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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亟待破解的难题

如何尽快补齐教育发展短板。

从教育类型看,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是突出的短板。

即使在苏南,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仍然是突出的短板,学前教育的公办化程度不高,特殊教育起点低、基础薄、欠账多、发展不平衡。

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及教育发展薄弱的地区,重点中学大班额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人口大量流出地区,由于适龄学生随迁入城,学校“被小班化”,教育效益低下。

如何有效解决普职教发展失调。

普职分流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普职教育如何在高中段前后实现融通,也有待路径和方式上的创新。

在苏南,普教职教的分流是“五五开”,但经费没有相匹配,职业教育经费少、学校数量少、条件差,这与职业教育成本远大于普通教育的事实极不相符。

“3+2”“5+4”等普职融通新形态在苏南和成都等地刚刚出现,亟待典型经验的提炼、示范和引路。

如何改变办学体制单一、系统活力不足问题。

苏南等地民办教育份额有限、公办学校一枝独秀,这不仅让体制内学校负荷过重,而且还导致整个教育系统活力不足。

具体表现为两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区域内教师合理流动量小、高级职称满额、中青年教师职称升迁空间紧缩、专业声望的社会确认和自我确认度低;

二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全靠公办学校吸纳,进而导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供给压力,原已缩小的班额重新变大,不利于因材施教和质量提升。

因而,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摆在面前:

如何改变单一化的办学体制,让民办教育获得有利的发展空间,让整个教育系统焕发出活力。

如何重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治理,包括学校治理的现代化越来越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和关键领域。

过去,我们曾把教育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信息技术和装备等硬条件的现代化,而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

然而,居间起着联通与转化的制度现代化,至今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调研访谈中我们与受访者反复讨论,如何在现代化治理理念下合理地分权、放权和监督,如何将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利和责任落到实处。

如何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国际化。

教育信息技术化与教育国际化是当代相互关联的两大趋势,它们既是教育现代化必须面临的时代背景,也是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

苏南地区非常重视两者的协调发展,但也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问题:

其一,如何深化教育信息化,将其与教师的专业发展、学生的日常学习结合起来;

其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缺少对“引进来”的本土化与“走出去”的国际化的双重关注,使得大多数的教育国际交流流于形式。

如何科学合理地“以评促建”。

东部的江苏省和西部的成都市,都较早地建立起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体系,通过指标体系的研制,使教育现代化这一目标由模糊变得清晰,并在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政策跟进及效果检测之间建立起关联性,这无疑有效地推动了地方和学校的教育现代化行动,体现了评估对建设的促进作用。

然而,以评价导引行为的风险也是明显的。

如果评价指标本身出了偏差,定位不准或者指标之间缺少关联,那么这种评价所导致的行为也是有偏差的。

例如评价指标偏重于显性对象和定量指标,会导致重硬件投入轻内涵发展,从而使资金投向发生偏差;

又如评价指标侧重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发展就难以得到重视;

再如“差异系数”,班额过小或过大都要扣分,一些地方的公办学校吸纳了随迁子女却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班额,面临扣分,因而地方上感到对这类指标无所适从。

显然,只有提升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才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加快推进教育基本现代化的设想

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各地涌现出大量以政府为主导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好经验,如京、沪、津、渝、苏、浙、粤等省份于21世纪初先后出台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江苏省和四川省成都市还率先建立了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机制;

江苏省在与国务院共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大格局下推进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自2005年起上海浦东新区推出以管办评分离与联动的委托管理制度,杭州通过政府强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多地实行一校多区、一校多校,这些举措使优质教育资源得以普惠民众。

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鼓励跨领域协作来推进相对薄弱和发展滞后的领域尽快走向现代化。

如南京、常州等地以“政产学研联盟”等方式动员各界力量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出台政策鼓励和推进职业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开辟多种渠道打破学制壁垒,促进普职融通等。

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校自主创新,大学、科研机构、企业集团等社会各方参与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可以采取专题调研等方式,发现和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成果和经验,在适合的范围内加以辐射和推广。

