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传统在《史记》中的灵活运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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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传统在《史记》中的灵活运用

“秉笔直书”传统在《史记》中的灵活运用

摘要;“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秉笔直书”的提出和形成，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中国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关键词:

秉笔直书据礼直书据事直书灵活运用《史记》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本文对“秉笔直书”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秉笔直书”传统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分析“秉笔直书”传统的提出和形成。

“秉笔直书”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中国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再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有《春秋》、《左传》、《史记》。

第二部分，论述司马迁撰写《史记》对“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全面继承。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资料的采用、文字的表述风格、以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第三部分，揭示《史记》对“秉笔直书”传统的革新。

这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司马迁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主要是从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高祖本纪》之后不立《孝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撰《平准书》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把周边少数民族写入史册等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地主张“据事直书”的史书撰写新标准，打破了孔子生活时的“据礼直书”传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注入了新内容、新活力。

“据事直书”传统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章“秉笔直书”的提出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他的提

出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它是随着史

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史官撰写史书时追求的最

高精神境界。

“秉笔直书”的提出和形成，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

出现的。

然而，史学的产生又同文字的出现有直接的联系。

人类只有在创造了文字以后，才得以记载自身的历史，进而

产生了历史撰述。

据考古发现，现在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文

字是在河南商都废墟中发掘出来的甲骨文。

它记载的是商朝

君王的一些巫祝卜辞等内容。

因此，可以断定商朝时文字已

经产生，这为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类的需要，史学应运而生了。

时至今日，中国史学的发展已

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中国

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

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

学意识”。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再到秦汉时期，

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演变为自觉的史学

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有《春秋》、《左传》、

《史记》。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对“历

史意识”有详细论述。

其中，就强调人类自身历史的记忆和

描述，是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

“求

真、求实”就是对史家撰写史书的一种基本要求。

“秉笔直

书”传统的形成，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

根据瞿先生

的分析，从孔子的“书法无隐”到“直笔而书”，不止是提

法的变化，也包括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

他认为“书法不隐”

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是从主动方面提出

来的，这反映了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是从个别到一

般的认识过程。

现在看来，不管是“求真、求实”，“书法

不隐”，还是“秉笔直书”，都是史学对史家撰史的一种要

求，“书法无隐”从被动方面，针对个人提出，“直笔而书”

是从主动方面提出的，但它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书法无

隐”是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对“求真、

求实”的具体化；“直笔而书”又是在“书法无隐”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

“秉笔直书”的明确提出与形成，最终确立了

其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二章《史记》对“秉笔直书”传统的继承

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

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时逢盛世，史学界这时产生了

一位文化巨人司马迁，他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史

记》，作为一名史官，他在撰述《史记》过程中，全面继

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先后有了“厥

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折中

于夫子”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

“述汉非”的公正、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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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评价标准。

2.1“大一统”盛世的呼唤

秦汉之际，秦国通过武力吞并了六国，定一统天下的

局面，始皇帝嬴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

步入了封建社会时代，随着西汉时高祖、文、景帝采取“无

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到了汉武帝统治时，国富民强，

中国出现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所谓时世造英雄，政治

上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必有反映。

首先，在

思想上，就是这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主张，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并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其次，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就是，一方面，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史学家们的著作要为“大一统”

盛世局面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官，他们又要恪

守职责，秉承先人“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他们站在历

史的高度、客观、公正，全面地看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

事件。

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2.2《史记》全面继承了史学的“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史记》主要是从资料的采用、文字的表述风格和对

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上全面地继承“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司马迁撰写《史记》在文字表述上也有很大成就，他

以当时的口气写出了人物的语言，使人物更真实，更生动。

班固非常赞赏司马迁《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并借助扬雄

等人的话“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

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对“秉笔直

书”传统的继承还在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其

中，以“述汉非”为最有力的证明。

当记载吕太后的事迹时，

司马迁把吕太后处置戚夫人及赵王的残忍手段如实地记录了

下来，彰显于世人面前，“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

赵

王少，不能早起。

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

黎明，孝

惠还，赵王已死”。

“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

‘人彘’”。

虽然当时吕太后已

经过世很久了，但是汉武帝统治时，依然属于西汉时期，还

是刘氏家族的统治。

司马迁能在刘氏统治下记载刘氏祖上犯

下的恶行，也是置生死于度外，顽强坚持“秉笔直书”传统

的表现。

汉朝强大时，汉武帝还在用兵、对周边国家动武，

司马迁就认为，这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炫耀自己而发起的，

这些战争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只能是劳民伤财，破坏农

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在这里，司马迁本着“秉笔直书”的优

良传统比较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吕太后和汉武帝的事迹。

“秉

笔直书”传统最终在《史记》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

第三章《史记》对史学传统的革新——“据礼直书”

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史记》全面地继承了古代史学的“秉笔直书”优良

传统。

但孟子云：

“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就是要求人

们在学习，吸收前人的经验成果时，要能够批判地继承，

提出新的观点，有新的认识。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久负

盛名，就是在于他遵循了这一特点。

因为他促成了“秉笔

直书”优良传统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3.1“秉笔直书”中的“据礼直书”传统

“据礼直书”时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

“礼”就是

孔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有言曰：

“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在孔子的言论中，他一再强调“礼”的地位和作

用，把“礼”视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

子曰：

“事君尽礼，

人以为谄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

如之何”。

孔子

对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这里，孔子不仅谈

了“礼”在社会上的存在，还具体地明确了“礼”的准则是：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正是居于此，他在记载晋国

