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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难矣。
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向孔子请教什么是耻辱。
孔子说：
“国家治理有道，应该食取奉禄。
如果国家治理无道，食取奉禄，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问：
“好胜、骄矜、怨戾、贪欲，（这样的毛病都去掉了），可以算得上仁吗？
“可以算得上难得了。
是不是仁，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原宪字子思,出身贫寒，个性狷介，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
孔子为鲁司寇时，曾做过孔子的家臣，孔子给他九百斛的俸禄，他推辞不要。
孔子死后，原宪隐居卫国，茅屋瓦牖，粗茶淡饭，生活极为清苦。
在这里，依然是强调孔子“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邦有道，贫且贱，耻也”的思想。
正所谓“不义富且贵，如我如浮云。
”但是对于原宪这个一位洁身自爱的弟子，孔子还是从“邦有道，谷”讲起。
在《雍也》篇谈到“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原宪在对于人的态度上区别所在。
往往一些清高之人，固然能够做到守身如玉，超尘出俗，但是往往却缺少对他人的一种怜悯和关怀。
但是孔子则不然，孔子是邦有道也好，邦无道也好，在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
所以，孔子往往也愤世嫉俗，但并不厌世恶人，虽然其志向高远，品行高洁，然而却没有离群索居的思想。
所以，当原宪继续问好胜、骄矜、怨戾、贪欲这四种毛病都去掉了，算不算上仁时，孔子说：
“至于是不是仁，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当然知道原宪品性高洁，算得上真正的君子，但是“克己”并不代表着就一定“复礼”，进而也不一定谈得上“为仁”。
所谓“仁者”必然要以“爱人”为归依，如果只是为了洁身自爱，一味孤芳自赏或者愤世嫉俗，那么道德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
所以，在《里仁》篇，孔子说：
“吾未见好仁者恶。
”对于谦谦君子，孔子往往强调“唯仁者能恶人”的一面，但是对于原宪这样的“冰清玉洁”的弟子，孔子在肯定其能恶人的一面时，也同时强调“唯仁者，能好人。
孔子说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结合其“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的观点，有一些君子往往只关心自己道德的完善，固然能做到不同流合污，做到不自取其辱。
但是往往也存在以道德相标榜或以私德为终极的心理，性情孤傲或冷僻，从而缺少象孔子一样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
忠焉能无诲乎？
”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成为仁者，做到泛爱众而亲仁，最终博施于民而济众，救民于水火，行义以达其道，哪么可能不为天下苍生而汲汲奔走，日夜操劳呢？
同样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孔子一方面在列国之间来回奔走，不惜累累若丧家之犬，另一方面则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育人不止，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即使晚年仍然不忘“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要为苍生，为社会，为后人做点什么。
所以其眼界和胸怀是一般人不能比拟的。
所以孔子接下来又说到：
14.2【子曰：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
“一个人作为士，又贪图安逸，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士。
”这里的贪图安逸，不光是指一般的好清闲，乐舒适。
而是指作为一个士人，他应该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
所以士人只要还能有所作为，不管在哪个层次,从哪个角度,就必须事君能致其身,见危授命,务民之义。
而不能从自身规避自身政治风险出发，逃避自身的责任，也不能从自身的名誉名节出发，基于道德洁癖而弃道义、苍生而不顾。
所以在孔子眼里不管是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不管是仕，还是隐，并代表其不主张通过其它方式为其道德理想和政治理念而奔走，而努力。
下面这一章，就说得更加清楚了。
14.3【子曰：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国家治理有道，直言直行，国家治理无道，直行谨言。
”在这里，当国家治理无道时，孔子在强调谨言的同时，将直行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强调多做少说。
离开直行，这样的国家就会更加失去官场清风，这样的社会就会更加失去人间正气。
