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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进球了，我知道。
我为当年的自己而觉得骄傲。
因为在走出那扇门之前，我一直没哭，更没有回头。
回程的路上，我一面狂跑，一面迎着南国的小雨呜咽。
我无法道出那一刻的悲绝和哀痛，在一个孩子有限的胸怀里。
快到家门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撸起湿冷的袖子，擦干所有热泪。
我平静至极地将事情经过告知我的母亲。
我以为，我可以一直保持坚强，可还是忍不住在她回眸的一刹那，哀声震地。
一切在孩子心中无法自行化解的伤痛，都只能去母亲的怀抱寻找安慰。
父亲走后，我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母亲没念过几年书，认不了几个字，但她一直在用笨拙的方式告诉我，活着，就得坚强，就得继续，就得心怀希望。
她租了几亩地，喂了十几头猪，一个人春耕，一个人播种，一个人秋收。
她从不让我参与任何活计，只愿我把时光耗费到书本里去。
她和我说道理的时间多了，责打相应少了。
每次说到中途，她总会看着我和弟弟的面容顷刻呜咽。
当时我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母亲的担子有多重，更不清楚她心里的孤思和伤悲。
很多年后，我独自去了湖南。
寒苦无依的生活，开始让我慢慢懂得她这些年的良苦用心。
她始终在朝我灌输乐观的生活态度。
她怕我因为当年的经历而心存恶恨，厌世嫉俗。
二十一的时候，躺在床上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刚读到那句“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二十二的时候，终于彻悟，鼓足勇气好好爱她，并为当年十六七的懵懂和叛逆觉得懊丧。
原来，自己曾在美妙的青春里，那么翻来覆去地将她残忍伤害。
第一次给她过生日，她哭了。
于是，我又明白，她想要的，一直都是那么少。
儿时曾读过孟郊的《游子吟》，其中一句尤为深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可是，在母亲那儿，寸草孝心所给予她的，何止是三春晖？
那是三生都使她觉得感动的凉荫啊！
亲爱的读者，趁你的父母尚在，好好地待他们。
你要知道，其实不管有多少爱，都已追不回他们日渐苍老的岁月。
第一辑慈母手（他们从来不说爱你，却把所有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你）
母亲的勇气
2006年12月14日，深夜11点24分，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位头发花白的东方女人引起了所有乘客的注意。
她挎着黑色的背包，背包上贴有一张用透明胶带层层缠绕的醒目的A4纸，上面用中文写着“徐莺瑞”三个字。
这些从萨尔瓦多飞到洛杉矶的乘客，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
他们根本不懂中文。
这位衣着朴素的东方女人在等待了许久后，终于开始在人群中用蹩脚的普通话挨个询问：
“请问你会说中文吗？
请问你会说中文吗？
”
临近午夜12点，她终于找到了救星。
一位黑头发的男人驻足她的身前，低头端详她手里的纸条：
“我要在洛杉矶出境，有朋友在外接我。
其实，在这张揉得皱烂的纸条上，还有另外两行中文，每行中文下面都用荧光笔打了横线，方便阅读。
第一行中文：
“我要到哥斯达黎加看女儿，请问是在这里转机吗？
”下面，是两行稍微细小的文字，分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
第二行中文：
“我要去领行李，能不能带我去？
谢谢！
”接着，同样又是英文和西班牙语的翻译。
原来，她的女儿在十年前随女婿移民到了哥斯达黎加。
如今刚生完第二胎，身子虚弱至极。
女人思儿心切，硬要从台湾过来看她，帮她坐月子。
女儿执拗不过，便在越洋信件中夹带了一堆纸条。
如今，她已帮女儿坐完月子。
原本女儿要陪她到洛杉矶机场，结果却不得不因买不到机票而作罢。
女儿为了让她有安身之处，特意请求远在洛杉矶的朋友帮忙。
为了方便相认，女人便特意在背包上缠裹了醒目的A4纸。
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行程。
