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什么成了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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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什么成了问题

文化为什么成了问题

如果一种文化不去干涉另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那么，文化就不可能被搞成一个问题。

或者说，假如文化之间没有形成价值之争，一种文化不会自动地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会成为反思对象。

任何一种文化的自身都不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长着。

　　在文化被“问题化”之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纯的知识论关系。

一种陌生的文化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形式或者另一个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对象。

如果有机会互相接触，一种文化总会对另一种文化感到好奇，发生兴趣而进行交往，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交往中互相学习某些被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文化交通中，知识论意义上的“好奇”决定了关于陌生文化的表述主要是知识性的描述（descriptions），特别是关于与自己不同的新奇事物和生活的描述。

这些知识性的描述未必准确（事实上从来都不准确），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描述试图客观地去表述“其它”文化，它所要完成的是“好奇”这一知识性任务，它所揭示出来的“其它性”（theotherness）基本上是价值中立的，所以“其它性”还没有被转化成后来制造出来的“他者性”（theOtherness）。

例如最早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山海经》就以相当单纯的好奇态度描写了各种奇异事物。

知识只要单纯，就不会导致“文化问题”，知识不准确没有关系，甚至是歪曲，也没有关系，单纯的互相认识不会把知识变成政治。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分析上引入了“阶级分析”，这是划时代的知识论突破。

虽然文化的阶级分析不是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模式（它会导致许多片面定位），但它所启发的一般分析框架上则是非常重要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至今仍然有效，可以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尤其是城市的各种文化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有着比较显著的“阶级性”。

。

它发现了，至少在人文社会知识上，知识总有着逃脱不了的政治背景。

这种把知识政治化的分析框架后来被福柯进一步发展和明确为“知识/权力”的辩证运动分析模式。

事实表明，知识政治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各种文化之间的交通不再是自然交通而是政治博弈。

当然，文化的政治化应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而现代的帝国主义运动和全球传教运动深化了文化的政治化。

关于这一点，却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什么是文化？

　　为了更好地分析“文化问题”，有必要解释什么是文化。

这个事情听起来有些愚蠢，因为“文化”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许多人都已经解释过什么是文化。

在这里，我不打算把我的解释与别人的解释进行比较，提出我的解释仅仅是想表明一种理解的角度。

“文化”这个概念至少意味着：

　　1.从哲学的角度去看：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它给各种事物赋予了这些事物本身所不具备的各种意义，那么，这个符号体系就是文化。

或者说，当说到“某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并且这个事物确实是如此这般的，那么，这种观念是知识（至少是试图成为知识）；而当说到“某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而这个事物其实并非如此这般，或者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那么，这种想象就是文化。

在内容上，文化由一套“主观意见”（doxa）所构成，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价值观，或者说是，去做或不去做某些事情的理由；在形式上，文化表现为关于各种事物的想象、表述（representations）和解释，在这些表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了社会性的话语、意象、规范和制度。

　　2.从政治学意义上去看：

作为话语、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总是代表着某个集体的利益而不代表个人利益。

每个人当然有着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不能因此说他有“自己的”一种独特文化。

只有代表了集体利益的话语和制度才成为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关于某物的想象就只是经验，而集体对某物的想象才是文化。

显然，只有形成集体的想象才有政治力量。

　　最容易使“文化”这个概念变得模糊和混乱的是“文明”这个概念，文明与文化过于密切相关，所以它可以啃掉文化的界线。

一般地说，文明指的是能够以理性指标（思想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观念系统的复杂性和各种技术标准）进行衡量的人类成就；而文化则是指只能以价值观或精神类型去定位的人类成就。

如果说（当然是非常粗略的），文明是技术水平，文化则是精神境界，或者，文明表现的是“理智”（mind）而文化表现的是“心志”（heart）。

人类的mind和heart本来就不可割裂而且互相成就，这意味着文明和文化不可分地属于人类生活形式这一存在论事实。

假如一种文化不能产生“高度”发达和复杂的文明生活，那么这种文化就会被认为是粗糙的；假如一种文明不能产生具有强烈精神吸引力或精神快感的文化，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低俗的。

人们的通常感?

大概如此。

　　“文明”和“文化”这两种观察方式的互相干涉在无意中形成一种比较和级别排序的效果，这样等于制造了一种价值评价。

由知识观察变成价值评价显然是危险的，这是知识政治化的根源，也是文化政治化的根源。

一种文化假如具有据说“比较高”的文明水平，那么就会批评其它文化是比较低级的；同样，一种文化假如具有足够自信的精神力量，就会批评其它文化所产生的文明是丑恶的。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个好例子，他在本来应该使用“文化”的地方使用了“文明”，这是意味深长的，我们有理由认为亨廷顿不至于不懂“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但是他故意用“文明”，这样就把不容易比较的价值观问题偷换成似乎容易比较的技术水平问题，生活理想的分歧就被搞成好像是社会的高级和低级的区别。

　　可以发现，今天尽管所有人都在滥用“文化”和“文明”这些概念，但是这些被大众化了的概念其实是最糊涂的，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

因此，关于文化的哲学分析就必须成为今天哲学的一个任务。

以下一些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

　　1）文明水平是否意味着相应的文化水平？

　　2）是否确实存在着衡量文明水平的指标？

如果有，可以有什么样的指标？

文明与生活质量有着密切关系，但问题是，现在往往只以生活和社会的“技术水平”（technologies）去定义生活质量，这一点即使不是可疑的，也至少是片面的，因为生活和社会的“技艺水平”（arts）甚至与生活质量有着更大的关系。