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往往民众对居上位和社会更加容易进一步失去信任，说得太多，而又做不到，口惠而实不至，名称而实不符，往往只会令百姓更加离心离德，更加信心失落，从而随波逐流，与世道共沉沦。
所谓孔子说的谨言不光是一种从政者在混乱时局下的存身之道和斗争策略，更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
所以仅仅从明哲保身和韬光养晦来理解“危行言逊”的含义往往是有所局限的。
从帛本《道德经》中“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的说法，我们就能体会到，一个国家治理昏乱，一个社会道德沦落，往往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局面，而往往不是赤裸裸的强权，血淋淋的暴力，而往往是色取仁而行违，欺世盗名，移花接木，瞒天过海，虚假伪善，哗众取宠的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
其实这是对道德最大的污辱和伤害。
一而再，再而三被愚弄的民众，虽然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对于把道德挂在嘴上的所谓圣人忠臣、君子名士往往是极其反感，对于“道德”一词往往视之如“阴谋”无异。
所以，在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下，孔门弟子如果进入仕途，言必称君子，口必曰圣人，恐怕也只能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感和警惕。
在上一篇《子路》中，孔子为何反复谈正名，强调“先之，劳之”等，与其说是给自己正名，还不说是在是非颠倒的时代里如何给道德正名，如何给君子正名。
上述三章,就是孔子在当时的社会局面下,作为士人应该采取的基本行事原则.首先是强调作为君子不能局限于自善其身,必须有所作为。
其次强调作为士人不能贪图安逸，也必须所作为。
最后强调不管是邦有道，邦无道，都要做到“危行”，只不过在说话有时更加谨慎而已。
《论语》在辑录孔子的言论时，往往跟篇目的要旨不同，往往有自身强调的要点。
这是要需要值得注意的，对于《宪篇》而言，《论语》在这里强调的是“邦有道，谷”、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危行”。
14.4【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一定会有所言论，但有言论者，不一定有道德；
仁者一定有勇气，但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心。
对于道德而言，有言论的人可以说是知之者，也是为德最基本的条件，否则不知道道德为何物，不明其理，不知其义，无异于空中楼阁，但是知之者，毕竟不是好之者，好之者也不是乐之者。
写得一手好的道德文章，纵使满纸仁义，字字珠玑，然后却不能坐言起行，甚至衣冠禽兽者往往比比皆是。
言不及义估且不论、言过其实、言不由衷、言不及行、言行相诡者往往对道德本身没有什么兴趣，无非是从名声出发，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或者是从文采出发，雕词琢句，卖弄文藻，或者是从思辨出发，坐而论道，玄思妙想。
至于道之行与不行，则不是其关心的内容。
当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勇气不足。
所以孔子进而谈到“仁者必有勇”。
在这里，《宪问》篇希望通过孔子对于德与言，仁与勇的关系分析，帮助弟子理解“施之则用，舍之则藏”以及“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真正含义。
舍之则藏，并非逃世，无道则隐并非遁世，既不是出于明哲保身，懦弱无能，无所作为，也不是出于悲观厌世，自许清高，孤芳自赏。
14.5【南宫适问于孔子曰：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
“君子哉！
若人！
尚德哉！
”】南宫适向孔子请教时说：
“羿擅于射箭，奡力能覆舟，都不得好死，禹、稷都躬身穑稼，而拥有了天下。
”孔子没有答话。
南宫适退下后，孔子说：
“君子啊！
这个人，推崇道德啊！
这个人！
所谓“羿善射”，羿是古有穷之君，善射，灭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促又杀羿而代之。
所谓“奡荡舟”，奡，又作浇，寒促子，后为夏后少康所诛。
《竹书纪年》云：
“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
”荡舟即覆舟，谓浇力大能荡覆敌舟。
羿、奡二人都崇尚武力，好勇使能，争权夺利，作为政治人物最终都有没有好的下场，应该说，这才是孔子讲的无道则隐的根本点，如果将“无道则隐”理解为是洁身自爱或者明哲保身是偏面的，孔子主要是说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在乱世之中要能够把持往自身，不能利令智昏、好勇逞能，你攻我伐，往往是不得好死、不得善终。
禹、稷二人作为政治人物，都是以农、耕为本，立足于解决老百姓的安身立命问题。
在这一章里，《论语》通过南宫括之口论证了“勇者不必有仁”的事实，是对一章的补充。
但是从全章而言，实质上表明了孔子对于天子之政的基本立场。
所以南宫适话一经说出，孔子说无可说，故而不答。
同时也是因为不曾料想一个年轻人有这么深刻的见识，心中感叹不已，竟一时无语。
至于认为这是南宫适在把孔子比作禹、稷，同样出身于庶人，以后将必有大的作为，所以孔子不答。