可深知航班内情的那位黑发男人，却不禁被这简单的描述感动得热泪涟涟。
从台南出发，要如何才能到达哥斯达黎加呢？
首先得从台南飞至桃园机场，接着搭乘足足十二小时的班机，从台北飞往美国，再次，从美国飞五个多小时到达中美洲的转运中心——萨尔瓦多，然后才能从萨尔瓦多乘机飞至目的地，哥斯达黎加。
她曾在拥挤的异国人群中狂奔摔倒，曾在午夜机场冰冷的座椅上蜷缩，也曾在恍惚的人流中举着救命的纸条卑躬屈膝……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位真实而又平凡的中国母亲。
她来自台湾，名叫蔡莺妹，67岁；
生平第一次出国，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西班牙语；
为了自己的女儿，独自一人飞行整整三天，从台南到哥斯达黎加，无惧这三万六千公里的艰难险阻与关山重重。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因爱而萌发的勇气。
这种匿藏在母性情怀中的勇气，从始至终都不会因距离和时间而改变心中的方向。
这一生，只为爱而活
1935年，她尚且在襁褓上嗷嗷待哺，母亲就改嫁去了台湾。
此后，再未归来。
那时，她刚满2岁。
14年后，不满封建婚姻束缚的她，独自离家，去了灯火辉煌的大上海。
25岁那年，她无意中结实了一位名叫张林的小伙儿，并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为了躲开家庭的重重阻挠，成全这一段来之不易的爱情，她和张林一同逃到青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电器维修部。
一年后，她怀孕了。
她像所有母亲一样，满心喜悦地等待孩子降临人世。
可一次不幸的意外，残忍地割断了她和腹中骨肉的缘分。
两月后，她再度怀孕，再度流产。
医生说，这可能是由高原反应引起的惯性流产。
为了能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他们不远千里从青海搬到了河南郑州。
可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在郑州的平原大地上，她依旧多次流产。
她先后去了30多家专业医院，吃了上百种民间偏方，均无补于事。
经历了10次流产事件之后，她已然步入中年。
高龄产妇的所要面临的危险仍然无法泯灭她想要成为母亲的欲望。
第11次怀孕。
她每日虔诚祷告，并耐心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这次，胎儿竟安然无恙地过了6个月！
女儿降临人世的一瞬间，那些在她心间盘踞了多年的泪水和苦难顷刻崩塌。
她暗暗在心中发誓，一定要给女儿最美好的生活和最完整的母爱。
于是，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年，她义无反顾地打开了经商的门路。
从广东沿海等地区大量批发收音机，的确良衣裤等紧俏物品，而后再到西安，郑州等内陆城市迅猛售出。
7年后，她独自一人在上海累起了千万资产。
当时，她的公司已经拓展到浙江绍兴，河南郑州，四川南充等地，业务往来更是遍布大江南北诸多省市。
1985年，正当事业蒸蒸日上，发展得如日中天时，法院却以走私倒卖等罪名将她毫不留情地逮捕押狱。
一夜之间，她从身家千万风光无限的公司总裁沦落为暗无天日一文不值的死刑犯。
在狱警的帮助下，她很快提出了上诉。
但最终结果，也只是把她的死刑变成了死缓。
1987年，丈夫带女儿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看她。
“孩子，妈妈做错了事，你恨妈妈吗？
”孩子一面摇头，一面苦苦追问：
“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什么时候能走出这铁网？
”女儿那双迫切而又充满希望的眼睛使她无言以对。
最后，狱警替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你妈妈5年之后就能出去。
”这句话，忽然点亮了女儿的笑脸：
“妈妈，妈妈，我等您5年，我每周给您写信，您要是闷得慌，就看我给您写的信。
冬去春来。
在她精神极度虚弱，临近崩溃的时候，丈夫和保姆毅然不顾她与女儿的死活，卷着仅剩的家产私奔去了安徽。
不久，便向尚在劳中挣扎无助的她提出离婚。
生命再度将她的悲惨遭遇推至风尖浪口，但她并没有因此堕落，或者自寻短见。
反而，她更加坚定了努力减刑出狱重来的信念。
