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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粮食流通体制下一步改革取得的展望…………………………………27
第五章我国棉花流通的体制变迁………………………………王滔29
第一节我国棉花经济的发展历程………………………………………………29
第二节我国棉花流通体制阶段分析……………………………………………30
第三节我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33
第四节近年来我国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方向与展望…………………………34
第六章中国蔬菜流通的制度变迁………………………………王志刚38
第一节关于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关系………………38
第二节关于我国蔬菜流通制度变迁历程的简单回顾…………………………40
第三节“菜篮子工程”建设历程回顾…………………………………………41
第四节经验分析…………………………………………………………………43
第五节结论性评述………………………………………………………………44
第七章畜产品与水产品流通的体制变迁………………………庞晓鹏47
第一节肉类产品流通体制变迁…………………………………………………47
第二节蛋类产品流通体制变迁…………………………………………………52
第三节水产品的流通体制的演变………………………………………………53
第八章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周立57
第一节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57
第二节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现状……………………………………………60
第九章总结与初步结论……………………………………………曾寅初68
第一节简要总结…………………………………………………………………68
第一节总体特征…………………………………………………………………69
第一节进一步研究的方向………………………………………………………70
说明
本报告是我系承担的教育部“十五”“211”工程项目《流通经济与物流管理》子项目《农产品批发市场与期货市场比较研究与模拟实验室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由于是内部讨论用的初稿，所以谢绝以任何方式的引用或者转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211项目课题组
2004年3月13日
第一章农产品流通的制度变迁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核心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即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过程。
虽然对于不同的农产品，市场化的进展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从总体上判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已经从过去完全依靠计划，转向了现在主要依赖市场机制为中心。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样的体制改革道路？
体制改革的效果如何？
分析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的改革与政策调整实践有意义，也会对农产品市场体制变迁的理论有贡献。
但是，要想回答上述相对深层次（就需要探索经济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这一点而言）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探明经济现象的表面特征。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对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过程本身，做描述性整理。
我们必须明白改革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改革的具体经过了几个阶段？
在每一个在体制和政策都有哪些调整？
在这种描述性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改革过程的特征。
所以，本报告可以认为是我们进行中国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研究的起步性成果，是为我们开展核心研究所做的一个准备。
而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性地探讨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理论。
首先概述制度变迁的主要经济理论，然后尝试提出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原因解释与描述性整理的逻辑框架。
第一节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
一、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在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而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就制度变迁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才有会出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这里，衡量生产关系变革效果要看生产关系变革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也就是，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才是人类社会需要的变革，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一有进步就会发生变革，而只有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程度累积到相当程度之后，生产关系才会出现变革。
也就是说，制度变迁与生产力发展相比较具有滞后性。
当生产力发展之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不适应程度还不是太大时，生产关系也会作一定的调整，这种生产关系调整、这种制度变迁，不会涉及到生产关系中的本质因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会发生变化情况下，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特别是。
但是，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不适应程度累积到相当大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重大变革，而且往往会采取相当激烈的社会变动方式，即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这将引起社会的质变。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具有很强的事后解释能力。
当大家翻阅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发表的学术论文，我们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理论解释。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概括程度太高，这种理论的对现实的制度变迁的指导意义不大。
因为，第一，我们很难预先评价和判断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或者在某一个时点生产关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二，我们也很难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不适应，到底要达到多大程度之后，生产关系的调整或者制度变迁才使成为必要的。
无法预先进行这样的判断，也就很难事先指导我们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现实过程。
二、速水的社会系统发展的相互依存理论
速水佑次郎在《发展经济学》中，提出了一个从总框架上类似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理论的社会系统发展相互依存理论。
如图1-1所示，社会系统的发展首先被认为是文化•制度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生产关系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适应。
但是，他在每个子系统中又作了细分。
经济子系统分为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两大要素，而文化•制度子系统又细分为文化（价值观）和制度（规则）两大要素。
经过这样的细分，他至少获得了两个方面的进步。
第一，将经济子系统细分为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之后，使得经济子系统的变化可以定量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细化之后建立了内生制度变化的说明性模型。
第二节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
一、戴维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为制度变迁分析提供新的理论，也使得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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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和D．C．诺斯在《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中对此作了综合论述。