其实禹、稷都出身不凡，均为当时的部落首领，不可谓之为庶人，当时根本无此一说，其“躬身穑稼”是当时原始公共氏族中农耕部落首领必然的领导方式，并没有低下之说，当时没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
这是种将个人心态和认识投入《论语》之解读的做法往往是有害无益的。
在孔子眼里，真正的乱世，真正的无道根本就不是正邪之间的较量，正不压邪，小人当道。
而是一个社会完全失去了道义，如春秋无义战。
不管是政治争斗的哪一方，也不管武力征伐的哪一方，也都丝毫代表不了光明和正义，也都丝毫代表不了道德和仁义，也都丝毫代表不了天理和人心。
甚至没有谁比谁更强一点可言，就是纯粹的野心、利益、地位的争夺。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局面下，除了无道则隐，舍之则藏，一时一世真的是很难有所作为。
这样历史局面后来也并不是没有过，如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杀伐与征战，整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下滑到了极限，纵使有才有能，不图富贵，能够置身于外，不为虎作伥，不助纣为虐，也足以令人称道了。
但是即使如此，孔子依然强调要直行。
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世道里，要实现仁德，回归仁政，孔子只怕也会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只好希望天不灭斯文，使道义的薪火相传，唯有徐图将来，寄望于圣人出世，能够做到王者世而后仁，百年胜残去杀。
至于他自己的确也是“躬行君子，则吾未有之得也”，“仁，吾不知也”，“于圣与仁，则吾岂敢！
”，“不践迹，亦不入室”。
所以，这并不是孔子的谦词，而是当时真实的心境。
自然而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14.6【子曰：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作为君子没有达到仁者的境界是有的，没有作为人小能达到仁者的境界的。
14.7【子曰：
“爱之能勿劳乎？
“如果真的爱人，能不为之操劳吗？
如果真的忠正，能不与之劝勉吗？
”这往往是“君子而不仁”的表现之一。
前者是说从政者要自己的道德学说付之社会实践，光凭念念经，动动嘴是无益于事的，必须身体力行，日夜操劳，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所以“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
”要做到对人对事竭心尽力，但是害怕得罪人，不敢对人对事有所劝诫，也是算不上忠正的。
14.8【子曰：
“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
“（郑国）颁布国家政令，要先由郑国的大夫裨谌来主持起草，世叔来主持讨论，行人子羽来对其进行文字上的修饰，子产来对其进行各方面上的完善”
裨谌，世叔，行人子羽，东里子产均是郑国的大夫，其中“行人”并不是指当时郑国掌管朝觐聘问，即外交事务的官职，行人应该是当时的复姓。
“东里”是郑国大夫子产居往的地方。
孔子说这一段的本意是强调郑国发布政令的慎重。
《论语》编者在这里是通过一个细节来体现“爱之能勿劳乎？
”郑国的从政者为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贯彻，所以对其政令能否体现在政治思想，能否符合实际情况，能否务民之义相当的注重，所以几位大夫都必须为之操劳。
否则，要么失政于事，要么一纸空文，要么言不及义，也就失去实际的意义，发挥不了正确的社会效用，实现不了既定的政治意图。
同时一纸政令出自四人之手，难免会各有各的观点冲突和争论，但是四位大夫却抱忠于职责的原则，并不互相苟同，否则，子产一个人自己说了算不就得了。
这也是从政者之间“忠焉能无诲乎？
”的体现之一。
14.9【或问子产。
“惠人也。
”问子西。
曰：
“彼哉，彼哉。
”问管仲。
“人也。
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这个人如何。
“恩惠的人。
”又问子西。
“他啊，他啊。
”又问管仲。
“是个人物。
他取消了伯氏成片的封邑，以至于只能吃粗饭，（可是伯氏到来）没齿之年，都没有埋怨过。
对于子产，所谓“惠人也”就是孔子评价他的“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特别是“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更加强调子产作为一位政治人物，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落到实处，结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好处。
“惠”更加强调其务事务、求真绩的一面。
对于子西，他是楚国的令尹，也就是楚国的执政，相当于宰相。
根据《孔子家语》记载：
……於是使子贡至楚。
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楚令尹子西曰：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
”曰：
“无有。
”“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
”“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
