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之演进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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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告即將從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之演進角度來探討此問題，進而更加了解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複雜性以及重要性。
關鍵字：
瑞典、福利國家、福利制度
壹、前言
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萌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以德國為樣本，對部分在職職工實行了包括工傷、疾病和養老金等在內的社會保險，後來又實行了失業保險。
福利制度的發展在瑞典國內長期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力，則左右翼政黨為爭取選民都抓福利改革的旗幟，於是各項福利措施在議會都能較順利地獲得通過。
此一制度以及累進制的稅收政策，縮小了人們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財富不均，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拉平」的政策。
以工資為例，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一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
再以納稅為例，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
這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
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許多人對職業的差異和工資的高低不大在乎。
慷慨的社會福利還使許多人陷入了對福利制度的長期依賴，他們覺得工作與否無所謂，因為領取失業補貼和社會救濟，生活照樣可以過得去。
然此一政策顯然容易培養懶人。
當許多的福利措施充分實施以後，人們才發現開支比原來預料的要高得多。
瑞典人當前的普遍看法是，福利制度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發展過快了，從那時起公共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開始直線上昇，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1993年竟達到71.8%，而在經濟合作組織國家中平均數僅為42%，只有丹麥和芬蘭接近瑞典水平。
福利支出的增長使國家感受到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
本篇報告將從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之演進角度來探討此問題，進而更加了解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複雜性及其重要性。
貳、社會福利及福利國的基本概念
一、社會福利的起源與本質
社會福利的起源很早，它是基於個人與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
當需要無法滿足時，就會形成社會問題。
這種問題在世界各個角落都會發生，只要有人類、有發展出社會，這問題就會產生。
所以這問題很久以前就存在人類社會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類在很久以前就有遠大的福利思想以及具體的福利措施。
以我國儒家思想為例，禮運大同篇的終極思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以老幼孤寡皆有所養為目標的。
還有，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其親、子其子」也是這個道理。
我國的政治理想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進而達到大同世界的。
在西方來說，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時期就有福利思想了。
古希臘的幸福論﹝Eudemanism﹞就認為幸福是跟別人共享得來的，富者要達到幸福，是應該要施捨一些財富給窮人的。
而藉著這種論點，窮人也才能就此獲得福利。
古羅馬則是基於宗教上的一個責任，認為富者有義務為不幸者解除痛苦。
