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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高远深化改革努力做好体育政策法规工作

立足高远深化改革努力做好体育政策法规工作

——在2012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规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肖天

(2012年4月11日)

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2012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规划工作会议在河南登封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1年、安排部署2012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工作。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这一年中,我国各项体育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全国体育政策法规战线的同志们紧紧围绕中心任务,扎实工作,体育理论研究、政策规划制定、依法行政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步,为确保体育事业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全国各省区市都公布了《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总局制定颁布了《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大多省区市和总局有关直属单位也制定了本地区、本领域的发展规划;《体育法》修改工作继续推进,各省区市结合当地实际,在涉及体育工作的多个方面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总局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对《全民健身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赴福建、内蒙古、安徽和四川进行检查调研;全国体育系统“六五”普法工作全面展开,从总局到地方体育部门都成立了“六五”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印发了“六五”普法规划;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体育改革发展实践联系更加紧密,研究氛围更加浓厚,议题也更加广泛深入。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是各级体育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离不开广大体育政策法规工作者的默默耕耘。

借此机会,我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向多年来辛勤工作在体育政策法规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问候!

关于本次会议的各项具体工作,张剑同志将作系统总结和安排。

在这里,我主要强调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适应形势需要,提高对政策法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成绩,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GDP增长屡创奇迹,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和集中,国家和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富有。

然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经济奇迹般发展的背后是有其特殊性的,用粗放模式换来的高速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前,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放缓速度,人口红利正在减少,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已有显现,资产膨胀包括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狂热正在降温。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组。

GDP的增速正在放缓,社会的创新动力不足。

上述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

追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一个阶段正在结束,而另一个阶段正在开启。

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体育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体育作为文化现象和产业结构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推动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国家“十二五”规划做出“全面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赋予了体育新的历史使命。

面对新的形势,体育政策法规工作要清醒地看到,体育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正如《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的: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社会体育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特别是在群众体育领域,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不足,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组织体系建立、科学健身指导等诸多方面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在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基础性薄弱环节。

在竞技体育领域,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还很不均衡,一方面我们在北京奥运会夺得51枚金牌,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三大球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以全运会为龙头的国内竞赛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竞技体育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体育产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规模不大、政策制度不完善、市场管理不规范等诸多问题。

作为体育产业重要内容的职业体育刚刚起步,而且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和制度性障碍。

在许多方面,市场机制配置体育资源的作用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

另外,体育发展的观念需要进一步转变,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待深化,体育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水平有待提高,体育理论建设、政策研究、队伍素质等方面都面临新形势下体育发展与改革的严峻挑战。

总之,展望中国体育的未来,不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看,都将面临着深化改革。

诸如体现体育强国特征的体育价值体系的构建、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体育理论研究、体育产业、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等,都需要从体育发展战略上认真谋划,在发展方式上有所转变,都离不开国家法规和政策制定与引导,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与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法治的体制下实施。

我们现行的举国体制,能有力地解决过去的问题和今天的某些问题,但如何解决未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我国现行的体育体制结构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我国建设体育大国的高速发展的同时,又面临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诸多挑战。

因此,体育快速发展的实践呼唤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改革,呼唤着依法治体的制度早日诞生。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全世界对人类社会治理方式艰苦探索的共识。

马克思说过:

“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现代法治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治国方略,发端于欧洲近代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通过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17、18世纪的英国,既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故乡,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故乡。

在英国历史上13世纪的《大宪章》和17世纪的《权利法案》,都是教皇、贵族和议会与国王分权的重要法律文本,这是欧洲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现象。

洛克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宪政民主政治,提倡人权、人性等自然法则,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精髓,同时为法治主义奠定了基调。

18世纪的法国,孟德斯鸠继承了洛克的思想,提出“三权分立”,特别强调法的精神,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卢梭主张“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合法政府”以及“法律至上”,这些后来都成为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石,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切实践行了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都倡导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成为现代法治理念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指导了日后一系列法学思想的变革和发展。

有人说,拿破仑的最大业绩不在军功,而在于主持编篡了《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贯彻了《人权宣言》的精神,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缔造了完整的、牢固的法律方向。

有一位当代法学家博登海默说过:

“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追溯中国历史,毋庸讳言,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孕育了整个东亚文明。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手翻开一页,都充盈着自然、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的印记,真可谓博大精深,洋洋大观,但是,遗憾的是从我们的历史中很难寻找到法治精神的萌芽。

近年来,从党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在提倡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号召大家多读书,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然而,现在需要重视的问题是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读了什么样的书。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景山学校的时候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现在各级党校也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我们如何做到上述要求,这就关系到读书的眼光问题和选择什么样的书去读。

中国两千多年的经学传统之所以能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了人的个性自由。

今天,我们既要读中国历史,更要读世界历史。

了解历史、比较历史的目的是展望未来。

如果我们总是乐于传统的注经解经,沉醉于演绎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甚至超过前人,我们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今天,在武术之乡少林寺,我简单讲一下武术的问题。