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这一段文字很明显有儒学后人借政敌之口，吹捧孔子及孔门先贤的成分，但是孔子在楚国不见用，则可能跟当时的执政子西有关。
不管相关不相关，很明显，孔子认为子西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值得一谈。
所以说“他啊，他啊。
”实质上是含义就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但是孔子比较重口德，也不想从个人恩怨来谈论之。
对于管仲，他认为他算得上一个人物。
伯氏是当时齐国的大夫，据说因为用人不慎，其家臣为非作歹，被管仲责问。
后来因为老百姓不愿意在其封地上居住，管仲最后将其封地没收充公。
但是诚如孔子所言“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管仲能做到使伯氏没齿无怨，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孔子认为管仲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
14.10【子曰：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要做到贫穷而没有埋怨是比较难的，要做到富有而没有骄奢是比容易的。
”在这里，孔子是根据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而言，这里富是有前提的，是有道而富。
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同样具有一定道德基础的人，往往在贫穷时也会多有埋怨，在富有时往往反而能没有骄奢。
作为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能有道而富，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穷者不为衣食所忧，没有比较大的贫富悬殊，加上教化之功，往往的确是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如果老百姓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安得能没有怨言，空洞的说教又有什么作用呢？
但是要做到“富而无骄”只不过相对“贫而无怨”来说更容易一些，也并非是轻易不举，不费吹灰之力。
所以孔子说“富之”并“教之”。
《宪问》把这一章放在这里，也是基于上一章的“没齿，无怨”，想解释一下，孔子为何据此认为管仲算得上一个人物。
《宪问》14.4-10章，首先从南宫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观点引出了“爱之能无劳乎？
”，其次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证了“忠焉能无诲乎？
”结合郑国为命，子产惠民等事例，表明了从政者实现仁政，必然要有所操劳、有所作为。
否则即使再有私德，不能做出一番有益百姓的事业，仍然不过是“君子而不仁者”。
当然这是谈“不及者”。
14.11【子曰：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做赵国和魏国这样的大国的大夫是更为合理的，却不能够做滕国和薛国的大夫。
”当然更多的观点认为赵魏老是指晋国大夫赵氏和魏氏的家臣。
孟公绰既然己经任鲁国之大夫，如果又说其能胜任晋国赵氏和魏氏的家臣，则无异于名褒实贬。
这个说法应该不能成立。
“老”可以在当时可以指上公、上卿、大夫、大夫的家臣。
孟公绰这个以无欲见称，但无欲之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要求自己安贫乐道，这样还好，但是对于寻常百姓也同样的如此要求，则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孔子已经间接表明“克伐怨欲”不足以为仁。
特别是一些无欲之人，性情淡泊，往往对于经世济用并不太关心，所以往往对于如何立国、强国、富民、足民也拿不出很好的政策。
像赵、魏这样大国往往还是比较富庶的，所以用孟公绰这样的人做大夫，正好是使其富而知礼，富而无骄，但是让他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在各个大国之间艰难的周转，能使老百姓能够有道而富、安居乐业，恐怕是其不能做到的。
在春秋时期，小国往往比大国更加难以立足，这是不言而喻的。
14.12【子路问成人。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算得上完人。
“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无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娴熟，再加上礼乐的涵养和修饰，也可以成为完人了。
”又说：
“现在的完人也不必如此（高的要求）。
面对利益，能够心怀道义，面对危险，能够担当君命，长期信守承诺，不忘记平时所说过的话，也可以成为完人了。
”在孔子看来，作为退而求其次，缺少一点智慧和才能，不能完全做到清心寡欲，不能完全做到礼乐修养，也没有关系。
只要面对利益，能想一想合不合道义，面对危险，能不逃避和推卸责任，长期能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忘记自己曾经的追求，就可以算得上完人了。
孔子对于子路最担心的是贤者过之、勇者过之。