历史时，对于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一事，就非常赞同

史官董狐对赵盾说的话。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

讨贼，非子而谁？

”。

在这里，董狐称赵盾“子为正卿，亡

不越竟，反不讨贼，”就是居于“忠君”观念的，董狐认为

赵盾是正卿，作为臣子，他就应该对君王尽职尽忠，没能保

护好君王的安危，没能惩办赵盾就是失职，要负主要责任。

3.2“据事直书”传统的新开创

司马迁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而且还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革，有所创新，这就是从“据

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具体通过以下四个方面

的内容表现出来：

3.2.1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

本纪、世家，都是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之一，他在

撰写《史记》时主要采用了五种体例结构“网罗天下放矢

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

“五体”即本纪、十表、八书、世家、列传。

“本纪”编年，

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记载帝王事迹，以象征历

史发展的统绪。

“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功臣。

“列传”

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

如众星之拱北辰。

这种不同的题

名及载述笔法，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序列。

所以，纪传史是

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反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

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

司马迁根据当时的

历史形势，为项羽立了《本纪》。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

载的另一个不符合传统礼仪的就是为陈涉立《世家》。

据《史

记》介绍“陈涉少时，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

他起来

反抗秦朝的统治就是以下犯上，礼法传统上，他是要被治

罪、杀头的。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正是“据礼直书”时代，

所以他才称赞董狐按礼法记载史实是“书法不隐”，并且，

用“弑”字来着重强调赵盾以下犯上不合礼法的行为。

然而，

《史记》中司马迁却把这样一位古人要把他归为“以下犯上”

的千古罪人列入了开国承家诸侯的世家行列，这足以看出

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他虽然以继《春秋》创一代大典为

己任，但他没有盲目地遵循孔子，完全按照古人的观点、

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

是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批判地继承“秉笔直书”传统，

推动了史学领域从“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变化之一。

3.2.2《高祖本纪》之后不立《孝惠帝本纪》而立《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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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本纪》

吕太后本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孝惠帝的亲生母亲。

吕太后虽然贵为皇后、太后，但是，按照中国古代流传下来

的传统，皇后及后宫的女人是不得参与朝政的，皇后的职责

是管理后宫三千佳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替皇帝管理好家务

事，她就是皇族的一个家长，要求其母仪天下。

“女子无才

便是德”，传统观点提倡看重的是女子的为人、品行，至于

才识、学问那是男人们追求的目标。

“本纪”是为帝王而立，

记载其事迹的。

可司马迁却没有按照常规立《孝惠帝本纪》，

而立《吕太后本纪》，这正是司马迁“据事直书”如实记载

历史真相的表现。

司马迁这样撰写历史就是要告诉后人，吕

太后虽然不是帝王身份，却形同帝王；孝惠帝是皇帝享受着

帝王封号，却没有帝王的实权。

司马迁这就跳出了传统真实

地反映了西汉吕太后篡夺皇权的历史真相。

3.2.3撰《平准书》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重

视工商业的发展

在《平准书》一文中，司马迁详细地记载了西汉时期

几位皇帝对商贾的压迫政策。

高祖时，“乃令贾人不得衣丝

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时，“复商贾之律。

然子孙仍不得仕宦为吏。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到

汉武帝统治时期，刚开始，对商贾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贾

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敢犯令，

没入田、僮”。

随着卜式向府衙、县衙捐献物品、银两，使

得汉武帝一度改变了对商贾的政策，还让卜式出任官职。

但

是，好景不长，随着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在中央设置大

农，掌管天下的铸铁煮盐之业，主张“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使商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

由此可

见，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始终坚持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永远

是历代君主不变的经济政策。

司马迁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逆流而行，提出重视工商业的主张，他谈到虽然工商业在发

展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弊端。

司马迁对工商业的认识和

主张，有力地展示了他看问题的长远目光。

并且，他能够在

“重农抑商”政策下，客观公正地评价工商业，提出注重发

展工商业的主张，这无疑又是“据事直书”的表现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人口的分

布状况，还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形成了中国与东夷、南蛮、

西戎、北狄的华夷五方格局，中国是这五方配置的核心，四

夷按照方位配置在中国的四个方位，“中国”这两个字，从

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处于中心的国家。

这就促成了中国

古代的人们形成一种长期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国家是处于中

心地位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民族都是华夏的外延，

甚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夷狄民族的一

部分，这样，居住在中原的汉民族就长期形成一种“天朝上国”

的观念，而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华夷之辨”

的观念，也正因为居于中原的汉族经济发展快，文化程度高，

而四方夷狄因为经济落后，文化发展程度不高，所以居于中

原的汉族以衣冠礼乐文明自居，歧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是

“禽兽”。

对待两者的态度也是决然不同的，“狄人伐邢”，

管仲曰：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慝，不可弃也”。

在文化领域，一般是汉族统治中原，由汉族史官撰写史书时，

涉及到少数民族历史的是少之又少的，这也是受到“华夷之

辨”的影响，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再一次逆

流而行，把周边少数民族载入史册，先后作了《匈奴列传》、

《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

而且，在

《匈奴列传》开篇就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

司马迁这就承认了匈奴与汉族都是由华夏演变而

来的，两者是同根同源的，作者先后在以上诸篇列传中，详

细地介绍了周边的几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发展过程及与中原

汉朝的战争、和平的关系。

在记载这些民族历史时，司马迁

是本着客观、公正就事论事的态度来撰写的，他把少数民族

和汉族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来进行比较、记载。

这是史无前

例的，这足以看出他开创“据事直书”的胆识和创新精神。

结束语

“秉笔直书”是史官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史记》

获得“信史”美称的内在支柱，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秉

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

是在全面地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前提下，有所创新地推动

了“秉笔直书”传统从“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

变，“据事直书”的确立，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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