我国一直努力将武术项目引入奥运会,推动武术走向世界。

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柔道都已经进奥运会了,我国的武术应该如何走向世界进入奥运会,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目前,我们国家开展的拳种、功法大约有120余种,但是挖掘、整理起来很难,存在门派林立、相互贬低、相互诋毁的现象,甚至一些拳种、功法至今还传承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神秘色彩,根本原因是源远流长、不能改、不能动。

另外,武术项目在打分方面仍存在缺少标准、规则不完善的问题,依靠“精气神”、“意境”等因素来打分不够公平、公开。

武术项目要想进入奥运会,必须要进行改革、必须要有现代的眼光、必须要面向世界。

武术界有一句话“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前半句话没错,后半句话值得商榷,属不属于世界不是一厢情愿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广泛接受、广为流传,才能属于世界。

今天在座的政策法规干部,很多都喜欢理论研究,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读中国通史、世界史和欧洲史,就会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与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有二三千年的历史,法治的思想和理念渗透到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皇权为根本,表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处处事事体现着、维持着、强化着人治传统,极力维护等级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法叫做“王法”,是集权、专制的象征,与民权至上的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法治建设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中国,法治观念的确立并付诸实践正在经历着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开始确立民主法治理念、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新起点。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并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标志着中国在法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了。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意味着依法治理的实现。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必须在具备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实现立法、执法、守法的统一。

而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的依法治理,则是核心的一环,也是最难的一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体育政策法规工作硕果累累。

但是,相对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要求,相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相对于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体育政策法规工作任重道远。

因此,我们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必须审时度势,把政策法规工作摆到极端重要的位置,将其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

二、重视理论研究与制度创新,努力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

哲学社会科学集中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理论素养、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是国家极其重要的软实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强国”战略,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看,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两大支柱的维系,一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进步,二是思想理论的繁荣,同时两者又相互激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一定阶段,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

但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仅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是无法长久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

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冲突等问题不仅得不到合理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因此有人提出需要顶层设计,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引领和理论创新,这既是决策者面临的问题,也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命题。

中国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国体育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独有的举国体制下,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龙,举全国之力实现了竞技体育的跨越式发展,直到北京奥运会夺得51枚金牌超过了美国、俄罗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北京奥运会之后,随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我们从体育发展战略上,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上,从转变体育的发展方式上冷静地审视,中国体育在制度设计上确实面临大量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刘鹏局长在今年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讲到:

“当今中国体育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历史时期,既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大好机遇,又面对社会转型加剧、体制改革深化的挑战。

我们务必认真思考和推动解决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如体育管理体制的创新问题、体育公共服务问题、社会体育文化与公民体育意识的培育问题、竞技体育的结构优化问题、运动员文化教育和后备人才培养问题、职业体育的发展定位和体制机制问题、体育赛事的管理与改革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予以正视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对此体育界务必要加强战略思想上的长远谋划,加强政策体制上的科学设计,并扎扎实实逐一攻克、破解难题。

”刘鹏局长的报告给体育理论工作者、政策法规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任务。

在当今的体育体制下,体育行政部门掌握着体育政策法规的领导权和制定权,因此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政策法规部门的领导的理念、思想方法决定着理论研究、政策法规的导向。

我们要倡导的是一种在理论上的敬业和钻研精神,我认为,当前影响我们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最大障碍不是人文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是我们官场文化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思想观念中的中庸意识,使得我们的队伍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

当前,在我们的理论界和政策法规部门的少数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现象,无论在学术活动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都能感觉到一些同志在自己的专业上太平庸,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缺乏热情和追求。

一些同志在学术探讨中过于谦卑、过于从众、过于乖巧,表现的圆滑世故,写东西往往是空话套话八股文章;在工作中热衷于社交人际关系,多年下来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这种风气不去改变,我们谈何理论创新,谈何制定与时俱进的法规政策。

理论探索需要艰苦的脑力劳动,是需要献身精神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正是有一批痴迷、献身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圣徒,才推动了今日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今天,在我们体育的队伍中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

面对国内外体育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面对中国体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要经常地反省自己,反省我们对待理论研究已经达到的精神高度有多少。

我认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不是附庸风雅,更不是权宜之计,创新是一种艰苦的探索,需要思想境界,需要一种淡定的科学精神。

几十年来,我国体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某些体制的弊端。

回顾我国体育的发展历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由于物质贫乏、经费短缺,举国体制多是“举”在了体育系统内部是可以理解的。

但事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中国体育由大国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如果我们发展模式还是局限在系统内部循环,大家关起门来自己玩,很少与外界合作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别的不说,就拿我国体育中发展最光彩的竞技体育而言,也存在着项目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区域发展不均衡、传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受到冲击等诸多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体育的发展理念、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比如如何在市场经济规律下更加有效地调动全社会资源;传统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究竟在哪里;运动员个人价值的实现如何与国家利益更好地协调统一;如何为项目发展做好规划和布局等问题。