她知道，她不能死，她还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等她回家。
由于表现异常出色，刑期从死缓变成无期，再从无期变成18年有期。
她多想把整个消息告诉女儿，可她不能，对于女儿来说，18年，到底是一个怎样漫长的概念？
女儿再来只身看她的时候，忍不住嚎啕大哭：
“妈妈，妈妈，你究竟什么时候出来？
你还要多长时间？
我已经等您5年了……”她抹去眼中的热泪，坚定地告诉孩子：
“5年，你再等妈妈5年，妈妈一定出来陪你！
因为这句话，女儿又开始了另一个5年的等待。
女儿总共给她写了170封信，那170封信她都完整地留着。
它们像一团不息的烈火，在狱中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1997年，她再度获得嘉奖。
喜极而泣之后，她决定将实情告诉女儿。
可命运的轮盘又在这一天和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收到喜报的女儿为了庆祝，邀一帮朋友去伯父家里跳迪斯科，并由此和伯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女儿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哭着跟伯父说：
“等我妈妈出来，我一定让她告诉您，迪斯科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实话告诉你，你妈妈出不来了！
你妈妈是无期徒刑！
”伯父的这句话，犹如一串冰寒的子弹，彻底击碎了女儿心里的所有堡垒。
16岁生日那天，女儿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母亲，悲绝地自杀了。
她在狱中得知消息后，顿时眼前天昏地暗。
她恍然没有了继续活着的欲念。
狱警把女儿生前的遗书给她。
上面赫然写着：
“妈妈，我错了，真的对不起您…假如有一天您能出来，尽量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吧，收留那些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老人。
假如您不答应，我是不会瞑目的……”
女儿最后的愿望，使她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出狱那天，她已74岁高龄。
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已经放下一切工作，安享晚年。
但她却没有就此停下，她知道，她尚未达成女儿的心愿。
4年后，78岁的她再度白手起家成为身家千万的富豪。
她的梦想，就是为了建一座公益性的养老院。
这位传奇而又伟大的母亲名叫吴胜明，1933年出生，浙江嵊州人。
这一生，她把所有的爱与信念都给了女儿，而她，也只为这份缘薄情浓的爱坚强活着。
教父亲认字
当我决定教父亲认字的时候，他早已年过半百。
他时刻担心自己会因记性不好，而无法领略我所教授的知识。
我轻拍他的肩膀，像他当年哄我睡觉一般安慰他说：
“爸，您别担心，其实认字是很简单的，只是写会稍微困难一点儿。
我把新买的儿童看图识字放在他的床头，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朗读声母韵母。
在这座贫瘠的小镇里，他整整生活了五十年。
五十年的地方口音，已经让他无法分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和后鼻音。
他每念错一次，就会沉郁片刻，细细思索，口中喃喃，慢慢自我纠正。
而后，欢喜地跑来念给我听，问我是否正确。
我心里难受极了。
对于这类将一生都付诸土地的中国父亲来说，晚年学习知识，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于是，有很多次，我板着脸告诉他，从此之后，再不让他认字了。
我以为，他会因此而喜悦狂呼，如同厌学的孩子忽闻学校放假一般。
岂料，他竟因此郁郁寡欢，久食无味。
母亲见他这般模样，只好又将我拉到屋中，再三嘱托。
她说，父亲心里一直内疚着，这些天，几乎整夜失眠。
他想，一定是自己过于笨拙，才会招致我放弃教授的工作。
我眼中瞬间泛起一片汪洋。
经过小院的时候，我把新买的字典递给了父亲，并向他说明了其间种种。
我之所以不愿教他，不过是想让他少受些磨难罢了。
他听出我的良苦用心，便忽然释怀，忐忑地问我：
“今天还能上课吗？
”我点点头。
他一个纵身从凳子上腾跃起来，跑进屋内，将他的看图识字取了出来。
