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养生诠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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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模式也大致经历了宗教神学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机械唯物论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又相继提出整体医学模式、大小宇宙相应模式、卫生生态学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环生物医学模式、大生态医学模式等诸多医学模式。
现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式，但是生物－心理－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医学模式将具有广泛的未来，必将为人类的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948年，WHO签署宪章时明确了健康的社会学定义：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羸弱，而且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态。
”这一定义从人的生物属性、意识属性和社会属性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是迄今为止较为公认的健康概念。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其生物属性是从本质上把人看成是自然界中进化到最高层次的生物体，它的宏观、微观结构、功能、致病因素引起的变化，对各种治疗手段产生的反应都同生物界中其他种属有类似之处，这就是生物医学的核心。
人在生物属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意识属性，即人类有意识、有思维的复杂精神活动，从而有别于其他生物。
所以，人的健康不单是躯体的健康，还应有心理的健康；
反之，患病也不应仅指躯体受损，同时也包括心理障碍或精神疾患。
此外，人并非单一的个体，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不同关系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说明了人是社会化的高等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代社会工业化污染所致的公害病、交通伤害、家庭冲突、吸毒、自杀、性传播疾病、人口老龄化、各类恐怖活动，以及从未间断过的局部战争等问题更驱使医学社会化。
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学者强调要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结合的基础上认识健康和疾病的问题。
1977年，美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和内科教授恩格尔指出：
“生物医学逐渐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是医学发展的必然。
”其认为应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角度看待病人、看待疾病、看待医学，以取代以往单从生物学角度看问题的观点，形成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应从更高层次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来认知人类的健康和疾病，认识医学的功能，从而把人们的医学观念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医学相关的各个学科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变化。
恩格尔认为：
“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也必须考虑到病人。
”这一主张避免了医学向以昂贵的治疗方法治疗少数人疾病的方向努力，以昂贵的代价去谋求医疗技术的进步。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包括病人和疾病，也包括社会环境，强调医学关注的不应仅仅是患者，而且要关注人类健康和社会利益；
不仅要关注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而且要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尊重人权与尊严；
不仅要求医生体察疾病，而且要掌握病人的心理，注重心理治疗；
不仅要注重改善人们的医疗卫生条件，而且要重视人们的社会环境，使医学的目的上升到生物与社会统一、治疗与预防统一、生理与心理统一、技术与道德统一的高度。
二、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模式
（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要求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然是目前国内外备受推崇的一种医学模式，较以往的生物医学模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没有辩证地说明生物－心理－社会构成因素的主次关系，容易使人产生三者平行并列或偏重心理、社会的错觉，使医学的本质发生改变；
没有完整全面地涵盖现代医学或医学发展不同时期所带来的多种与医学相关学科的变化；
不能具体地适用于不同医学层次和不同医学实践的要求。
其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认识不足，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健康的重要保障这一主题，过多强调了社会环境。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与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地球上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脚步就从未停止。
时至今日，当人们意识到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时，人类早已尝到了自酿的苦酒。
①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2007年5月末，江苏无锡太湖水域蓝藻暴发。
无锡市区80%以上家庭的饮用水源遭到污染，城市供水陷于瘫痪，富裕的无锡人只能“开着宝马喝脏水”。
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对环境问题的投诉增加了三成。
现代人生活在汽车的轮子上，也生活在由汽车、工厂所排出的污染的大气中。
水也是一样，美国环保署曾对水源做了检测，竟然检出700多种水污染物，其中至少有22种是致癌物质！
水和大气污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金属污染，包括铅、汞、铝、镉、砷等；
二是化学污染，如氯、甲苯等等；
三是细菌、动物排泄物、硝酸盐等。
正是这些成分，被许多研究机构认定为老年痴呆症、癌症、高血压、儿童智力受损和免疫力降低的罪魁祸首。
今天兴起的环保运动表明，人类已经痛彻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正在夺去他们的生命和健康。
②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
以发展经济为代价的肆意采伐、耕作，造成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物物种不断灭绝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③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猛增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自然或人为产生的气体成分，它们能够吸收和释放地球表面、大气和云层发出的热红外辐射光谱内特定波长的辐射，该特性导致温室效应。