“文之以礼乐”的“文”一般解释为“修饰”，似乎有片面之嫌。
文是文化之意，更加侧重于道德的涵养，而不是仅仅是礼乐的修饰。
孔子的本意应该是“用礼乐涵养充实自己的道德。
另“久要”一般解释为“久约”，既长期处于贫困。
这里解释为“长期信守承诺。
”因为前面已经谈到了“见利思义”，没有必要再强调这一点。
“不忘平生之言”，并不是指一般违背承诺，而是一个人不放弃自身的理想，不违背自己的信念等等。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降其志”。
14.13【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
“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
“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其然。
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
“真的吗？
夫子这个人不说话，不笑谑，不取利吗？
”公明贾回答说：
“来告诉你的人，言过其实了，夫子在适时的场合，然后才说话，人们对他说话不会反感，在快乐的场合笑谑，人们对他笑谑不会反感，在道义的前提下取利，人们对他取利不会反感。
”孔子说：
“正确啊。
岂止正确啊！
孔子在这里一问，实质上说明那种不苟言笑，不取一利、形成泥朔的“圣人”形象，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前，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圣人形象就是如果庙里的菩萨一样，不言笑，也不食取。
其实所谓圣人思想也是宗教崇拜的心理的产物。
从传闻中对于公叔文子言过其实的“塑造”，我们往往能明白圣人“成长”的轨迹。
《论语》在这里实质上是力图还原圣人贤者的“血肉之躯”，但有一些后来的儒家学者对其视若无睹，甚至百般曲解，实在是愚不可及。
上述三章可以说是在谈从政者如何防止过犹不及。
当然不一定是其本人，如“以告者过也”。
所谓过与不及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自身要有多么的完美，在于其自身与不同情况下与客观事实，客观条件的相适宜，并非千篇一律。
如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为滕、薛大夫则很可能有一些方面过之，有一些方面则不及。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中庸也并不是非要放之四海而时中，而是能够在进退取舍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事方式。
没有必要去追求成为所谓无所不能的完人，而是要能够和不同的类型人才互相合作，互相劝勉，这样也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取得一番作为。
那么《宪问》这三章接着前面“君子而不仁者”指出对于从政者而言，没有必要过于追求完美，没有必要用对自身的标准去苛求百姓，试图还原一个现实政治中的贴近实际，贴近人情，贴近民心的“仁者”形象。
孔子对无欲的孟公绰不适宜治穷国小邦的评论，对子路谈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的成人观，对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置疑，都是在谈在现实社会里，对于君子私德、圣人修行完美的过分要求，往往从老百姓实际利益需要出发，从现实生活的完美君子难求出发，并不一定有利于为仁之道，这里也是在谈“君子而不仁者”，当然角度则是从“贤者过之”。
14.14【子曰：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用离开防邑为条件谋求在鲁国保住臧氏后代宗嗣,即使说没有要挟鲁君,我也不相信。
臧武仲是臧文仲的孙子，姓臧，名纥，是鲁国大夫。
其封邑于防（今山东费县东北）。
臧武仲为人多闻多智，据说能预测将来之事，时人称之为“圣人”。
武仲以其智周旋于季、孟之间，虽然很聪明，但自恃己能，到处插手。
臧氏以明礼节、善外交名世，却对国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为自己惹来是非。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臧武仲运用计谋帮助季武子废除了季武子的长子季孙弥的继承权，立季武子宠爱的季孙悼为继承人。
因此得罪了季孙弥以及与弥交好的孟孙家族，孟孙氏家族成员向季武子诬告臧武仲阴谋叛乱，季武子起初并不相信，接到孟孙家人的再次诬告后信以为真，下令攻打臧武仲，臧氏和他的护卫们寡不敌众，逃亡到邾国。
防邑是臧氏家族的封邑。
臧氏从邾国派遣使者让他的异母弟臧贾，向鲁国政府请求为臧氏家族“立后”来确保臧氏家族的权利。
作为交换条件，臧武仲愿意舍弃防邑，流亡国外。
为着达到这一目的，臧武仲回到防邑，向鲁国政府重申他的条件，请求保有臧氏的宗祠，《左传》记载：
“臧孙如防，使来告曰：
‘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
’”意谓：
“我臧纥并不能伤害别人，而是由于智谋不足的缘故。
臧纥并不敢为个人请求。
如果保存先人的祭祀，不废掉两位先人的勋劳，岂敢不离开防邑？
”防城距离齐国边境很近，鲁国不能失去这个战略要地。
鲁襄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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