Arts（广义的艺术，包括各种工艺和手工可以完成的技术）和technologies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一区别不仅仅在于“手工”和“机器”的差别，而在于“技艺”按照人性的逻辑去创造精致生活，它所表达的只是人性而决不超过人性；而“技术”却按照科学的可能性去创造精致事物，它虽然并不能重新定义人性，但却试图通过重新定义生活而歪曲人性。

可以肯定，人们能够非常舒服地享受技艺所创造的精致生活，因为它与人性有着非常自然而舒服又没有风险的关系，但显然不能肯定人们与技术世界能够保持互相适宜的关系，尽管人类的适应性很强，又喜欢新奇事物，但技术毕竟包含着一切可能无法承受的风险。

　　3）是否存在着衡量文化价值的指标？

通常认为文化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但这种多元论或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它只不过回避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只能肯定文化风格是不可通约的，却没有理由认为文化不可能被批评。

比如说，如果一种文化的精神鼓励的是战争、侵略和精神含量很低的肤浅文化，似乎很难认为它与鼓励和平、和谐和深刻思想的文化是同样好的。

但如果承认了关于文化价值有着普遍主义的标准，则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政治问题。

　　如果文化问题缺乏一种哲学分析的话，那么就不能发现隐藏在那些华丽的或者似乎理所当然的词汇背后的陷阱――语言是有表情的，而理论语言总是倾向于隐蔽些什么人们总说，日常语言是比较随意的，所以不太准确，而理论语言才是精确的。

这样说没有错，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它会使我们以为“准确”就是正确的。

日常语言不准确，但是正确，因为它与具体情景和具体所指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理论语言的所指不是具体东西，而是抽象的“概括”，所以，理论语言本身就是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既定的事实。

。

以混乱的思想作为背景，文化对话和合作就将是盲目的或被误导的。

　　二、文化分析的基本坐标

　　施米特关于什么是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的追问参见CarlSchmitt:

TheConceptofthePolitical,theuniversityofChicago1996.pp.25―27.使我很受鼓舞。

我们用来分析某些事情的基本概念是清楚的，例如知识的基本分析概念是“真/假”，伦理的基本分析概念是“善/恶”，法律的基本分析概念是“公正/不公正”，诸如此类，可是政治的基本分析概念是什么呢？

施米特发现人们对此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因此他给出了著名的分析概念：

政治就是区分“敌/友”。

关于这一落地有声的论点，在此暂时不加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是文化分析的基本概念？

对此我们也似乎一直不清楚。

　　人们在分析文化时用过许多种分析概念，比较常见的有，“精英的/大众的”，“传统的/现代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东方的/西方的”，“进步的/停滞的”，“文明的/野蛮的”等等。

或者以社会阶层为根据，或者以历史阶段为根据，或者以空间划分为根据，或者以价值观为根据，这些都能够表现文化的某些方面，但终究不像上述的其它领域的那些基本概念那么到位而普遍有效，因此终究似是而非。

可以发现，关于文化分析的这些常见概念都是以现代文化为背景的，都与现代性语境有关，它们表达的仅仅是“现代文化”的各种问题，对现代之前或者未来的文化并不一定有效，所以它们不足以成为普遍有效的基本概念。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或许我们还不能够找到一对最显著有效的基本概念用来分析文化。

不过我仍然试图提供一种显然可以商榷的理解。

对于文化，可能至少需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因此仅仅一对基本概念恐怕不够，而是需要一个坐标系。

首先从一种?

化的内部去看?

每种文化自身内部都有着“在时间中的”运动和变化，它构成这种文化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化语法。

分析这一历史性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新/旧”，因为“新和旧”既能够表现历史性又是价值中立的，它仅仅表现一种文化的演变方式（至于新旧是好是坏，要看具体情景），而上述的那些分析概念都暗含着事先的价值褒贬和意识形态标准；其次，从各种文化之间或者说从“文化间性”（inter?

?

cultures）“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虽然在结构上有些类似，但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关系。

主体间性是互相一致的关系，至少是互相一致的条件，但是文化间性却是互相冲突，至少是互相不一致的关系。

去看，基本分析概念则应该是“自己/他者”（Self/Other），“他者”本来应该做中立理解，即理解为非对立性的、可兼容的“其他”（theothers），但也必须意识到，在更多的实际情况中，“其他”在与“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中被异化为对立性的、不可兼容的“他者”（theOther）。

这样我们就获得由“新/旧”和“自己/他者”构成的分析坐标。

　　文化的政治化使得“自己/他者”模式与施米特的“敌/友”模式之间可以产生一种互相解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他者”正因为被政治化了，所以就采取了“敌/友”的姿态；另一方面，正如人们经常说的，在利益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敌/友”这一政治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深刻，利益都是明摆着的，是暂时性的，而如果文化差异通过政治化变成政治冲突，那么它就反过来加深了政治冲突，因此正是文化使得政治变得深刻。

显然，文化不仅是一种利益，更是人们的存在论身份，是定位精神和心灵的形式，所以，文化也就是人自身。

一旦文化被政治化而成为政治的底牌，政治上的“敌/友”概念才深入到人的根本中去，政治概念通过文化概念对自身进行了强化改造，从而形成了政治的文化化，这种被文化化了的政治才形成深刻的政治层次。

　　施米特的“敌/友”分析模式虽然直达问题，但是还没有完成问题的构造。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单纯的政治分析模式并不是全面的和深刻的政治分析模式。

亨廷顿对事物的判断有许多幼稚的失误，但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政治问题，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