水蒸气（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和臭氧（O3）是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
此外，大气中还有许多完全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如《蒙特利尔议定书》所涉及的卤烃和其他含氯和含溴的物质。
除CO2、N2O和CH4外，《京都议定书》将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定为温室气体。
世界许多国家正在紧密合作，积极努力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阻止地球变暖需要全球之力、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④电磁波辐射：
今天的您，用手机打电话，用微波炉、电磁炉做饭，在办公室面对电脑，在家看电视，您的孩子正在您脚下开心地玩电动汽车，这是一幅现代化的生活美景。
可您知不知道，您因此每天生活在辐射之中。
许多国家的研究显示，这种电磁波的辐射，将可能导致脑瘤、血癌、胸腺萎缩和内分泌失调并损害免疫系统。
⑤室内化学污染：
现代家庭装修得越来越华丽，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室内环境的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
⑥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污染：
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还表现为，人类生活越是趋于现代化，其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就越来越多，而且越难处理。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新增垃圾大约100亿吨左右。
如何处理垃圾已成为令人头痛的难题，因为处理不仅需花去大量费用，而且有些处理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次污染。
我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和生活垃圾同样成为不可回避而且日趋严重的难题。
我国许多城市，均已陷入垃圾的重围之中。
由于现代人普遍使用化学物质，包括各类塑料制品、洗涤剂、稀释剂及其他产品，加之有机氯、有机磷的广泛使用及其残存积累，自然环境中又出现了一类叫做环境激素的物质。
这是一类由于人类活动而释放到环境中的影响和搅乱生物内分泌系统的有害化学物质的总称。
其危害主要是对生殖系统和生殖能力造成的影响，导致动物和人类生殖力下降，诱发睾丸癌和乳腺癌等。
自从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人类制造的化学物质已达近千万种。
目前，怀疑对人类健康有直接影响的化学物质约有200多种，大约六七十种化学合成物能够被证明属于环境激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野生生物还是人类，几乎都生活在环境激素的包围之中。
其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然注重了人体内在病因的探究，但是对于人类机体内环境变化的原因认知不足。
（1）食物毒：
食物污染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类。
①肉制品中荷尔蒙增加；
②人类在养、种植业中滥用抗生素，导致的畜禽蛋等抗生素残留；
③辐照食物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得到重视；
④食物中的农药残留问题严重；
⑤油炸食物造成的反相脂肪酸、苯并芘等致癌物；
⑥食品添加剂的长期大量食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虽然单就某一食物来说，其使用的添加剂符合国家有关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但是目前的法律法规尚没有标准限制消费者同时食用几种富含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尤其是防腐剂、甜味剂等的大量长期使用对健康的危害极大；
⑦三聚氰胺等未经批准的化学成分造成的严重慢性食源性疾病日益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药物毒：
“是药三分毒”，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地球上每七人就有一人死于药物的毒副作用。
据中国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察中心报告，近几年来，在我国住院病人中，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药源性死亡人数竟是主要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
每年，我国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治疗的病人达250万人，其中50万人为严重反应。
（3）体内垃圾：
①体液酸性化，由于动物性食物摄入过多，缺乏运动而造成机体能量的堆积，使体液逐渐偏向酸性，导致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②血脂高、血液黏滞度升高，是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
③肠道菌群微生态环境由于长期食用有毒有害或者污染的食物而发生变化，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
④粗纤维食物摄入不足导致便秘的人越来越多，长期习惯性便秘使体内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也是机体健康的头号杀手。
其四，千百年来，人类独具的思维能力以及对自身、对世界的好奇本性，使它从未停止过对“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将向何处去？
”这个终极问题的探索。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将使人类可以用纯生物的语言，从人类自身的结构中寻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人类胚胎被成功的克隆，使这一似乎要解决的问题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人到底是什么？
”这第三种人（男人、女人之外）——克隆人如何归类？
纲、目、科、属如何确定？
克隆人的医学、法律、社会、伦理等诸多的问题如何解决？
生命是否因此丧失尊严，人伦是否因此陷入混乱，人种是否因此萎缩退化。
克隆技术是否会导致基因的多样性消失而降低物种进化潜力，降低生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进而危及生态平衡和人类安全，使物种走向灭绝。
如果用基因组这个“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来创造新的生命——人造人（第四种人），你希望它是什么肤色、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长几只耳朵、几张嘴、几只手和几条腿……无疑，这些都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能解决的问题。
（二）二十一世纪呼唤新的医学模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对健康的要求也从不同侧面发生了变化。
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拥有先进的医疗手段，而更加注重养生保健，预防为主。