他们认为，制度包括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而一项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
安排可能包括单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人，或政府（单个的或与一个或更多人的合作）。
如果制度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从交易费用中获益，将外部性内在化，降低风险，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政府的安排都将要被创新。
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安排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然？
尽管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但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
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
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安排的变迁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
图1-2是一张流程图，是对制度安排变迁理论作一个直观的概括。
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
但是，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
所以，那些创新出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团体）才能够获得潜在利润。
某些人或这些人组成的团体意识到潜在利润的存在，经过一段时滞后，它们将受影响的当事人组成一个初级行动团体，或者重新调整方向，将已经建立的行动团体的目标调整到获取这些潜在利润。
“认知与组织”时滞的长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利润规模（如确定性状态），也取决于初级行动团体获取利润的安排技术是否能够得到。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技术的存在，使上述行动在成本少于利润的情况下实现，较长的时滞就会发生。
同时，在这段时滞里，就一直会有发明新技术或修改旧安排的尝试出现。
如果一个或多个经济可行的安排确实存在，行动团体将选择一个报酬最高的安排。
在决策时，他们必须考虑以下事项：
潜在收益，组织成本，经营成本，非想要决策的“阻滞成本”（如果他们的选择涉及政府）以及分配这些成本和收入的时间。
如果可能的选择不止一个，那么就要花费一些时间寻找一个事实上“最好”的选择，因此，一个“选择菜单”的时滞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行选择的个数和多样性。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制度环境总是要排除某些潜在的选择（例如，菜单上的选择个数与法律和政治上可接受的数目之间存在一个差额）。
有鉴于此，下述情形就很明显，即环境的变动将导致在菜单内的重新选择，即使现在的安排已经早在运行之中。
一旦安排选定，它就必须作出创新。
由于这种安排为团体间的合作或竞争设置了新规则，所以创新的过程同样需要时间。
很可能，在个人安排的场合，创新的“启动”时滞最短，涉及自愿合作团体的长一些，涉及政府的则最长。
最后，利润的取得有时可以直接来源于新安排，有时只来源于新安排产生的新制度装置的使用，有时则间接地来源于新安排建立的次级行动团体（asecondaryactiongroup）的活动。
然而，一旦取得了利润，系统就复归均衡，这时，就不再有改变安排的任何压力，除非一些外在事件又产生新的外部利润，均衡重新被打破。
戴维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至少在以下方面对于我们分析农产品流通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比较的思路。
特别是提出的通过制度安排的改变可能获得的外部利润来源，为具体分析促使制度变化的原因，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其次，将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变动过程的思路。
二、拉坦等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诱致性技术变迁（进步）在制度变迁中的尝试性应用。
他们认为，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
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
认为，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
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
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权的制度变迁。
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的价格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
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的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
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以及新的和更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创新的机会的开辟。
这导致了消费模式更为多样化，而且由技术变迁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
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经济和政治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将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潜在来源转变为有效的制度创新？
影响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力量是通过相对不完全的市场来操作的。
为了形成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转变，就需要经济与政治资源在个人与制度之间进行不均等的分配。
官僚主义行为与集体行动，是方式之一，但是遗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方式都存在着效率扭曲。
速水在《发展经济学》中，则进一步将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分析了影响其供给与需求平衡的因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强调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第二，强调从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需求制度变迁的原因。
第三节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原因解释
一、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
上述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提供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
我们可以将农产品流通的制度变迁机制，划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两个层次。
直接的层次是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而间接的层次则是影响直接层次因素的影响因素。
就直接层次而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路。
第一，从制度变迁的预期效益与预期成本进行的分析。
根据戴维斯-诺斯理论，可以考虑这里的预期收益，包括规模经济、降低风险、纠正外部性等市场失灵、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带来的利益，而预期成本则包括制度变迁的调整成本等。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无论是组织还是市场都是一种交易方式。
到底选择哪一种交易方式，取决于这种交易方式的效率，主要是交易成本的大小。
根据这种思路，那么最终决定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也应该是农产品市场制度效率的改善。
因此，从不断追求效率改善的角度看，农产品市场制度应该是向着效率不断提高的方向变化。
同时，体制改革与调整，不同于在完全初始条件下的选择。
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新制度与原有制度之间的联系。
如果改革引起的调整成本过大，甚至超出了改革带来的效率改善，则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完成。
当然，从改革的角度看，除了考虑效率之外，分配问题，即利益调整问题也是重大的影响因素。
但是，如果考虑到补偿原理的话，效率的提高大于调整成本还是问题的最主要方面。
第二，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的分析。
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需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或者说在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诱致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而供给在本质上来源于人类的知识积累。
