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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193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是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它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在“五四”前后形成学术的高峰，名家继出，群星闪耀。
至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出色成就，至今仍然因其见识的卓越和结论的精当而令后学者仰慕不已。
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著。
①已有的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个案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新历史考证学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深入的讨论。
实际上，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
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演进道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谨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
有清一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之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之最著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
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
如王国维称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同为清代270年学术的“开创者”②。
陈寅恪也推崇钱氏代表了考证学的高峰，他在评价陈垣考史之作为中华学人所推服时，说：
“盖先生之精思博学，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③陈垣本人也明言自己的治史方法、旨趣是效法钱大昕、顾炎武：
“从前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
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
”④他又盛赞赵翼考史之作，写有著名的诗句：
“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⑤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是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产物，构成演进的不同阶段。
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的20世纪历史考证学则是近代学术。
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从学术条件言，是得益于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
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
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
20世纪考证史家适逢时会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都是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的，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
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
总之，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历史考证一项尤为历代学者所擅长。
中国文化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催开了满园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
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同乾嘉历史考证学有其渊源的关系，但它又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在治史观念上、在史料的利用上、在考史方法上，达到更新、更进步、更加科学和更加严密，我们即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主要是因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推动实现的。
”——这一命题，可以从“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治史主张和实践，得到充分的证实。
王国维治学特点有二，一是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方法，一是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
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期间，受到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又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曾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学通论、哲学、心理学、动物学等多种著作。
同时，他与当时日本、法国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伯希和、沙畹等有学术交往。
这些学术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锐敏的眼光，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使甲骨文研究由限于文字考释、个别人名地名释读，提升到探讨上古史重大问题的崭新阶段。
由于王国维成功地运用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载几千年前商先公先王世系获得了地下出土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史名著在总体史料价值上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
故郭沫若评价说：
“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⑥陈梦家称誉说：
“商殷世系的条理，《殷本纪》世系的证明，有赖于王国维的系统的研究。
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利用这批新资料作为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的，则始于王氏。
”⑦齐思和也指出，王国维的重大功绩是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去，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⑧
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其具有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而大受欢迎，出版之后两个月即再版。
书的开篇为“导言”，专门论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他认为，哲学史要以三项基本观念和方法作指导，一是“明变”，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二是“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
三是“评判”，是要使学者知道各种学说的价值。
为了达到这三项目的，他又提出要在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上下功夫，尤其强调能够“贯通”，说：
“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为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
”⑨蔡元培为此书作序，表彰此书有四种特长：
“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在治史观点和方法上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要求。
⑩胡适又于1919年11月撰有《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方针是：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又说：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
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
”（11）其核心的要求，便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和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两项。
周予同是“五四”时代青年学者，他对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反对盲从的时代精神产生了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称赞胡适的贡献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崭新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说：
“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
胡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业绩？
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学力的原因之外，我们不能不归因于时代的反映。
‘五四运动’前后本来是中国社会飞跃的一个时期，而胡适正是以‘代言人’的姿态踏上了这一时期。
”（12）
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批判前人因嗜古成癖而造成的种种附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继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13）破除了杜撰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旧古史体系，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于探求科学的古史体系起到开路的作用。
顾颉刚史学观念的核心是“求真”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批判精神。
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胡适讲课中勇于“截断众流”和运用“历史演进法”的启发，有乾嘉学者严密考史方法，有今文经学派疑古辨伪传统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能在顾颉刚这样一个青年学者身上汇集为大胆批判千百年来相沿的旧说的决心，则是“五四”时期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之洗礼和激励。
他曾多次态度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
“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
”（14）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如尹达所作的中肯评论：
“否定了这些作为不可侵犯的神圣‘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
”（15）
而陈寅恪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他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外来观念”，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因小见大，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进中带全局意义的大事。
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
陈寅恪认为：
“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暸，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
”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16）。
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再作综合分析，揭示出对历史演进有重大意义的内在关联。
如他分析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的继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渊源之一，云：
