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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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意义张力的消解:

“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意义张力的消解:

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面对金庸小说，无论是狂热的崇拜者还是偏激的反对者，都不会否认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肯定者与否定者，都往往着眼于金庸小说的这种巨大影响力。

有人曾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古话，比喻金庸小说的这种影响力，说是凡有华人的地方皆有金庸小说的流行。

如此影响巨大的小说在发展不足百年的汉语新文学史上出现堪称奇迹。

面对这样的阅读奇迹，歧见是必然的。

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可以解释这些歧见产生的理论和观念背景，进而可以为弥合这种种歧见提供学术准备，重要的是可以规避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不良影响。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中的意义张力

只有特色非常明显的作品才会像金庸小说那样，造成批评意见的极大悬殊。

褒之者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将其推许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口的成果，属于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认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具有典范的意义：

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

因此有人将金庸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列在老舍、郁达夫等之前，甚至茅盾这样的文学家还不在此列。

贬之者则认为金庸小说属于胡编乱造、粗制滥造之列，许多论者将金庸视为妖孽，斥为野狐，更有将其归为祸国殃民者：

为了赚钱，只顾趣味，不顾文学，严格说来，制造了大量文学垃圾，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

。

无论是褒是贬，都有相当的理由。

文学既是阅读与欣赏的对象，也是研究与批评的对象，因此，越是像金庸这样有影响的著名小说家，越是应该引起不同的批评和充满争议的评价。

文学欣赏各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口味，相互之间不应该彼此勉强，甚至不应该彼此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批评都值得尊重。

当然，各种批评意见能够得到怎样的以及何种程度的认同，那是另一个问题。

就文学欣赏而言，对金庸小说如痴如醉的态度值得赞赏，像王朔那样宣称实在读不下去的说法应该同样值得尊重。

就文化定性而言，好之者将金庸小说定位为极其高雅的文学建树，属于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甚至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

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而另一些论者则坚持认为金庸小说就是高级通俗小说，是高等文化快餐的产品与供品，甚至说是低俗的东西，是当代文化几大俗中的代表。

这些定性都不无其自身的道理。

不过，就学术研究而言，富有学理性的批评更容易得到认同。

对于金庸及其小说这样已经成为汉语文化圈中的一种文化景观，成为汉语新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现象的对象来说，捧杀和棒杀的心思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捧杀和棒杀言论的出现都非常自然，但捧杀和棒杀的可能性却已经接近于零。

在这样的情形下，回归批评的理性，从学理层面对金庸、金庸小说及其衍生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学理性的论析，将更容易得到历史和文化的认可。

围绕着金庸的批评论争，大多都体现出上述这样的学术自觉。

除了一些只谈感想好恶的定性式言论而外，批评言论都相当普遍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展述其文学贡献，或者进行文学定位。

将金庸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的文章题目，在这些批评文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誉之者将其称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和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即便是棒之者，也称其为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将金庸及其小说与宏大的历史建立起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学术界带来了某种尴尬。

除了让学术界在外界面前的观感大受影响而外，也很容易造成内部学术认知的混乱。

一方面将金庸及其作品宣布为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是一定时期文学史上的奇迹，而另一方面则将金庸及其作品理解为祸国殃民的文化灾难源体，似乎是十恶不赦的诲淫诲盗者。

这样的反差不仅会导致外界对文学研究界标准混乱、任性而为的不良评价，也会让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形成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要害，在于我们的研究者都习惯于从国家、民族的宏大立场审视和界定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

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概念所暗示的文化结果。

如果进入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所指很可能非常自然地被理解为一种空域范畴，尽管这种空域范畴仍然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例如，这些概念在通常的文学史学术操作中并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中国空域包括进去，自然也就会将海外的华文写作哪怕是非常中国的那一类，从学理上排除在外。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进行某些文学现象的批评和某个作家作品的评价时，当我们的思路和学术论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20世纪文学联系起来之际，中国这个概念的空域意义往往就退居其次，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意义会訇然凸显。

这体现出讨论对象的具体性与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所具有的巨大悬殊而造成的意义张力。

文学家及其作品即便其地位再突出，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之间都无法构成对等的学术关系；但我们的研究者出于某种习惯将这两个地位悬殊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巨大的意义张力便开始起作用，国家、民族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本义，比如说空域意义、种族意义，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特别色彩，甚至渗透出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金庸的小说创作不过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包装中，展演了现代人的精神体操与想象游戏，充满着娱乐的快意，拉伸着现代汉语文字的弹性及其表现力，试练并满足了文化传统沿袭下的一种阅读习惯，其成功在于一度形成了汉语文学世界的阅读中心和兴奋点，在于巨大的文化市场号召力，在于为当代文化增添了一个饶有魅力又丰富歧异的话题。