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为医学的进步增添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心脏搭桥手术、人工心脏、人工关节等一系列新的医疗手段令人目不暇接，给人类战胜疾病、保持健康长寿描绘了美妙的前景，但是生存环境的恶化、自然环境的破坏等又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新的威胁。
疾病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愈治愈多，虽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延长了人类寿命，但各种慢性病、退行性疾病、老年病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
在热带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并缺乏国际援助，疟疾等热带病仍在肆虐；
曾被有效控制的结核病在发达国家卷土重来；
艾滋病的流行大有摧毁“疾病将被征服”的信仰之势，导致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更浓；
SARS、禽流感、疯牛病、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大流行，提醒人类必须反思各种各样的抗菌素、抗病毒药物以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的疫苗究竟能给人类健康带来什么？
研发疫苗的速度能赶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吗？
不从自然环境来根本解决人类生存环境问题，未来还会有新的更大的传染性疾病大流行！
另外，克隆技术的发展引发对其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对可能出现的“克隆人”、“人造人”带来的医学问题更是茫然。
医学技术究竟该向何处发展呢，医学真正的使命是什么呢？
二十一世纪随着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战略方针的卫生事业不断向优化生存环境、提高生命质量和增进身心健康为重点方向的转化，医学模式也必将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思想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必将为二十一世纪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全新医学模式，具有广泛的前景，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所认识。
（三）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模式的愿景
经历了1400万年的自然演化，腊玛古猿进化成人类。
人是自然进化中的产物，所以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人的机体、意识形态（精神和心理）与生存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应在相互包容中和谐共生，并使其向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
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模式以生物医学为基础，并在兼顾精神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同时，强调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即人们在预防疾病、治疗诊断疾病、促进早日康复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延年益寿等方面积极努力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还要考虑人类所处的整体生态环境、物种进化对健康的影响。
所以，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模式将医学的境界上升到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自然人类（有别于克隆人、人造人）的最佳生存状态。
医学本身及其相关的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医学、医学环境学、医学教育学、卫生管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卫生生态学等各学科也将以此为导向，为达此目的服务，使人的机体、精神心理状态能够与优化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和谐适应，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无疾而终，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二节大生态医学模式的启迪
山西中医学院陶功定教授在深入研究挖掘《黄帝内经》所阐述的生态医学思想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不同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医学实践以及医学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并从理论层面为中医理论现代化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生态医学模式为生态养生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养生保健的新思路。
一、从生态医学角度对健康和死亡的重新定义
医学涉及人的生老病死，伴随生命的全过程。
生死并非生命过程的两个极端，而是在生命过程中，随时表现为一步之遥。
而这一步之中，就是健康和疾病的抗争。
因此，医学的核心是研究健康和死亡相关的问题。
（一）关于健康本质的探讨
健康是医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千百年来医学追求的目标。
对健康作何种解释，即健康观。
科学意义上讲，不同的医学模式往往对应或折射出不同的健康观。
但是通常人们在使用健康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多并不注意他们在使用意义上的区别。
由于健康的定义包含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健康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古老原始的健康观是指身体强壮、结实有力，这时的医学尚没有形成，人类尚处于动物本能的自救状态。
医学开始萌芽以后，人类逐渐对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健康等同于机体没有疾病或者治愈疾病，而对疾病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病原性生物因素的影响。
随着医学解剖学的不断发展，健康观进一步定义为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强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能力的状态。
现代对健康的理解已经突破了生理和生物的范畴，不仅强调人的机体没有疾病或者不羸弱，而且强调了人的精神心理正常，把健康理解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完好状态。
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WHO）还于1948年把社会因素纳入了健康的定义，指出：
“健康不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或者不羸弱，而且包含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三方面均处于良好的一种状态。
”WHO这一健康概念虽然尚不尽如人意，但却是迄今为止最为宽泛、最受推崇的健康观。
从主观角度定义健康，就是把健康单纯看作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主观体验。
