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 后发如何优势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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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米高,方正、笔直、深蓝的现代大厦是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现在的所在地;

14年前,一排白色的两层小楼就是管委会的全部,它被当地人称为“白宫”。

　　从“白宫”到现代大厦,14年时过境迁,苏州工业园区产生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

　　比起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晚了整整14年。

苏州工业园区属于后起之秀,但却发轫于后发优势。

　　直观上看,苏州工业园区因为移植新加坡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如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但在世纪初,运行不到10年的苏州工业园即遇到外源型、资源扩张型发展模式导致增长乏力。

　　这同样需要一个解释:

经济模式的变迁,在现有的中国政经格局下,如何有效诱致政府管理体制的革新,这是很多来苏州回去搞后发优势的地区所应见的,虽然未必所见或避而不见。

　　引进外资跋涉

　　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的几个好处:

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

一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

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细致对各省“封疆大吏”讲解“引进外资”。

　　新加坡裕廊山顶,这是每一个去新加坡出差的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者都会抽空去参观的地方。

　　山顶上有一棵早已枝繁叶茂的海苹果树。

树下,立着一块蓝底小石碑,碑上镌有英文字,译成中文是:

　　“此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阁下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时种植。

”

　　苏州工业园区志的主编李巨川是最早一批进入“白宫”的园区拓荒者,李巨川说,苏州工业园区的诞生必须从此追溯。

　　栽下那棵海苹果树的1978年,是中国拨正航向驶向现代化的转折之年。

　　1978年的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初步繁荣。

在紧靠海港的裕廊镇,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泽,但新加坡政府利用外资,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成片开发,建成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区。

　　1978年底,在种下那棵海苹果树以后一个多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随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谈到新加坡引进外资的奥秘:

“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的几个好处: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细致对各省“封疆大吏”讲解“引进外资”。

　　十年之后,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

“中国改革缺乏经验,但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但直到14年后,这个学习的机会落子苏州。

1992年秋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率团访华,他在访问之余,着意考察了江苏省的中小城市。

　　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事先记住了新加坡近几年的外汇储备数额,并对这笔资金可能的流向对李光耀提出建议——不如集中力量,在苏州投资发展一个新加坡式的工业城。

　　章和李之间,有了一场关于深层次国际合作的思想交锋。

李光耀临行前,向苏州市长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苏州有国际机场吗？

　　章新胜应答:

“苏州没有国际机场,实际也不需要,因为苏州以东90公里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第二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郑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提出建议:

中新合作在苏州市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建设一个类似新加坡裕廊镇的工业区,并将新加坡在规划建设、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苏州。

　　小政府大社会

　　最典型的是园区经济贸易发展局,一个局担负的经济管理工作就大致相当于苏州市22个职能部门;

另一个负责周边5个乡镇辖区工作的地方发展局,其最初16个人的编制只是管辖4个乡镇的郊区政府的几十分之一。

　　1994年1月,离苏州城区4公里、临近金鸡湖的北岸有一个金鸡湖度假村。

虽然名为度假村,却只有一个几近荒芜的游乐园和一长排两层小楼,附带两个圆形的单层小厅——是度假村的客房部和餐厅。

　　这里即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临时所在地。

　　此时,14年的改革之路,已经逐渐形成共识:

走中国特殊之路。

作为一个面积仅600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做法能成功移植到此时正面临集体经济整体转向的苏州？

　　园区起步时是不通自来水的,只有一口井,可以打出“浅咖啡色”的井水。

从城区到度假村只有一条砂石路,“白宫”南面是金鸡湖,其他三面都是农田。

　　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奠基。

现场很简单,用彩条的塑料布包装出一个简陋的主席台。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的木牌子,也改成了“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铜牌子。

　　李巨川回忆说,1995年李光耀来园区访问,李在“白宫”里给园区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

