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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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背后，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初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段故事。
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和我谈起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飞力教授。
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并以此为“敲门砖”，在费正清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
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将近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
吴先生感慨地说，现在领域里的很多人都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错。
正是由于这番谈话，引起了我对孔飞力著述的兴趣。
于是，找到了他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和一些论文（包括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剑桥晚清史》中孔飞力所著的章节）粗粗读了一遍。
我自己的研究重心虽然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但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还和同窗于醒民一起发表过两篇关于晚清上海轮船商的论文）。
但当时忙于修课，而读书的重点及主要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也对于孔飞力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并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还是读了柯文（Paul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我有一种同时阅读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嗜好，这本书我就是对照着林同奇的中译本读的），我才意识到，孔飞力的书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之所在。
孔飞力是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
当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然受到“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范式的主导，一般学者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
孔飞力当时还是一个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轻历史学家，但他在自己博士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他为了寻求并界定促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以关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中心，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
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
学者们在寻找与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的重心必须由上层转向下层。
今天，这些看法早已成为美国及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看法有着无可争辩的“超前”性质。
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呢？
英文版《叫魂》
1990年，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出版了。
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写的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
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也几乎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了。
当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到纽约州立大学的一所分校任教。
《叫魂》出版后，我立即买了一本，并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
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便开始在自己的课上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
（两本书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
）当时便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也应该介绍给国内读者的。
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始于1992年初，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杂志主编后，正值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
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
我随即约请孔飞力将讲话文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
孔飞力立即便同意了，我同他也就此事有过好几封书信来往。
孔飞力对文稿的修改极为细致（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这不禁令我加深了对于这位前辈大家的敬意。
1996年回国，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老同学陈达凯向我问起，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当时便想到了《叫魂》，并向他介绍了书的主要内容。
想不到，陈达凯竟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并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把翻译此书之事也加到了我的身上。
在他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的一再促动之下，我同孔飞力取得了联系，他马上便同意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并让出版《叫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象征性的价格把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卖给了上海三联。
这样一来，我是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
只是，我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那也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的时候），所以，便想到要找一位合作者，一起翻译《叫魂》。
刘昶：
1970年代孔飞力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两本著作开启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潮流，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课程时，孔飞力的著作是必读书。
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之内在动力的强调，对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及地方军事化的分析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飞力在写《叫魂》之前只出过这一本专著，但已足以显示他的学术功力，也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史领域的重要地位。
时隔二十年后，他的《叫魂》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实在是毫不奇怪的。
他也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是经典。
孔飞力写《叫魂》是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的。
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原始档案。
《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档案材料，在翻译时，若没有档案的原始复印件，要将这些引文从英文复原为中文是做不到的。
孔飞力把他写《叫魂》时所用的档案复印件统统交给了我们，记得我去他办公室取时，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
在复原《叫魂》档案的中文原文时，我们发现孔飞力的工作习惯非常专业仔细。
复印的纸张很大，均按清代宫中档案的原来尺寸复印，并按照书中引用的顺序整齐地码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在复原档案的中文原文时省了很多工夫。
阅读清代原始的手写档案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孔飞力这样一个洋人了。
他在《叫魂》中对中文材料虽有个别误读，但总体上来说，他通过叫魂故事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解读是非常高明和深刻的，无怪乎这本书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
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我当即回答说：
“当然看得懂。
”（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
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课堂上的孔飞力
二《叫魂》何以成为学术“畅销书？
孔飞力的著述不好译，《叫魂》更不是一本好译的书，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又多，翻译《叫魂》我们做了两年多，先是将全书的十章一分为二，每人各译五章，再互相校对，最后再由陈兼统稿，终于在1998年底完成了书稿。
交出后，上海三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书出版了。
我们本来都觉得，《叫魂》这本书有好的内容，又有可读性，应该不会卖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会亏本的。
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
这本书在台湾也颇受欢迎。
《叫魂》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时用的是我们的译本，但我们却全然不知情。
后来，还是在这本书被评为某一年的台湾“十大好书”之一以及“最佳译著”之一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这本书在台湾也出版了。
《叫魂》为什么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
这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
孔飞力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
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时发现这两种品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十分不严肃的“纪实”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严肃和枯燥得让人不愿问津的学术著作了。
当孔飞力的这两种品质在《叫魂》这本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时，就构成了这本书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
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
孔飞力
三“盛世妖术”的叙事《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
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
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
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
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
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经够精彩的了，而经过孔飞力在书中的阐幽发微，从中说出了一大堆道理和教训来。
我们读这本书时发现，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惧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
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种种历史意蕴。
清·
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
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经历。
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
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
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
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
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
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
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
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何以妖术横行？
孔飞力故事的第一个版本，通过过对普通人经历的叙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回答。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叫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孔飞力似乎不断地在讨论某些宗教现象，但他却从来没有正面地或系统地讨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宗教问题。
这也是孔飞力其他论著中的一个特点。
例如，在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也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某些宗教现象，但没有专门就此进一步予以深入探究。
孔飞力关于叫魂叙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
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
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
无论于公（维持治安及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
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
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和稳定，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
《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
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
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
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
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
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
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
乾隆盛世也不例外。
但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
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
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
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
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
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
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
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
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当孔飞力在讲述这个关于官僚们对于叫魂案反应的故事时，他其实并非对官僚们处处予以非难和指责，而是将注意力也放到了发掘官僚们在叫魂案发生时的“捂盖子”反应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这里引出了他对于官僚们“谨慎的喝彩”的看法。
孔飞力所述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他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
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
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
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
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
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
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
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
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满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
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
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
孔飞力因而认为，要为乾隆作传是极为困难的。
（他甚至说过：
“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
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
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
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便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
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
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
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
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郎世宁《恭绘满洲八旗狩猎图》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
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
一时间，对妖术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也都要为其让路。
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
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然而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地便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
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
另一方面他又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他埋怨地方官员们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
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
不过，至此为止，乾隆还没有处罚过一个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只是时机未到。
正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意去从事清剿？
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此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迄至此时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
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
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
不过乾隆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
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
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
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也受到了惩罚。
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
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
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叫魂》[美]孔飞力著
（节选自《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译者陈兼时任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刘昶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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