从客观的角度定义健康，就是将健康看作一系列可以统计的医学指标处于“正常”的一种状态。
而将主客观统一起来定义健康，大体包含三个方面：
①尽可能消除疾病的症状或者疼痛；
②在适当时间内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③基本处于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
综合分析以上的健康观，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背景中去分析健康观，则不难发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健康之于人，首先代表一种价值，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同，因此对健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目前人们大多支持健康应当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把健康局限于“人”的这两个方面，或者加上社会因素，而忽视人与生存环境的宏观关系，虽然貌似深刻，终究未得要领。
大生态医学模式的健康观是：
“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
”（如图1-1）
图1-1大生态医学的健康观
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从人的生理、心理状态角度看，健康首先是人的一种基本属性。
每个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不同，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显示出差异来。
人与人的健康程度可以比较，却很难等同。
因此，当我们理解或者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时，需要把对健康的抽象定义还原到一系列综合性指标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其说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不如说是判断他的健康程度。
亦即从静态看，健康是针对此时此地此人的综合身心状态做出的评价。
其二，健康不仅仅是“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它看作是这种状态“与其生存环境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
亦即必须从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上，才能真正把握健康的本质。
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生存环境需要不断优化。
而人要使生理、心理状态处于一种良好乃至最佳状态，就需要不断地适应与互动，与之达成和谐。
因此，健康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是人的一生和整个人类历史都必然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
（二）死亡的本质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
死亡是医学作为终极目的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死亡经常作为健康的对立面存在。
这种观念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
除了某些宗教和恶劣的哲学赞美死亡之外，死亡对人，特别是对生命火焰旺盛的青壮年人，经常构成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以致人们总想回避死亡的事实，甚至回避对死亡的探讨。
美国学者菲利普·
劳顿等著的《生存的哲学》一书中，在“死亡”一章的标题之下就赫然写着感情色彩十足的注脚——“生命不受欢迎的结局”。
的确，从纯生物意义上讲，在“生”与“死”的基本态度取向上，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或者说，与其他一切有灵性生物一样，人也具有某种“贪生怕死”的本能或趋向。
西方许多哲学家（如柏格森、尼采等）曾用“生命的冲动”、“生存意志”等概念来描述这种本能或趋向，并指出唯有这“生命的冲动”、“生存意志”人类才生生不息，一代一代进化繁衍下来。
尽管哲学并不排除对生物现象的研究，但是脱离人的社会本质而将人的某种生物本能提升为哲学本质，却无疑是错误的。
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人并非一概“贪生怕死”。
为了取得某种特定的社会价值，“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这些都只是涉及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尚未回答死亡的本质。
对死亡的最高解释，应当是一种哲学的解释，而实用的却是医学上的解释。
把两者结合起来，则是最全面、对现实也最具指导意义的解释。
多年来，医学一直沿用将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
就多数情况而言，这大致反映了死亡的现实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但心脏停止跳动的人并非一定死亡，除了迅速采用心脏起搏、心内注射强心药物和体外按摩心脏等人工急救技术可使部分人恢复心跳而存活外，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应用使得心脏死亡理论上不再构成对整体死亡的威胁。
同样，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呼吸机的出现，停止呼吸的人也可以再度恢复呼吸而“死里逃生”。
也就是说，心跳和呼吸停止已经失去作为死亡指标的权威性。
为此，医学界一直在探讨对死亡的新定义和新的判断标准。
从全球医学界对于死亡的定义趋势来看，死亡的概念已经或正在从心跳、呼吸的停止过渡到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彻底丧失。
这被称为医学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范式转换”。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脑死亡”，其诊断标准有四方面：
①无感受性和反应性；
②无运动和呼吸；
③无反射；
④脑电图平直。
而且上述四条应该是24小时反复多次检测结果无变化，并应当排除两个例外：
①体温过低（<
32.2℃）；
②刚服过巴比妥类药物。
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四条标准：
①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无反射或肌肉活动；
②停止自发呼吸；
③动脉压下降；
此举开创了确立死亡新标准之先河。
有的同事考虑传统诊断标准，有的则干脆以“脑死”取而代之。
如1970年，加拿大渥太华总医院提出了五条标准：
①呼吸停止，用呼吸机维持12小时以上仍不能自主呼吸；
②血压下降，不用药物就不能维持正常血压；
③体温下降，如无覆盖即降至华氏98度；
④瞳孔散大、固定，角膜反射消失，四肢瘫软无自主活动；
⑤进行两次脑电图检查，每次20～30分钟，间隔6小时，均无脑皮质活动显示。
同年，日本“脑死和脑波关系委员会”将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归纳为六条：
①意识丧失；
②反射消失；
③骨骼肌紧张消失；
④瞳孔散大，自发呼吸停止；
⑤血压骤降；
⑥脑电波平坦。
1974年，英国的一份医学杂志载文主张将脑死亡简要归结为两条：
①无自主呼吸，每次脱离呼吸机3分钟以上做检测，检测两次，间隔12小时；
②各种脑干反射消失，但脊髓反射可存在，枕骨大孔以上无运动反应。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综合标准等等。
尽管不少新标准表现出某种意义上向传统呼吸标准回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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