出台特惠政策,汇集优势力量,尽快补齐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教育类型短板和西部地区教育、民族地区教育等地域性短板。

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学前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将学前教育发展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将农村幼儿园发展纳入各街镇年度目标考核范围。

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南京市于2015年9月建立特殊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分管市长担任召集人。

对中西部社会和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的地域性教育发展短板,特别需要国家和省级政府出台特殊优惠政策。

同时要组织专题调研,发现、总结和推广这些地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典型案例和具有示范意义的经验,通过辐射相关经验和成果,引领这些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加速发展。

推广“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等有效经验,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并形成普教职教“立交桥”体制。

南京市教育局在2013年成立政产学研联盟,涵盖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行业协会、职业学校、企业和产学研孵化基地,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

南京初步构建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一体化的具有南京特色的现代职教体系,开展了一系列试点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刘国均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基础,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实现中高职协调发展,设有“3+4”本科分段培养(中职+普通本科)、五年一贯制大专和三年制职业中专等学制模式。

常州和南京等地还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作为老牌工业基地的常州市,其职业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十分突出,刘国均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引入常州航天创胜数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搭建“校中厂”平台,不仅实现了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对接、能工巧匠与骨干教师的互融以及生产项目与课程资源整合,还实施了校企人员互聘、管理层融通。

打破体制壁垒、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形成公民办教育互补体制和全社会多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互生机制。

根据2011年的数据,我国中小学民办学校占同级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比例呈现如下态势:

按梯度比较,东部地区在小学初中段占比最高、普通高中居中、职业中学最低,中部地区小学初中段居中并偏高(接近东部)、普高最高、职中居中,西部地区小学、初中、普高最低、而职中最高;

职中民办学校比例最高的依次是四川31.21%、江西24.79%、陕西23.82%。

在直辖市范围内比较,上海一年级至十二年级民办学校比例最高,小学占22.80%、初中占14.42%、高中占9.00%,职中最低,占1.92%。

北京、天津和重庆的小学、初中、普高的民办学校比例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下,最低仅2.28%,重庆职中比例相对最高,达11.47%。

在普通高中段,民办学校比例最高的依次是山西、浙江、安徽、江苏,在初中是安徽、山西、上海和江苏,在小学则是上海、广东、海南和浙江。

概括地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民办教育发达自在情理之中,但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且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如安徽、河南和山西也有不俗的表现:

除安徽小学段外,安徽、河南两省中小学阶段民办学校比例均高出全国平均线,山西民办中学比例也数一数二。

这固然由多种因素促成,但至少可以归因于地方改革意识强、开放度高、愿意突破体制障碍等。

充分吸纳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办学,无疑有助于促成社会多主体参与教育,形成多中心协同治理的活跃局面。

聚焦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日常学习,建立与国际教育组织的常态化合作机制,促进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式发展。

教育信息化方面,其一,在硬件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的地区,应聚焦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师日常培训机制、教学资料共享机制、课内课外学生学习的资源提供与教师指导机制等软件建设;

其二,在尚处于硬件建设中的地区,应该吸取“先硬件再软件”建设思路的教训与经验,采用硬件与软件建设并行推进的建设思路。

教育国际化方面,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近二十年来,苏州工业园区致力于从管理、课程、师资、文化等方面推进教育国际化,先后与24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构建面向世界的开放教育体系,鼓励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实施本土文化“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成为境外姊妹学校的中文研修基地。

重点关注教育现代化关键指标,充分体现共性与个性、规定性与自主性结合,实行分层、分类和分域的施评策略。

教育现代化评价对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促进作用,“以评促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思路。

鉴于以往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过于齐一缺乏个性、过于强制缺少自主空间等问题,可以考虑在评价指标的设置上加大个性、地方性和弹性;

鉴于梯度之间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地区行政重在管理教育而学校重在实施教育的性质差异,可以考虑将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区域行政和中小学区分开来,聚焦不同重点,进行分域、分类、分层的教育现代化评价。

比如,对区域教育行政的评价以治理现代化为主,对学校的评价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这两种评价作为专题性评价项目,聚焦三四个敏感度高、覆盖力强的“核心指标”,并且不追求量化而侧重于性质的刻画。