除了政治與宗教的特殊意義之外，人類的生命價值是在追求好的（well）生活處境，這不僅是人類有生俱來的本能，也是福利（welfare）思潮的起源。
人類在追求福利的過程中，有兩個基本特質，第一是生活內涵的擴大，第二是人類結合的擴大。
早期人類所追求的福利是在滿足基本生活的需求，其後是在追求環境生活的滿足，最後是在促進生活品質的提升。
人類最早的結合體就是家庭，其次就是部落，最後是國家。
生活內涵與人類結合的擴大是互為因果，而逐漸形成目前這種龐大結合體下的複雜生活內涵。
但是，人類追求福利的本質依然不變，而且透過各種結合體的運作，使人類的生活處境更為提升，這就是社會福利的本質。
因此，社會福利的原始意義似可解釋為：
人類為了追求好的生活處境，透過社會結合體的運作，以提升成員生活品質，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的社會行動。
二、社會福利的定義及範圍
（一）社會福利的定義
社會福利的定義，最廣義的說法是指一切福國利民之措施。
一般來說是指由公私立團體或機構，依據有關法令，運用有目的之組織及有系統之方法，提出有關公共福利之社會服務：
包括設置各種社會調整性設施，如慈幼、養老、救助殘寡孤獨之院所：
提供醫療照顧、公共衛生服務、國民住宅、社會給付、康樂設施與文教服務等，以協助個人能與其社會環境之相互適應，獲得生活上與健康上的適當滿足，充分發展其才能，提高其人格與尊嚴。
社會福利乃指一個國家之福利方案、社會保險、津貼年金，以及社會服務體系，用來滿足人民之生活需求與維護一個社會生活之穩定，舉凡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與保健需要之滿足，均稱為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也就是一個國家之社會服務機構與現金津貼方案之組織體系，其功能在協助個人、家庭和群體獲得日常生活需要之滿足，支持個人之發展潛能，達成個人獨立自主，貢獻社會之人生目標。
社會福利必須是以自助為主，扶助為輔的政策取向，以家庭關懷為起點，充分就業的自助、社會保險的互助、公共扶持的濟助為核心，塑建經濟、社會互補性的福利架構，而不是恩惠似的濫發津貼，以免增加就業人口賦稅和工作意願的降低；
強調應建立家庭、社區、政府多層次的組合網路，號召民間以委辦、合作、補助等不同方式和政府並肩參與福利事業。
（二）社會福利的範圍
國民生活所涵蓋的層面很廣，基本上可以涵蓋健康、經濟與精神三個層面，所以社會福利的範圍以這三個層面為保障的基礎。
各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內涵雖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涵蓋健康保障、經濟保障與精神保障三種福利措施。
在健康保障方面，大都涵蓋健康保險、醫療補助及各種衛生保健措施。
在經濟保障方面，大都實施失業保險、年金保險及社會救助等措施。
在精神保障方面，主要是透過各種福利服務，保障國民的精神生活。
關於健康和經濟的保障範圍，雖然每一個國家所實施的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在劃分社會福利與非社會福利項目時，是此較清楚的。
儘管有人主張，把衛生保健摒除於社會福利之外，那是對社會福利本質的誤解，因為健康乃是人類最重要的福利需求，摒除衛生保健，無異否定了社會福利的意義。
有些國家（如英國）把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的體系分開，是因為兩者的行政業務已龐大到不得不分開的階段，但是，兩者還是十分密切，相互支援，在探討社會福利制度時，仍將兩者合併討論。
因此，衛生與福利的分與台，並不影響社會福利範圍的界定‧每一個政府都可視其行政業務的程度，加以合併或分立，那完全是行政作業的問題，與社會福利的本質無關。
至於社會救助，主要是以貧民和災戶為對象，至於低工資勞工的補助或優惠貸款、貧瘠地區農民的援助計畫、農產品價格的維護計畫、社區的硬體建設等，嚴格說來，既非社會救助的項目，也非社會福利的項目，那是政府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理由而非福利上的考慮所採行的措施。
三、福利國的本質與模型
（一）福利國之本質
所謂福利國家（welfarestate），是一種政權型式，立基於市場經濟、民主政制，所以有些學者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或「民主福利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前面加上民主、福利或社會是指國家透過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達到分配社會化，它與共產主義也有極大差異，不搞生產社會化。
基本上，福利國家是政爭妥協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中加添社會主義內容，乃是歷史演進過程中政治人工化的產品。
福利國家最早出現於40年代的英國，起源可追溯到1883年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受到抨擊而實施的疾病及工作傷害保險。