我再没打断过他的进程。
我知道，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以万分耐心来对待他的一切提问。
教他使用字典查询所要写出的字词时，他经常因分不清平舌翘舌而找错甚至找不到需要的字。
有几次，他翻得绝望了，竟撇开工具条，一页一页地翻着过去，细细寻看，一看便是一两个时辰。
母亲担心他这样下去会把眼睛弄坏，又请求我想想解决的办法。
于是，我又花了几天时间，把他常用的字词罗列开来，注上声母韵母，并且标明所在字典的页码。
他如获至宝一般，将那张写满蝇头小字的信笺纸平平整整地贴在门后，早中晚各温习一次。
母亲时常笑话他，说他比大学教授们还要用功。
四月，假期完毕，我再度回到湖南。
临别前，父亲要走了我的联系地址。
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
直到半月后，在湖南的信箱里收到一封笔迹拙劣的信件，才真正懂得他为何对学习如此百般刻苦。
信末，他写了一句玩笑式的结尾。
这句原本该让我莞尔一笑的话，却让我失声痛哭起来。
他说：
“儿子，这是爹这辈子写的第一封信，写得不错吧？
请多多指教。
他所有努力的原因，只是想亲手给我写一封简单的家书。
严父之心
我生来是个野性的孩子，片刻不愿呆在家中。
母亲为此日夜牵肠，生怕我有所闪失。
但孩子总是不懂如何体谅母亲的。
因此，我常常为她的唠叨与叮嘱烦闷不安。
记得一年夏末，我和几个调皮的伙伴在古城的围墙上比赛，看谁走的距离最长。
赛事尚未开始，我的母亲便在围墙的那头狂呼咆哮。
伙伴们顿时扫了兴致，对我百般埋怨。
为了挽回丢失的颜面，我顶着母亲的狂风巨浪，缓缓迈上围墙。
夏末的草，如同绿色的幕帘，遮蔽了围墙上的所有颜色。
炽热的阳光撒在我的脸上，白色衬衫炫出一片迷蒙的光晕，我奋然有了种英雄骑马壮的自豪。
我完全不知道，经年潮湿的围墙上，早已落满了厚厚的青苔。
这些潜伏在暗处的青苔，像一个个蓄势待发的机关，等待我的到来。
我从围墙上滑落到一瞬间，母亲的呼声戛然而止。
撕裂的疼痛瞬间涌遍我的全身，大脑顷刻一片空白。
醒来之后，我躺在父亲的床头。
他见我睁开双眼，一个耳光便把我打得世界轰轰乱响。
母亲哭闹着不让他碰我，用单薄的身体紧紧将我抱在怀里。
我委屈极了，依在温热的臂弯里，一直哭到沉沉睡去。
很多天后，我麻痹的双脚终于恢复了知觉。
父亲极为严肃地对我说，他并不记恨我的任性妄为，也不后悔赐予我生命，但是不论怎样，我都不能不顾母亲的感受与安危。
我在父亲的责打中渐然明白了许多不可逾越的边界。
譬如，无论母亲怎样屈解了我，我都不能对之以咆哮；
无论她对我重复多少遍同样的话，我都不能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态度；
无论她是否在无意间触伤了我的初恋，我都不能声色俱厉地羞辱她……
父亲从未骄纵过我的过错。
惟独母亲，不管我如何顶撞她，令她伤心欲绝，她都会义无反顾地地将我从父亲的皮鞭下拯救出来。
而父亲也很是奇怪，不论先前如何暴跳如雷，只要母亲现身劝说，他就会无奈地放下手中的皮鞭，喃喃地念叨，慈母多败儿。
因此，从始至终，我对父亲都是有所畏惧的。
这种在骨子里潜藏的畏怯，一直到我成年，也无法消减半分。
去外地念书的时候，父亲经常会在周末打来电话。
他没有一句关心的言辞，他之所以打给我，也无非是想提醒我，记得打电话问候家中的母亲。
倘若我偶然忘却了，他必然又会在那头咆哮怒吼，继而微言大义。
他一直在向我灌输人母难为的理念，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劝慰我，要好好孝顺自己的母亲。
少年时，我并不懂得他的用心良苦。
成年后，兴许是明白了世间情意的诸多种种，便开始对自己的母亲尤为眷顾起来。
我把第一次获奖的证书邮给她，让她一同分享我的快乐；
我把第一次收到的情书念给她听，让她在安静的夜里平复我内心的悸动；
我用第一次失败的恋情泪湿她的肩膀，让她替我寻找根治这份苦楚的良药……
可这些与母亲一起甜蜜而又琐碎的回忆，都无法顶住父亲病逝的悲伤。
直到他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用绝望的眼神凝视我时，我才恍然悔悟，原来自己有多么粗心，竟把他在时光中深深地忽略了。
当我聆听他的教诲好好孝敬母亲时，我想，他一定也曾渴望，我能像对母亲那样，千依百顺地无怨无悔地爱他一次。
母亲的声音
他每天清晨都会经过那条小路抵达我的门前。
我熟悉那句尖亮的吆喝：
“热腾腾的豆浆豆腐脑哎——”
这是她母亲特有的声音。
我经常向他打趣：
“幸福的人是在鸟声中惊醒，而我，却是在你母亲的嗓门下昏倒。