“秦凉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17）确实显示出超越前人的见识。
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
（18）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识：
20世纪初年和“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进化史观、科学思想、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等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指导的作用，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考证学至此产生了飞跃，提升为一门近代的学问。
新史料的发现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观念发生变革，才从根本上推动历史考证学出现新局面，由以往考证具体名物、制度、事件达到研究古史重大问题，由考辨片断的、局部问题达到系统地研究和探求带规律性的大事。
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又使新历史考证学再次产生飞跃，达到新的境界。
前后两次飞跃固然治史观念的层次有别，考证学者治史的领域和风格有别，而因史观的指导推动了考证学达到新境的道理则是相同的，所反映的是学术演进的一个通则，其意义非同小可，实在不容忽视。
唯物史观指导如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不但内涵丰富，极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其中有的地方目前研究者尚存在认识的分歧，因此须要作为本文的重点加以详论。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上面讲到，新历史考证学派形成于“五四”前后，其奠基人物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间较之略晚，李大钊著成《史学要论》（1924年）和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其创始和奠基的标志。
1949年以前，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平行发展，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两大干流。
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
“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19）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
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并说：
“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20）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
（21）侯外庐在其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自序》中说：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
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
“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
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
”（22）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用以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
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古史辨》第4册序言中说：
“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
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
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
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基本观念……他们校勘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
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
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得唯物史观者的‘上达’；
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
”（23）顾颉刚晚年从事《尚书》研究，所写《〈尚书·
大诰〉今译（摘要）》，论述周初政治、军事、外交、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因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对历史问题作出新的分析，著名学者平心对此评价说：
“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
（2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
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
“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很有帮助的。
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25）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与新历史考证学是相通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又远远高出于新历史考证学。
因此，如果熟悉史料、善于辨析事理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掌握了它，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得到提升，学术研究就会得到一系列的新收获。
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贯通；
问题在于，新历史考证学家的运用是素朴的，尚未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构成体系的，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前半期成就斐然，至1949年，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跃进到新的阶段。
当时，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如蒙文通、郑天挺、韩儒林、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罗尔纲、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赵光贤、杨志玖、王玉哲、史念海等，还有一些健在的著名学者，进入新中国时大都正当40岁上下（其中有几位年纪较长，已过50岁），对于他们来说，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
他们对于建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是真诚欢迎的，一方面，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
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
吕思勉不顾本人年过六旬，学习唯物史观更加热情高涨。
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思想总结，既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又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但愧未深求”，在学习运动中，“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
（一）哲学，
（二）经济，（三）社会主义。
今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底太浅。
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
”（26）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27）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史观对自己的错误影响。
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史学界的大进步：
“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
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
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28）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
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决然放弃原先的看法。
唯其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蒙文通是这批考证学者中年龄较长者，他通过学习，迅速地提高了认识水平，自称“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尤其具有典型意义。
他的感受是在建国初年一封私人信件中讲述的，因而更加实在而可信。
蒙文通在信中言：
“文通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
”蒙氏长期钻研经史之学，于儒家学说钻研尤深，但长期在探求孔、孟、董、朱、王等儒学人物著作中积累而未决的问题，只有至解放后学习了马列著作才找到了答案。
“人性”问题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关键性命题。
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
至宋儒即大力推阐性善之说，以人之初生，性原为善，复原反本，即为圣人。
对于此说，他原先信服，而后来产生怀疑，积疑于心中而长期不能解决者，至学习了马列之后才得豁然贯通。
他深刻地讲出其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
“儒家之学，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于变动之说，惟于发展之义则儒者所忽，而义亦不可据。
今读辩证唯物论，乃确有以知宋明之说有未尽者。
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
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
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澈：
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
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
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
自尔以来，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
蒙氏乃感叹说：
“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
”（29）
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学说，使他能以辩证的态度，区分了古代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认识到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中确有真理的成分，孟子的“性善说”有可取之处，人性中有向善发展的潜质，要靠后天的教育、修养，使由晦而明，由弱而强。
但朱熹的“即物穷理”和王阳明之“致良知”，则颠倒了理、气先后的关系，违背了须经教育、锻炼提高的规律，因而抛弃了孔、孟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
而清儒对理学进行了反思，王夫之、陈确之日生日成言性，戴震之言情欲天生合理，颜元之重视实践，正可以救宋儒之失！
也正因为学了马列的理论，使蒙文通认识到朱子、阳明之说法虽不同，表现形式虽不同，但致误之根源却是相同的，即违背了先有事物、后有规律，思想意识要靠教育和实践去提高的根本原理。
故蒙氏总结朱子、王阳明的失误在于“先天论”，而正确的论点则应是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发展论”。
蒙文通在解放初学习马列主义而使数十年积惑一朝冰释，并用“先天论”和“发展论”来分析古人学说中的精华与糟粕的经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证明解放初年许多研究者学习马列主义是自觉的、愉快的，并且收获巨大，学术上升到崭新的境界，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证明唯物辩证法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能给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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