福利國家理念剛萌芽發展時，政府介入範圍是零星的、有限的，因此被批評為範圍狹窄，保障有限的控制勞工手段。
英國揭櫫福利國家理念以後，北歐國家陸續有社會法案提出，有的倣效德國，有的則根據本國條件。
不論成因如何，國家介入人民生活的項目愈多，包括健康保險、工作災害保險等，且逐漸由志願性走向強制性。
另外，在歐洲也出現了兒童營養午餐、子女家庭津貼等社會福利。
「福利國家」的內涵，是指政府透過稅制將所得重新分配，以各種福利措施照顧、解決人民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
即主張人民除了有「參政權」，還具有包括就學、就業、醫療、保健、社會服務等基本保障的「社會權」。
有些國家或學者對福利國家有不同的名稱：
例如德國稱為社會福利國家；
北歐、英國稱為福利國家；
美國可稱為是邊緣福利國家或是福利資本主義。
（二）福利國家的三個模型
1.俾斯麥模型
俾斯麥採取國家干預自由資本主義之途徑（其時後者主導普魯士官僚體系思想）。
1884年的保險是俾斯麥的第一個社會立法，不是以資產調查形式的社會救濟，而是以強制性與工資有關的保險來保障工人健康。
是選擇性的或組合主義的，涵蓋勞工成為一個屬類，使其具有共同利益。
但其目的在於強化國家統治中心的一元行政，提升德國的工業與軍事強權，並化解勞工階級對政權所發出的威脅，因此不能說將勞工視為一個集團，與雇主、國家行成三邊合夥關係（例如：
北歐）。
是以男性勞工為主的社會保險制度，有工作（有繳保費）者才有保障，是保守的福利國家模型。
2.貝佛里奇模型
最著名的是1942年「社會保險與聯合服務」報告書，所謂的聯合服務就是將socialservices統籌起來處理，建議英國開創一個涵蓋全民的「社會安全網」（socialsafetynet），視社會保險為一個「自動的穩定器」。
其特點:
1.普及式，涵蓋全民;
2.均一給付;
3.維持國民最低基本生存；
保險費支付原則，而非稅收支付原則，即國家就成為一個大保險公司。
其實踐的典型代表：
1948年的「國民健康服務」。
今日英國醫療品質，英國的公醫制度備受討論、爭議很大，原因就在於它辦得不成功。
比較是社會服務國家，而非社會保險與充分就業的國家。
3.瑞典模型
例如：
1913年「年金法」，混合財政（稅與保險費）、低均一給付、男女有別。
1932年「基本年金系統」，﹝1932年就是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那一年﹞，加上附加年金，結合貝佛里奇普及涵蓋原則與歐陸的所得相關原則。
俾斯麥模型是所得相關原則，就是所得多少和保費有關。
貝佛里奇模型是通通一樣。
國家或社會即「人民之家」：
公平、關懷、合作、幫助。
在北歐「國家」和「社會」常常被換用，國家即社會，社會即國家，state和society混用。
傳統被認為公義這種東西是放在公領域裡，在英美國家體系，很強調socialjustice，但是在北歐，不強調justice這個字。
原因很大在於他們把國家看成家，因為justice是被界定公領域，不是私領域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強調的是公平是egalitarianism和solidarity，強調的是平等、關懷、合作、幫助。
如果說到後來人民會把錢拿出來給別人用、互相用，整個國變成家的結果，成員之間會有「通財之義」就像家人之間一樣。
這是蠻令人驚訝的，我們看到，英美常常強調的就是justice，但是在北歐他就很少去強調justice。
這個東西會讓我們有點敏感，是因為女性主義一直去批判justice只存在於公領域，並且強調要將justice實現到私領域。
以北歐的經驗使我發現，女性主義可能強調錯誤了，一直強調把justice拿到家庭，而沒有想到乾脆像北歐一樣，把整個國變成私領域，這才是比較根本的做法。
同時瑞典模型具有底下三個特點:
a.中間路線（themiddleway），勞資妥協，締造勞動和平。
themiddleway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的混合。
因此北歐和其他國家很不同的就是勞資妥協。
勞資妥協是很重要的東西，在北歐各國，尤其是像丹麥、瑞典，他們是不太有資源的、都是小國、外貿取向，和台灣很像，當然他們的政治比較穩定，沒有外來的威脅，但是其他方面很像。
即使他們沒有外來的威脅，他們非常強調企業是社會重要的一環，要把資本認為是重要的一環。
b.混合經濟策略，結合市場與大量再分配。
一方面是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我認為這點是很符合台灣人的想法的，我們一定要是自由市場的。
但是瑞典和今天的台灣政策層面很不一樣的是大量再分配。
c.雷恩模式經濟政策，既維持幣值穩定，又達成充分就業。
一方面要達成充分就業，大家知道，充分就業有一個麻煩，美國學者專家對充分就業就很不信賴。
他們認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職業，這是第一點。
其次，要充分就業的時候，大家的口袋裡錢那麼多，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怕的經濟災難—通貨膨脹。