”他仰面看到楼顶上衣衫不整的我，嘿嘿讪笑。
高中三年，他母亲的吆喝成了我起床的号角。
我习惯将在惺忪着双眼开门时递出一枚雪亮的硬币。
而后，接过那碗事先备好的豆腐脑，与他一同朝着学校的方向扬长而去。
他母亲时常会在身后唠叨：
“慢点儿！
让我用三轮车送你们去吧！
他头也不回地向后猛烈挥手：
“不用了，我们晕车，你那宝马开得太快啦！
”这句亘古不变的台词，总能在清晨的路上勾勒出两位懵懂少年的欢笑。
其实，坐上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未必会迟到。
只是，我与他都觉得有些难以为情罢了。
十六七岁的年纪啊，谁不曾爱美虚荣？
当时除我之外，学校里再无其他同学知道他母亲在卖豆腐脑，并且依靠那一碗碗廉价的豆腐脑维持生计。
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我，亦是心照不宣地保守秘密。
每次开学的调查表上，我都能看到他填写的内容。
在那沓载满所有同学信息的资料里，他的母亲不再是一位当街吆喝的小贩，而是一名体面的流水线工人。
我虽不大喜欢这种维护虚荣的方式，但隐约还是能读懂他的无奈。
于是，彼此便这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逼近青春尽头的路上。
有一年冬天他病了，烧得厉害，连夜请了病假。
于是，我在屋内四处翻寻我的闹钟。
我想，倘若找不到闹钟，我第二天势必要迟到。
让我难以预料的是，他母亲的三轮车竟如往常一般停在我的家门口。
尖亮而又明朗的吆喝使我从梦中惊醒。
半晌后，我惺忪着双眼开了门，才恍然想起他昨日病假的事实。
于是，心里顿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热流。
那是我第一次陪她的母亲吆喝。
凛冽的北风和散漫的雪，让我渐渐明白了这位平凡母亲的不易。
上坡的时候，我见她蹬得尤为吃力便帮忙推车，她回眸时的感激神态，使我无地自容。
这么多飞逝的日子里，我和他都从未想过，那个必经的大坡，她到底是如何上去的？
后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件事，并极力要求他今后帮助自己的母亲推车。
我以为，我的提议会被他应允，却不料，竟因此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口舌之战。
我对他这样的行为感慨不已，也与他僵持了很长时间。
但在那段尴尬的岁月里，他母亲始终不忘到我门前吆喝。
我时常以为他也在楼下等我，可每每下楼时，却只能望见他匆匆奔远的背影。
几年后，他母亲不幸因病辞世。
我从北方乘车回去吊唁，在惨白的视野里看见了消瘦的他。
送葬的那天清晨，我跟着去了。
倔强的他，始终不肯在人前哭出声来。
行进时，忽然听到一位汉子在陌生小巷里的吆喝：
“新鲜的都将豆腐脑啊——”
一路沉默的他，终于悲咽嚎啕：
“我可怜的妈呀——”
许多随行的人都哭了。
他们都清楚地知道，那声吆喝，就是所有苦难母亲的声音。
谎言
毕业前夕，林晓珊和班里的几位同学组织外出旅行，郑重其事写了张纸条给我。
林晓珊说，我想去看桂林的山水，你也一块儿去吧。
倘若，这张纸条是其他人写来的，我必定会找种种理由将其推却。
可偏偏，这张纸条出自林晓珊之手。
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喜欢林晓珊。
坐在教室的窗台上，我时常对着午后的阳光发呆，脑海里，涨满了关于林晓珊的浪潮。
林晓珊将旅行所需的费用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末尾，还欣喜若狂地问我，很便宜吧？
我笑笑，不语。
那串简单的数字，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对于林晓珊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的确不足挂齿，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我答应了林晓珊的邀请。
傍晚，坐在凉风徐徐的操场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要如何向父亲开口，要到这笔费用。
说是用这笔钱来旅行，那无可厚非，他当场一定会把我打死；
说是交学费，那更不现实，都快毕业的人了，哪来的什么学费？
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
