有黄籍与白籍之分，隋唐的齐民有良民与白丁之别，元朝将平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四等，明朝将百姓划为军户、民户、匠户与灶户四类，等等。
总之，户籍制度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砌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墙，进一步降低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
整个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处于顶端的统治者希望下层的百姓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接受出身带来的贫贱地位是不可更改的理念。
二、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建国前我国不存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的迁移基本是自由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废除国民党时期的户口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安机关的同时，设立户籍管理部门，并着手建立新型的户籍制度。
但建国初的头8年，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当时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这个时期居民的居住和迁徙是自由的，对居民迁出迁入只要办理相应手续，不作任何限制，而且这种自由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由于这段时期我国实行户口自由迁徙政策，公民迁移也就非常活跃。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颁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此后，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度日趋完善，并走上僵化。
1961年，公安部将农业户数和人数这一统计指标改为“非农业人口户数和人数”，这使“非农户口”和“非农人口”成为广泛使用的概念。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规定》确立的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原则主要为：
“从农村迁往城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格控制。
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
”从此提出了“农转非”问题，并在此后制定了若干项“农转非”的政策。
与此同时，公安部为贯彻上述规定，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达了“农转非”控制指标，即“每年批准从农村迁人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职工家庭人数。
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1．5‰”。
从而对“农转非”实行了政策与指标双重控制的管理体制，至此，以控制公民自由迁徙为基本特征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已臻完备。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并不断固化，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被人为地从《宪法》中取消。
全体公民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可逾越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城乡壁垒日益森严，耸立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墙”坚不可摧，二元社会结构也逐步形成。
（二）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阶段
1958年～1978年近20年间，新中国发布了一系列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等，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建立了以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为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间竖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户籍墙”。
1978年12月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我国户籍制度一直进行着调整与逐步改革，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二元化体制下的地域隔膜逐步淡化。
三、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状况
（一）现行户籍制度实施的弊端
1、户籍制度违背了平等的原则
二元户籍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弊端之一。
3、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率远远高于城市，而且由于教育制度在就学方面对户藉上的种种限制,使得农村人口在上学时不能到一些教学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使得农村人口素质相对来说比较低。
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在上学、就业上享受种种好处和福利，使得在缺少竞争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很容易就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利于其素质的提高。
4、、助长了两极分化
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
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
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
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度上加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5、妨害了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劳动力）由市场自行配置调节，旨在强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二元户籍制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很大。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和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户籍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
随着体制的转型,这些弊端日趋显露。
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剥夺了“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这一公民基本权利。
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首先,传统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使得我国这一最富足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其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严格限制非农业户口的增长,使得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劳动力配置结构不合理,人口城市化进展缓慢。
三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硬性地把城市和农村严格的隔裂开来,造成了城乡分割,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结构。
不仅如此,由于在传统的户籍制度下多种社会、福利待遇作为附加条件不合理的同户口登记、迁移挂钩,使户口失去了本来面目。
社会也被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形成了所谓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区别,农民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三）中国在户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怪现象
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缺陷，就造成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老百姓在面对这一系列不公平的制度时，为了最大的获取户籍差异带来的福利，出现了很多因为户口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比如：
拥有城市户口的年青人在选择配偶时，特别是男青年在选择妻子时，会选择城市户囗的女青为对象，因为这样夫妻双方都可以享受到因为城市户口带来的各项福利，比如：
城市户口的人在成年后国家均会为其安排一份正式工作，这样就解决了生存和养老的问题。
根据户籍制度的规定孩子户口的性质与母亲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女方是不是城市户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女方的户口性质直接影响到婚后的生活质量以及下一代日后的生活。
长期在这种制度影响下,使得城市户口的人不自觉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有很多人瞧不起“农村人”,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观念和风气，同时对“农村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另外城市户口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实惠使得农村户口的人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城市户口的人，在这种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之下出现了户口买卖的现象。
在90年代初期，为了变成城市户口享受国家的福利政策，一些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家庭会选择通过托关系走后门，然后缴纳15000至20000元不等的费用将自己子女的户藉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成为吃国家饭的城里人.