所以瑞典就用這套政策來維持幣值穩定。
譬如說，他用福利，也就是公共支出或者集體儲蓄來取代加薪。
參、瑞典社會福利之成形
一、瑞典社會福利的起源
北歐的經驗，就是維京人從北方打到英國來，甚至打到德國，維京人的國家就是斯堪地納維亞，以瑞典為主，當年芬蘭跟挪威都是瑞典的國土，到1905年挪威才獨立。
當時的瑞典是一個寒冷而且落後的國家，可是在1890年代開始工業化，英國的工業革命往北傳到瑞典去，工業化開始也有所謂的勞資對立情況發生，因此瑞典工人就在1889年就組成了瑞典的社會民主勞工黨，那個黨學德國1875年的社會民主黨。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傳到瑞典。
德國的很多保險也在1890年代被瑞典學習。
可是剛開始沒馬上通過這些法令，因為那時候的社會民主勞工黨還不是非常壯大。
到了1920年代，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上台執政，而且是少數政府。
到1932年，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才跟當時的瑞典共產黨以及農黨結合起來，開始組成「紅綠聯盟」，他們綠色是農夫，玫瑰紅是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標誌，不管你到歐洲或哪裡去看到，有一個粉紅色的玫瑰，那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標誌，他們是壓不扁的紅玫瑰。
那時的社會民主黨開始長達四、五十年的執政。
在1890年代到1930年代這一段時間，瑞典的工業化已經慢慢地成熟，開始一方面應國內的需要，另一方面從德國引進很多保險的觀念，開始創造出瑞典的福利國家。
瑞典的福利國家是在1910年代擴張開來。
在1910年代的時候，瑞典就已經告訴他們的同胞，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要把這個黨稱做People’sParty，人民的政黨，這個黨是屬於人民的，他們就透過這樣的訴求而得到一些選票，到了1920年代的晚期，他們開始執政以後，他們更公然地在政綱裡提到，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要去創造一個People’shome「人民之家」，就是讓瑞典人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這個人民的家庭要像什麼呢？
不能夠只是一個叫做nightwatchmanstate，夜警國家。
Nightwatchman就是以前中國社會裡面有那個晚上敲更、報更，提醒小心火燭，小心盜賊，那個人就叫nightwatchman，就是夜警或巡更。
我曾說過，人類先有公民權，在18世紀有公民權的時候，國家就是一個nightwatchman，一個夜警，只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去侵犯別人，不要去影響別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去影響別人的言論自由，不要去干涉別人的經濟自由。
可是瑞典人就說我們的國家不能夠只是扮演這個打更、敲更的夜警，我們要把國家形塑成一個福利的國家。
福利的國家是從德國的經驗裡面學到的。
德文其實早就有福利國家這樣的字眼，瑞典用瑞文寫出welfarestate，是在1928年的時候。
西方社會開始把這樣的經驗促銷開來，瑞典人的功勞是很大的。
那瑞典在1932年社會民主黨執政以後，開始大力地推動各種社會福利，就產生西方社會中叫做北歐模型的福利國家，有別於原來的俾斯麥所創造出來的德國模式的福利國家。
兩者的差異在哪裡？
德國比較強調職業別的保險，就是工人或者公務員都有自己的保險制度，而且這些保險制度是分別各自去組成保險基金，以德國現在的健康保險為例，德國沒有叫做全民健康保險，但是德國的所有人民幾乎都加入健康保險，有95％左右的人都納入健康保險基金，但是他的健康保險不是只有一套，全國有一千多個保險基金，這樣的經驗是在188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此，而且更多，現在慢慢在整合。
在瑞典他們就是打破這種職業別，而有全民的、普及的保障，他讓所有國民不分職業都納入疾病保險、老年保險，跟德國有一些差異。
這種不分年齡、不分性別的保險比較像英國，因為瑞典有一部份是從英國學來的，第二個福利國家的模型於是就在瑞典產生。
二、瑞典的政經背景
（一）政治方面
瑞典穩定之政治是影響福利制度之關鍵因素，雖為多黨國家採單一國會制度，但國會席次席次依政黨比例，依選票比例分配席次。
大致可區為兩大陣營：
社會主義黨派（socialist）含社會民主黨（簡稱S）及左黨（LeftParty簡稱V即原左翼共產黨LeftPartyCommunistsVPK），另為非社會主義黨派（non-socialist）:
含溫和黨（ModerateParty簡稱M為1988年Conservative保守黨改組）、自由黨（LiberalParty簡稱FP及中間黨（簡稱C為原農黨AgrarianParty改組而成）。