再如,在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突出国际化和开放度,而对农村或新城区学校,则强调本土资源开发和地方文化传承。

当然,这些专项评估需要以常规督导和系统监测为基础,并架构于教育现代化评价数据库平台。

“行百里路半九十”,教育基本现代化的推进实践已进入冲刺阶段,却依然显得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尤其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作者系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南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和华东师大教育现代化课题组的全体师生参加了苏南调研并为本文贡献了智慧)

中国教育报2016-3-31

教育现代化和未来教育大家谈②

构建充满现代精神的教育体系

——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教授

自邓小平同志1983年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现代化成为主要的公共政策话语,学术界对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日益精进。

但一种泛现代化现象,使得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相关的研究变得复杂起来。

细致地梳理相关概念,将有助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顺利出台。

教育现代化为什么是必要的

记者: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通过教育现代化人们可以收获什么?

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本意是“转变成现代教育”,包含着人类的光荣和梦想,这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尽管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教育变迁过程,充满艰辛,但值得人类为之奋斗。

目前我们对教育现化的理解存在哪些问题?

在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与研究中,人们对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存在表浅化、片面化、扩大化等问题,一些区域性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缺少能够反映教育现代化本质的关键性指标,效度不高,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和发展水平。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还没有理解教育现代化的本质。

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教育现代化的含义,可能需要我们先厘清“现代化”的概念。

典型的现代化理论有哪些?

现代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经历过4个阶段,代表性的理论有早期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新现代化研究、后现代理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新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教育现代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具体观点见本版文章《影响了教育的那些现代化理论》)。

怎样理解教育现代化

您怎样理解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是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特征。

教育形态的变迁是指教育的各个层面的演进过程,主要是指教育体系、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资源、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变化过程。

教育现代性包括哪些方面?

教育现代性包括教育的人道性、多样性、理性化、民主性、法治性、生产性、专业性和自主性等八个方面。

这些方面把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实质性地区别开来。

教育现代性、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精神”。

中东一些国家虽然富有,但女人地位低下,很难说这些国家是现代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是现代教育。

教育现代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程度主要体现在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方面。

教育现代性的增长从教育形态变迁中体现出来,但并非所有变化和变迁都是现代性的,有时会有停滞甚至倒退,出现所谓“逆现代化”“现代化断裂”“现代化被延误”等,比如希特勒时期的教育。

在一定历史时期,教育现代性会减弱乃至丧失,而教育形态变迁却是持续的。

不同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各具特色,但教育的现代性却有趋同性。

殊途同归是教育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表现。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至今仍在持续着。

不能说一个国家早就实现教育现代化了,而另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还踪影全无。

比较恰当的方式是,用教育现代化程度高低来衡量一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国家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一方面,教育发展能促进国家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为教育的现代化提供必要前提。

在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时,教育现代化还要“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现代化”。

这两种目标取向应该是统一的,但有时会存在矛盾和冲突。

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利益总被置于个人发展之上,教育的工具价值更加受到关注。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大为恐慌,当时美国一位参议员惊叹道:

“俄国的教室和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方法,对我们的威胁可能比他们的氢弹还要厉害!

如何在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是教育现代化政策与实践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何把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统一起来?

一方面,教育要促进社会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教育要促进人的现代化,要有终极关怀,不断自省。

但现实往往是,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反省和批判意识,结果加剧了主体在现代化危机面前的幻灭、意义的失落和心灵的漂泊。

教育发展有时更多地遵从技术、市场的原则,而不是遵从人的原则。

池田大作说: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婢女,成为追逐欲望的工具……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

教育不仅有功利化的、社会现实关切的功能,而且还应有非功利化的、人的终极关怀的理想,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

怎样构建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中国教育现代化大概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步不是教育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自觉回应的结果。

其历程大致有三大阶段:

清朝末年(1840-1911)、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1-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

前两个阶段之间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之间有较明显的断裂。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需要关注建立和健全社会整合机制;

正确处理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性二者的关系;

客观认识迟发展效应;