这里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能够在理论上实现上述两种思路的内在统一。
二、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就间接层次而言，就是指影响上述农产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或者是需求与供给的因素。
对此，藤谷曾经就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变化，提出过一个理论框架。
结合这一理论框架，我认为至少要考虑以下的影响因素：
第一，所在国家的资源禀赋：
主要是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
第二，经济发展过程：
包括工业化进程、结构转化进程等。
第三，农产品的供求关系：
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还是供过于求的局面等。
第四，社会基本制度的发展方向：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
而这往往与国家普遍的价值观有关系。
第五，生产者、消费者等的组织化程度。
第六，市场基础条件（交通、信息等）的变化等。
这些变化主要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第四节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整理
研究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首先要对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性整理。
而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性整理过程，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
一、从不同产品（市场）种类视角的整理
首先，是农产品种类或者市场类型的视角。
如果所有的农产品的市场体制变迁的过程，都基本相同，则这个视角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本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国不同农产品之间市场化的进程，无论是在改革的时间安排还是就改革的内容而言，都不相同。
这样，在进行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性整理时，就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农产品，进行分类整理。
在本报告中，我们选择了粮食、棉花、蔬菜与水果、畜产品等四类农产品，分别整理了其流通体制的变迁过程。
同时，考虑到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与农产品其他市场制度变化相比的特殊性，我们还专门就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变迁过程，进行整理性描述。
二、从制度变迁时间变化视角的整理
其次，是农产品制度流通变迁的时间视角。
农产品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变化，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过程。
首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区分。
例如，就市场放开而言，解禁是一个快变量。
只要改革措施颁布并开始执行，改革本身也就完成了。
但是，新条件下新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就是一个慢变量。
其次，改革伴随着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一般不是无成本的。
在调整成本较大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保证平稳过渡，改革经常会采取分步走的渐进方式，甚至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反复。
从时间的视角描述农产品市场制度的变迁过程，最主要的是如何划分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过程的阶段性。
在本报告中，我们尝试对每大类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变迁过程划分了阶段。
但是，在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在本报告中的阶段划分是初步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为阶段划分找到相对统一的划分标志，特别是能够在不同大类的农产品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定量标志。
三、从制度变迁内容视角的整理
再次，是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内容视角。
制度变迁的内容当然与制度的概念密切相关。
本报告中，制度是一种相对广义的概念，即包括了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政策调整。
而且，就制度变迁的描述而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整理。
首先是制度变迁背景的描述性整理，包括变化前的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制度变迁的理论准备、与农产品市场制度相关的经济社会环境等；
其次是制度变迁内容的描述性整理，主要是从法律、文件、条例、行政规定等方面，客观地整理制度变迁的具体内容；
再次是制度变迁结果的描述性整理。
当然，这里整理的不是制度变迁的内在效率变化的本质特征，而是整理制度变迁引起变化的直接的表层的现象特征。
在本报告中，我们的描述性整理重点在于制度变迁内容。
在许多大类农产品之后，我们尝试制作了大事年表，或者收集了主要的相关文献。
（承担者：
曾寅初）
参考文献：
1．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藤谷筑次《农业政策的经济理论》（日文），家之光协会，
第二章中国粮食流通的制度变迁
（一）
（1984年前）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粮食流通经历了曲折的制度变迁。
大体而言，可以将中国粮食流通的制度变迁分为四个阶段：
1949－1952年，国营粮食商业领导下的粮食自由购销阶段；
1953－1984年，高度集中的粮食统购统销阶段；
1985－1997年，粮食购销和价格“双轨制”时期；
1998年以后，新一轮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阶段。
第一节1949－1952年：
自由购销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废除旧体制，建立符合新中国经济建设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掌握充分的粮源。
这一时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建立由政府控制的粮食流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公有制经济所占成分较少，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流通中左右市场的能力较差，国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流通难以把握；
加之非公有制经济的投机钻营，造成粮食市场混乱，流通不畅，物价恶性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形成了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粮食自由购销和定价体制。
在市场主体方面，自上而下成立了国营粮食经营系统和管理组织体系，加强了国家粮食机构及其队伍建设，逐步实行了对于粮食的集中、统一管理。
同时，针对私营粮食企业的两面性，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允许其合法经营、合理发展。
主要措施有：
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对粮食经营进行合理分工；
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商有适当的利润；
对私商的合法业务活动以及税收政策给以适当的照顾。
为了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政务院于1950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粮食经营和粮食管理的领导机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领导下的粮食管理总局。
财政部在《关于建立全国粮食管理系统，将粮食处改为粮食管理总局的命令》中指出：
粮食管理总局一方面是财政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粮食局的业务领导机构。
粮食管理系统的主要职责是：
关于公粮征收及入库；
关于公粮的交付、供应与调剂；
关于公粮的加工和调运等。
1952年8月，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撤销了贸易部，成立了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把内外贸分开。
同时，把原贸易部的粮食公司和财政部的粮食总局合并成立了粮食部，统一负责全国粮食的征购、分配、供应、调拨工作以及地方粮食机构和所属企业的业务协调工作，为高度集中的粮食管理体制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粮食流通的组织结构图见图2-1。
二、积极组织粮源
加强公粮的征收工作，鼓励农民踊跃缴纳公粮。
公粮收入增加了，就有可能在确保财政粮食供应的前提下，把尽可能多的粮食转化为商品粮，用于市场调剂。
通过国家财政向市场收购，主要特征是农业税征实转化为储备粮，粮食价、税分开，农民除了以实物形式交纳农业税外，没有别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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