说到解放思想更新理念,不能不说到职业体育。

职业体育是当代全球体育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体育发展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之一。

过去,我们对职业体育了解不足、重视不够,与我国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全球业余体育比赛中的辉煌相比,职业体育发展慢、水平落后、问题较多。

但当前职业体育发展,诸如中国足球、CBA篮球、以及一些职业俱乐部联赛带来的体制、政策等管理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问题有待解决并已迫在眉睫。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助推群众体育的重要引擎,更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之路,已成为中国体育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体育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这给体育理论工作者和政策法规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任务,需要我们运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实践中的难题。

三、努力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政策法规工作队伍建设

政策法规规划工作是全局性、基础性工作。

它并非完全独立于其他工作,而是渗透于各项体育工作之中,因此,我们强调要树立大政策法规观。

政策法规是每一个部门进行管理的基本手段,要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政策法规工作质量。

首先,要创造条件,为政策法规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与其他兄弟部委相比,体育政策法规工作起步比较晚,工作机构还不太健全。

会议前,政策法规司对各省区市体育局政策法规工作机构的情况作了调查。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体育局中,共有23个省区市有政策法规工作机构,有的还兼有产业、宣传、科技、教育的职能;另外8个省区市体育局由办公室承担政策法规工作职能。

但是,这些机构中大多只有一两个人在从事此项工作,工作强度和难度都很大。

希望各级体育部门高度重视政策法规工作,创造条件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力量;要加大经费保障,确保重大问题调研、重大政策研究、发展规划制定、法制工作推进的顺利开展;要切实发挥政策法规机构的作用,重大决策要有政策法规机构参与,重要文件要由政策法规机构把关。

第二,要善于学习,加强调研,努力提高政策法规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爱学习、善于学习、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对一个部门、一条战线完成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政策法规战线的同志们不怕环境差条件差,这些是容易被发现而且是可以赶上的,可怕的是思想贫乏和观念落后。

希望从事政策法规规划工作的同志尤其要注重学习、善于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工作需求和精神追求。

关于学习和学习方法的问题,古今中外有很多事例值得借鉴。

大家都知道田家英是毛泽东秘书中才华出众的一位。

他学历不高,没上过大学,却知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理论水平高,思想敏锐,文笔老练,得到毛泽东和党内不少理论家的赏识和敬重。

田家英能够掌握丰富的知识,主要靠广泛阅读各种书籍。

“爱书爱字不爱名”,是田家英在一首绝句中的自我描述。

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田家英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他尊重事实、敢说真话、心系群众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学习方法与思维方法问题,18世纪法国有一位启蒙思想家叫笛卡尔。

在笛卡尔的认识论中,怀疑是一种方法,笛卡尔认为只有怀疑才会去求证,只有求证才会有比较,只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了鉴别才能分辨事物的优劣,从而才会创新。

大胆怀疑、科学求证是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

笛卡尔认为怀疑是一种思维方式,没有怀疑就不可能产生知识,他提出因为我怀疑所以我思考,因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

这就是今天被世人所熟知的笛卡尔的那句格言“我思故我在”的深刻含义。

政策法规部门作为领导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参谋部,必须要加强学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在学习和掌握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应该成为我们政策法规战线同志们的永恒话题。

第三,要健全机制,努力形成工作合力。

政策法规工作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加强团结协作,正确把握好政策法规部门的定位,增强全局意识,更好地发挥政策法规部门在本单位的牵头和组织协调作用。

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尊重其他部门意见,善于处理问题。

要多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理论研究、程序规范、制度保障等方面的服务。

政策法规工作还要重视横向联合,整合力量,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为体育发展争取更多好的政策。

同志们,政策法规工作既艰辛又清苦,但同时也能够锻炼人、磨砺人。

我本人就是从政策法规部门出来的,在这里我是总局政策法规司资格最老的一员。

在以往的交谈中,我经常告诫年轻的同志,大家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要看到这项工作的乐趣,也就是读书的乐趣、思考的乐趣,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乐趣,体现了一种高境界,有人说“寂寞是一种清福”。

我认为,注重对现象的研究与规律的把握,注重理性思考是人的一种素质。

往往思考与探索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现实利益,但它的最大价值是能够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出重视精神和思维的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有两个表现,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就是保持个性、独立思考,对事物进行批判求证的传统,也就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它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激发人对精神生活的热爱;另一个就是神圣的好奇心,以及对好奇心的鼓励,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好奇心是一切科学发明和创新的源泉。

当今社会在某些方面充满功利、浮躁和媚俗,不少人热衷于灯红酒绿迎来送往,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安贫乐道,拥有高尚的趣味和追求,像古人说的那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同志们!

2012年是建设体育强国征程中的重要一年,体育政策法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让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信心,开拓前进,以扎实的工作不断强化体育强国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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