所有这样的建树都应该放置在文学和文化的范畴内加以认知和评价，一旦与中国的国家情怀，与中华的民族感兴，甚至与永久的人类意识结合在一起，就必然面临着怪诞的变形，因为它被注入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意义的张力。

只要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的视角对金庸小说之类的作品进行评价，意义的

张力就会出现并引起这种怪诞的变形。

所有对金庸武侠文学褒贬过度的评价，无一幸免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意义张力的干扰。

二、汉语新文学视角对意义张力的规避

意义的张力会在文学认知和文学评价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起着某种怪异变形的作用，而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之类的强调国族意识的概念，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与概念中包含的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的巨大空隙，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意义张力；何况，在特定时代培养出来的学术思维习惯，更特别容易从国家、民族、未来、永恒等宏大视角看待任何文学与文化现象。

因此，面对金庸小说这样的文化特征相当明显、文学品质相当稳定的研究对象，应该设法超越这样的学术思维惯性，避开国族意识的暗示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张力。

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将研究的重心由国族意识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汉语成就方面，可以有效地实现这样的超越与规避。

汉语新文学是指用汉语写作的所有新文学作品，或者通过汉语运作的所有新文学现象，它最大限度地包含了习惯上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内容，并且自然地拆除了横亘其间的人为屏障。

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相比较，避免了国族概念所预设的政治阈限，避免了由这种政治阈限带来的歧异与纠结，同时更规避了国族意识所必然产生的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

汉语新文学是经过空间拓展的中心概念，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标准和品质，其中心标志是汉语的语言性质和新文学的基本素质。

汉语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它更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所有汉语文化的全部信息及其意义。

当代社会文化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一种社会文化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同一语言共同体的语言向心力方面，也就是说，语言是连接一定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

这就意味着，用汉语阈限原来人们习惯于认知和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会失去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及其意义表达的权力。

其次，新文学是新文学创造者们的概念选择，它带着新文学运动的原始记忆，体现着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的基本脉息。

如果说现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体现这段文学史的时代涵括力，也就是说，必须提示研究者将所有发生于这一现代，时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涵括在内，就中国范围而言，它既包括汉语现代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语种的现代作品，那么，新文学在强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就可以不必对它所不能负责的其他语种的现代文学担负起学术阐述的责任，因为它毕竟只是汉语新文学，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

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论述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避开国族意识所必然唤起的意义张力，从而在汉语文化的最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层面上分析其价值。

金庸武侠小说脱胎于传统武侠文学，带着传统文化的厚度与穿透力，但无论从语言形态还是从文化观念、历史观念和人生观念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文学的文化传统和相应魅力。

沿袭着武侠文学的市民文化消费的趣味特性，金庸小说在汉语新文学文化市场的拓展方面，以及在对新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的重新开发方面，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从这一角度说，刘再复对金庸小说价值的概括较为容易接受。

他说金庸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这是从语言和言语文化、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新旧新文学传统等高度，体现文学规律的内质因素，考察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较为公允之论，所切中的是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及其传统的关键词。

当然，刘再复同样没有意识到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认知和评价金庸作品方面的优势，他依然沿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概念评估和阐述金庸，于是仍然避免不了意义张力的干扰和侵袭，将汉语白话文的金庸风格概括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崇高品质。

这个典型的学术范例表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国族意识非常突出的学术概念，在用于具体作家作品等微观对象的评衡与分析之际，必然发挥出对于学术判断特别有害至少有碍的意义张力，从而对作家作品评价出现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在汉语新文学意义上研究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让金庸回到他原来创作这些小说时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身份，将他还原为一个文人、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学阅读机制的成功营构者、一个文化市场的成功开发者。

他运用的是汉语，凭借的是新文学的构思体式和新文学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合理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因素。

他所有的成功和成就都不应在国族意识上作意义扩张，那样的结果势必让他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当他负起时代文化英雄盛名的同时，责骂与声讨必然随之而至。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精彩的和杰出的金庸研究，包括对金庸小说的褒扬与贬抑，都是在中同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框架下和历史语境中研究和评价金庸作品，这样的历史感是非常必要的，但国家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国族意识，其所酝酿的意义张力会自然地削弱研究与评价的学术理性的色彩，从而使得原本在学理轨道上运行的学术评价演化为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价值论定。

这是造成金庸作品在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被过度抬高或过度贬低的根本原因。

就金庸研究而言，离开了汉语新文学或者类似的视野，就很容易落入国族意识及类似宏大语境对金庸作意义张力的推崇或贬低。

在金庸研究中，有些学者确实成功地绕开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但仍难避免在民族语境下作意义张力的推贬。

周宁发表于1990年代的论金庸的文章影响较为广泛，原因可能是他的视野比其他论者更为宽阔，他超越了中国的语境而将焦点锁定在金庸与全球华人的关系，他看到了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更看到了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