将促进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增进人的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放在首要位置。

我们为什么要构建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教育指标能够反映教育的状况,是体现教育状况的概念和数值的总和。

奥克斯认为,教育指标是“一种揭示了教育系统的表现或健康状况的统计量。

”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括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教学等,每个构成及不同构成之间具有不同的属性或特征,比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教育公平程度、教师专业水平等。

合理的教育指标能够观测、描述、分析这些属性或特征,据此可以形成对教育系统当前状况、变化趋势乃至运作机制的认识。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描述、评价、监测和预测功能,是对“教育梦”的具体表达和系统描述,是对理想或未来教育现实的结构化描述,对于推进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

研制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思路有哪些?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对于教育现代化概念的不断分解和细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教育的层级划分为基础教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继续教育的现代化等。

二是把教育看作一个由输入(投入)、过程、输出(产出)等环节所构成的系统,从教育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办学条件、师资条件、信息化水平等的现代化、教育过程包括教育教学活动、管理活动等的现代化、教育结果主要是教育质量的现代化几个方面衡量教育现代化水平,遵循CIPP模式(亦称决策导向或改良导向评价模式,由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构成)。

您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应该如何建构?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是教育现代性,基本思路是:

列出教育现代性清单和教育形态清单,以教育形态为切入点,确定教育形态与教育现代性的关系。

某种教育形态并不是与所有八种教育现代性都有直接、内在的联系,如教育关系主要与人道性、理性化、民主性、法治性和自主性有直接关系。

逐一列出与某种教育形态有直接关系的教育现代性的优先顺序,从而确定在衡量某种教育形态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时,哪几个与之相关的教育现代性最为重要。

比如,教育管理的民主性和法治性最重要,有了它们,教育管理的人道性、理性化和自主性就有了保障。

列出能反映教育现代性的教育形态总清单,并转化成易于测量的指标,组成结构化的指标体系。

但根据教育形态的设计的教育现代化指标,只涉及了教育投入与教育过程,还没有涉及教育结果。

因此,必须把成果类指标纳入指标体系。

在设计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要注意指标的重点与非重点。

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现代人,增进人的现代性。

因此,学生的民主素养、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法制素养等现代人的品质,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培养人的过程和为此提供的支持也要反映现代精神。

相对而言,结果性和过程性指标更重要,支持性指标是从属性的。

要科学设计课程,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师生关系民主平等,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做到教育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实现教育决策的理性化和民主化。

而在教育支持层面,要建设具有现代精神的教师队伍,提供支持现代教育的经费投入,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达到一定的比例要求,提供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等。

如果把上述这些方面予以指标化,新的指标体系就将充溢着现代精神,现代性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其次要注意指标的多与少。

指标不是多多益善,面面俱到,也不是越少越好。

应该根据教育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距离教育现代性的远近程度,提出教育现代化的指标细目,然后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确定最终的指标构成。

三级指标以20至30个为宜。

再其次要注意指标的软与硬。

硬指标容易测量,指标开发往往重视一些硬指标,如各种入学率等。

一些软指标如学生的民主素养、教育管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等难以测量,往往被省略和忽略。

如果指标都易测量,指标体系却不能反映教育现代化的实质,那么这样的指标体系可以说效度很低甚至没有效度。

不能因为测量困难而舍本逐末。

随着测量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等软指标已经有了有效测量的先例。

我们设计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有无可资借鉴的国际案例?

褚宏启:

在国际组织设计的各种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经合组织的指标体系比较成熟,可资借鉴。

它既回应了各国政府特别关注的教育政策问题,又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使国别分析和评估结果产生更重要的价值;

既尽可能具有可比性,又合理考虑了各国历史、制度和文化的差异而反映多层面的教育现实;

指标呈现既尽可能精练,同时指标量又足够大,能为各国面临不同教育调整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信息。

【延伸思考】

影响了教育的那些现代化理论

人们对现代化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对现代化相关理念、实践的探索,为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教授。

早期现代化理论是如何孕育、发展的

早期现代化理论是如何孕育的?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早期社会学代表人物,力图描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并解释现代社会何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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