晚饭过后，我跟父亲说，因为即将高考的缘故，所以课程非常紧张，老师担心我们会在考场上有所闪失，特意从北京请了一位专家过来，为我们讲解历年的高考试题，以及如何沉稳面对高考，据说，他非常厉害，很多学生听完他的讲解后，都考了重点大学。
只是，只是，需要缴纳一笔费用。
我知道，重点大学这几个平凡的字，一旦组合起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父亲毫不含糊地问我，多少钱？
什么时候交？
我把林晓珊告诉我的那串数字在父亲面前重复了一遍，他顿时哑然。
旋即，又爽朗地笑着说，一分钱一分货，专家嘛，肯定是要贵些的！
别急，爹给你想办法，你好好听课，考上重点就行！
七月的桂林，细雨似雾，云蒸霞蔚，我拿着那笔用谎言换来的钱，和林晓珊玩得忘乎所以。
录取通知下来后，父亲一个劲儿地夸那位莫须有的专家，说是这位专家成就了我的一生。
这件荒唐的事情，就这么随着匆匆的时光如流水般远去了。
直到今日，父亲都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我和林晓珊早已失去了联系。
只是，那年的桂林，依旧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
我在北方的小城里找了份工作，生活过得波澜不惊。
年前归家，父亲咳得实在厉害，在我与母亲的催促下，他终于极不情愿地去医院做了检查。
回来后，他阴沉着脸大叫，说我和母亲整天大惊小怪，不过是有点肺炎罢了。
当夜，他一直埋怨，是我和母亲的多虑使他无故花了几百块钱。
乘火车回北方小镇的时候，父亲执意要来送我。
我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如此凝视。
他的眼神温柔得像阳春三月的和风，使我恋恋不舍。
刚到小镇，便接到了父亲的来信。
他说，他很想去桂林看看祖国的山水。
我给他写了回信，并在信中对他承诺，今年一定会实现他的夙愿。
深夜，母亲打来电话，她的悲咽，让我读懂了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
原来，给我写完信后，父亲便住进了医院。
他走的非常安详，他一直将那个肺炎的谎话保守到生命尽头。
握着听筒，坐在冰凉的床沿上，我哭得像个孩子。
没人能明白，那些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的愧疚与悲哀。
我的谎言，是为了完满自己的青春，而父亲的谎言，却是为了能让我了无牵挂地活下去。
让我牵着你的手走下去
两个人的战役
父亲死后第四年，母亲领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进了家门。
他在拥挤的房间里环视了半天，最终决定将我的狭小的木板床换成宽敞的席梦思。
临睡前，母亲拉着我说，他是个木工，心地善良，为人诚恳。
我知道这些褒奖背后的隐喻，我没有说话，独自走进了卧室。
我无法阻挡这样的生活，这个满身裹有木屑气味的男人，将要闯进这个六十平米的空间，且对我之后的一切言行指手画脚。
卧室里，我的旧床已被拆散，一块块冰凉的木板安靠在灰蒙蒙的墙壁上，像被支离瓦解的回忆。
我将其中的几块木板重新拼凑，垫上厚厚的棉絮，建成一个暖适的地铺。
我没有睡他带来的席梦思。
此刻，它正高高地立在我的旁边，像一种胁迫，又像一种武力式的绵里藏针的贿赂。
次日，他将自己的铺盖搬进了我的家门。
当我放学回到家里，恼怒之极地奔进卧室逃避一切现实才猛然发现，连我仅有的天地，也已被一名陌生的小男孩占据。
瞬间，小男孩惊呆了，飞也似地向外逃窜。
我站在门口挡住了他去路。
他不敢抬头看我，只是将身体奋力贴紧门壁，试图从我腋下的缝隙里挤过去。
我注视他缓慢行进，直到他半个身子都蜷缩在我左边的腋下时，我才毫不留情地朝着门壁压过去。
他被这重重的来势打垮了，喉咙深处，不由自主地唔了一声。
此时，他在我全力的压迫下无处可去。
他依旧在拼命用力，试图逃脱这样的困境，可他的气力实在太小，所有的挣扎与抵抗均属无用。
片刻后，他终于妥协。
我像一个骄傲的胜利者，低头俯视他的面容。
这一刻，我故作坚硬的心忽然被触动了。
我看到那块在他左胸上因挤压过度而将近断裂的校牌。
天兴聋哑学校，五年三班，林小树。
晶莹的泪，像一滴坠落盆中的水彩，慢慢朝四周洇开。
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任凭他从我的视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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