李光耀当时说,“等到你们成功时我也许已经长眠地下,但当我听到你们成功的消息,我一定会脱帽致敬。

　　园区从成立之初,就坚持行政管理主体与基础设施开发主体相分离的原则:

园区管委会是副市级政府派出管理机构,在辖区内行使经济和社会综合管理权限;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则是中外合资的企业法人,负责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物业管理等开发事项。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符合政企分离和经济国际化大趋势的率先探索。

　　在园区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一方面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现在看来,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机构设置与国家“大部制”的改革颇有神似之处:

　　比如园区管委会下属机构不要求与市级机关对口设置,职能相近的部门合署办公,区外行政机构一般也不在园区设立分支机构。

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园区管委会只设了8个局（启动时7个）,人数只有同类管辖范围的党政机关的1/3。

　　对于进入园区的外资企业而言,他们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3月园区的收费清理工作。

管委会机关收费项目从原来的75项（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29项）,减少到28项（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为11项）,园区五乡镇另行收取的收费从原来的31项减少到16项。

　　行政执行力是检验园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标准,这一点在园区规划的执行上体现尤甚:

　　苏州工业园区的总规划师时匡从1993年起,就赴新加坡参与园区规划的学习和编制。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以时匡为首的规划团队一次性拿出园区70平方公里的整体规划、详规和管理软件。

　　“我国其他园区的规划,一般都是先编个总体规划,详规后来才编制,而管理软件一般都不编制。

”时匡解释说,园区在1994年就一次性拿出三样规划成果的在国内很少见。

　　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天的园区,几乎和14年前所规划的完全一样。

”时匡说,园区管委会的执行力保证了规划的如期执行。

　　中方上位

　　彼时外源型、资源扩张型的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已增长乏力。

　　1999年,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关键一年。

　　这年底,园区管委会从“白宫”撤出,搬进了苏华路2号的国际大厦。

新的办公处所,除了见证之前5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也预示中方将承担更多的使命。

　　这年,中新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有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这个备忘录的精神,园区开发主体——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将于2001年1月1日调整中新投资双方的股权比例,将中方财团的股权比例由35%调整为65%,新方财团的股权比例由65%调整为35%。

股权比例调整后,中方担负起主要管理职责。

　　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经历了“学着做——合着做——自己做”的过程,而“自己做”的前提是,园区行政管理体制的逐步成熟。

　　在管委会正式进入国际大厦办公的2000年,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王金华调任苏州工业园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早在1992年12月,王就跟随章新胜去新加坡签署了中新之间的第一个重要文件。

王来之后,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开始了新的后发优势探索。

彼时外源型、资源扩张型的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已增长乏力。

　　持续的宏观调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苏州工业园区需要新的驱动力。

　　园区将建设生态、科技、物流、服务外包四个示范区。

“示范”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园区自身产业升级转型,其标杆式的经验也将为国内其他园区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有人说,“建立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才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最大竞争力。

”因为只有在政府明确定位之后,一切经济创新才成为可能。

　　按照时匡在1994年时的规划,工业区仅占苏州工业园区总面积的35%,商住占25%,绿化占20%,公建道路和基础设施占15%。

　　只有35%的工业区在今天的园区已变为现实,那些大片的显得有些奢侈的草坪,会让初入园区的人忘了这里曾经是长三角的制造业高地。

　　2005年,园区到账外资突破了10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园区实施了三产倍增和科技跨越计划,这成为园区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

　　园区西部的金鸡湖,现已成为苏州人身边的“西湖”。

水是苏州的“外衣”,每年的黄金周,来园区旅游的人都能超过三四十万。

　　2006年春,园区管委会再度东进,迁入现代大厦。

现代大厦是美国著名的洛翰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大手笔之作,大厦建筑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是国际大厦的近两倍。

　　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明龙说:

“从沁苑办公地到国际大厦,从国际大厦到湖东行政中心,园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的每一次搬迁,都鼓起了园区开发建设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