四、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的必然性
（一）市场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中国经济在三中全会后和邓小平主席的指引下有了蓬勃的发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各行各业丢掉了各种束缚，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快速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各种层次的劳动力来支撑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所执行的二元制户籍制度硬将人囗固化在农村和城市，不符合市场经济对劳动人群结构要求，长此以往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人才流动的加速对户籍制度变革的要求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才的需要方面，就要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自由的选择和淘汰人才，求职者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愿望选择想去的企业。
但是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使得企业想要的人进不来，不想留的人也出不去，严重的阻碍了市场经济中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也阻碍了人才自身能力的发挥
（三）现有身份证制度发展完善
随着IT行业、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在信息存储量、防伪性能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件信息的存储和证件查询采用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既可实现公安机关内部全国联网快速查询和识别身份，还具备了公安机关与各行政管理部门的网络互查功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息共享，可以有效提高政府部门依法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为群众提供各种服务。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防伪膜和多项印刷防伪技术，其防伪性能较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显著提高。
同时二代身份证的制证周期，从过去的90天减少到了现在的60天。
居民身份证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户口薄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为今后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目前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
我国在户籍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以及“蓝印户口”、“红本户口”、“绿本户口”、“咖啡户口”等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并存的混乱现象。
（二）出现了新的不平等问题
城镇居民随着住房、福利、医疗保险、劳动就业等体制改革，已丧失了原先享有的各种福利，农民则在宅基地审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享有着优于城市居民的利益。
由于土地转让中城区城郊农民可以获得颇为丰厚的收益，一些原来转成城镇居民的希望再转回农村户口，政府不得不严把“非转农”的关口。
按属地化管理之后，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
一、土地流转问题，农民可以保留承包土地的权益，带土进城，享有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二、撤村建居后的土地利益分配问题，原来“城中村”的土地已经盖店铺厂房出租，村民可以分红利。
取消“城中村”后，村民成为居民，仍要享用这项福利。
三、如何统一城乡计生政策的问题，过去的计生政策是按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不同身份制定的，农村人可生二胎，城市人只准生一胎。
计生管理上，城市管得严，农村管得松，城乡结合部往往是空白点。
户籍改革后，随之带来了农村与城市计生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得有新的措施出台。
（三）城市资源的短缺问题首先在教育问题上突出反映
子女的教育问题向来为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城镇所在地的学校,一般教育质量较高。
农民进城居住的主要因素,就是要让孩子受到比乡间更好的教育,这就必然要挤压城镇原居民的教育资源。
另外，还有高考地区分数差的问题，北京的高考录取分要比山东低100多分,曾发生青岛落榜生状告教育部的事情。
近年来,各地还出现了高考“候鸟现象”。
一些外省区学校以本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低为诱,招揽考生把户口转到录取分数低的地区,异地而考,造成人口虚假移动。
（四）城镇化中的区位差异因素更加突出
从改革的情况来看,进城对外地人有吸引力,本地人对进城的兴趣不大。
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小城镇、小城市,也包括大城市的郊区镇。
本地人进城缺乏热情,原因主要是问题，到城镇搞生产经营比较成本成本较高,居住的限制较多,缴纳税费项目多,造成人们的望城却步。
（五）农民到大中城市落户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
当前对农村居民全面开放的只是小城镇户口,条件是必须购买住房,这种以货币构筑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
但是大多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门槛仍然很高,有可能会形成农村、小城镇,小城市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新的二元分割结构。
（六）户籍制度改革与其他相关改革不配套的矛盾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性目标,在于淡化以户籍管理为形式的人口流动控制,促进人口向城镇流动,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但是,由于其他相关改革不配套,却又反过来强化了户籍的重要性。
例如就学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户口作为限定条件,如此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强化了户籍的重要性。
可以说,倘若这些配套改革未能跟上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促进城镇化的设想将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六、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
（一）学习世界各国的户籍管理经验，取长补短
户籍管理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不光中国有此项制度，国外也同样有。
外国的户籍管理虽然叫法不一，但基本上与我国的户籍管理相似，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管理的手段与方法。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
同国外的户籍制度相比，我国户籍制度在指导原则、具体功能、等级身份、居民迁移和管理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借鉴国际经验，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一元制模式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选择。
由于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性，其变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建立更加合理的、更加人性化的户籍制度及户籍法律体系
现行户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特征。
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见成效：
取消了人为的、行政的户口“审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计划管理，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建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渐次推开，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
这是为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户口的必要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要求是促进全体公民发展机会的平等化，农民和城镇居民可以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凭能力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会对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
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消解迁徙限制的行政干预因素，而且在精神上有着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
消除了户口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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