1932年瑞典社會民主在執政44年後，1976年為非社會黨取代，至1982年社民黨再度執政。
後到1991年再由非社會主義四大黨派（溫和黨、中間黨及自由檔、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DemocraticParty）組成之聯合政府。
該變革顯示經濟不景氣壓力下的對社福制度的逐步變革。
而瑞典在1991年加入EU後，使福利制度也帶來變革。
其實瑞典政治上從1932年社民黨主政以來，一直存在著支離破碎的右派政權，在社民黨早期執政時與中間黨合作，小的共產黨、VPK，也曾於社民黨在國會中缺乏明顯多數時，支持過他們。
產生的結果就是右翼政黨執政的唯一方武，只能經由三個布爾喬亞（bourgeois）政黨的聯盟一中間黨（Center）、自由黨（Liberal）和保守黨（Conservative）。
或許是因為優越的父權文化和社民黨的成功，這三個政黨在戰後強烈支持政府的福利措施（statewelfare），他們曾批判工會力量、公部門的官僚體制和過高的賦稅，但是卻不攻擊福利國家。
在國會中社會主義政黨和布爾喬亞聯盟席次分佈的情形，從1970年代至1980年代差不多是勢均力敵的，從1973年開始每三年舉行一次選舉，對一個單一國會的國家而言，其基礎是建立在相稱的席次上。
在1976年和1979年右翼政黨可以因小部份的多數組成政府，但是很清楚的，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政黨足以和最大的政黨社民黨相互抗衡。
1976和1979年兩次選舉由布爾喬亞政府執政後，在許多方面並沒有成功，許多的議題三黨依然紛歧，不只未削減社會支出，而且他們執政期間恰好是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諷刺的結果是，這兩段右翼政黨執政期間最大的成效是在國有化（nation-alising）和補貼脆弱產業上，這些事項是社民黨所反對的m他們在相互合作和經濟表現上的失敗，於選舉時很快的被喚醒，社民黨遂於1982、1985及1988的三次大選又取得執政機會；
其他重要的改變則是綠黨（GreenParty）在1988年的出現。
從1988年開始，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使社民黨聯盟（包括共產黨）岌岌可危，必須尋求布爾喬亞政黨的支持，1989年在中間黨的支持下於國會通過增加加值稅（VAT），進一步的賦稅改革則得到自由黨的支持，放棄舊式高邊際稅率的所得稅，改以對所得總額課以30％的標準稅率作為地方所得稅，中央政府至對每年所得超過17萬瑞典幣者再課徵額外的20%。
這種簡化的措施頗受歡迎，但右翼政黨仍抱怨負擔還是沉重，同時，勞工聯盟更關心社民黨賦稅政策的累退方向（regressivedirection），勞工聯盟也成功的拒絕了疾病保險等待期間的納入，以及制止了1990年政府試圖引進對薪資和價格凍結的方案。
1991年接近大選的幾個月，民意調查顯示社民黨的支持率滑落到30％，只有些許的百分比領先保守黨，而且，一個新的右翼政黨一新民主黨（NewDemocracy）創立，他們主張削減公共支出和對遷入移民加以控制，獲得比布爾喬亞政黨更多的認同。
而隨著選舉的到來，社民黨重新獲得一些曾經不再支持者的認同，但是選舉結果卻得到從1932年以來最低的得票率，三個主要的布爾喬亞政黨結果也令人失望，其得票率低於40%，僅以些許的差距領先社民黨。
隨後，保守黨黨魁CarlBildt組成四個黨的聯合政府（保守、自由、中間黨及基督教民主黨），但是在國會中仍然不是絕對多數，他的政府依賴新民主黨中的游離份子的支持，Bildt的同僚中卻沒有人願意與他們合作。
九月選舉之後，新政府開始在瑞典社會推動「體系轉變」的工作，企圖在往後三年減少100億瑞典幣的公共支出，並且減少所有的賦稅負擔。
政府所面對的困難，只有保守黨具有清楚的了解，決定政府應退居第二線，Bildt製造的名詞叫「唯一之路」（theonlyway）一以形容他所希望看到的政策。
不幸地，這個單純的道路，卻有許多歧途，自由、中間和基民黨全體一致反對削減成人教育的經費，自由黨黨魁擔任社會事務部部長，公開反對削減公共支出的方案，新自由黨、社民黨和左派則反對廢止附加年金。
另外，瑞典體系清楚地移轉至去規則化（deregulation）、分權化（decentralisation）、社會事務的市場經濟取向，和福利的混合經濟。
另外，郵政、電信、航空和鐵路服務的民營化計畫，也在1992年年終宣佈。
更重要的，社會民主制度複雜的網絡逐漸為事件所侵蝕，政府行動則予增強。
藍領勞工工會化程度從90%降至80％，白領勞工比率相同。
個別的工會無法提供工會聯盟像以往那麼多的經費，導致勞工聯盟必須裁員。
新政府廢止工會會員薪資的賦稅寬減額（taxa11owances），削減對研究機構的補助，減少出版補助5％；
地方政府面對自己經費的削減，再也無法像以往一樣給予社會和政治團體（這些團體與勞工運動密切結合）經費補助。
勞工運動者本身的保險公司Folksam面對大量虧損，社會主義報社團體A-Pressen亦宣告破產，遺留龐大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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