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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
“四始”：
“四始”是前人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说出自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四始说
四始说，为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
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
”此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
二南独立说（四诗说）
“四诗”说也称“二南独立说”。
《周南》、《召南》是两个地域的土乐，北宋苏辙于其《诗集传》中首倡“二南独立说”，认为《诗经》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即把《周南》、《召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
教材认为“二南独立说”难以成立。
原因：
其一，此南首先是方位词，其后才以地域之名代指“南音”。
其二，《周南》、《召南》当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其三，即便二南是南方土乐，它们也仍是风诗之一种，《周南》、《召南》与《国风》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当独立于《国风》之外。
故“二南独立说”是难以成立的。
风雅颂
风雅颂是前人对《诗经》按音乐特点进行分类。
风，本义指乐调，所谓“国风”，便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
雅，是正的意思，，雅即朝廷正乐。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
七月
《七月》是《诗经》中的一首典型的农业生活诗。
全诗共88句，380字。
创作时期为西周初期。
《七月》全面细致地描写了一年十二月中的各种物候及农活。
燕飨诗
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燕（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所以可称之为礼仪诗或宴饮诗，可以具体分为：
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
讽喻诗人
指《诗经》中讽喻规谏诗的作者，其作者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列士”及卿士大夫。
作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们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与乱世之时，这使他们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不得不同社会上一切腐朽现象做斗争，同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各种挫折和不幸。
于是，他们作诗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时代的变化由颂美而转向讽喻和怨刺。
赋比兴
指《诗经》创作的三种艺术手法。
赋就是直陈，比就是运用比喻。
兴就是借物起兴。
叠咏体
“叠咏体”亦称重章复唱，是《诗经》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便于唱歌、记忆和传诵。
因为这样，在复唱中不断的使用一个调子基或是相同的句式，这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也就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或称“叠咏体”），在《诗经》中的305篇中，占了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风雅
这里的风雅并不是指的风雅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风”、“雅”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
用风雅来概括《诗经》艺术和创作精神，并不是对它的有意抬高，而是对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理论升华；
不是对《诗经》艺术精神的曲解，而是通过它对后世诗歌创作进行正确的引导。
所以，风雅才成为后代诗人创作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那些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
比兴
这里的比兴指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条重要艺术原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
比兴既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手法，也不是一种艺术发生学上的概念，而是中国人站在特有的文化立场上对作为艺术创作手法的“比兴”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理性解释，是指“比兴”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的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功能，是把“风雅”之义艺术化的一条最佳途径。
即“比兴”不仅仅指一般的“寄情于物”，“情景交融”，它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
楚词章句
《楚辞》研究著作。
作者为东汉王逸。
此书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且选用的是刘向集本。
楚辞
楚辞是战国晚期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楚国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诗歌形式。
内容上，记楚事，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
形式上，作楚声，结构宏伟，句式新颖，其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
天问
《天问》是由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
全诗三百五十余句，千五百多字，并全采用问句体写成。
全诗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通过对自然史的诘问，表现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考，对古信仰的怀疑；
后半部分通过对复商周三代兴亡的回顾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
九章
《九章》是诗人屈原的一部短篇抒情诗集，它包括九篇作品。
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九章》各篇对屈原一生悲惨遭遇和苦难历程的记载。
九歌
《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
作品包括：
《东皇太一》、《东君》、《河伯》、《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
唐诗宋词部分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初唐四位杰出诗人的合称,他们是王勃、杨迥、卢照邻、骆宾王。
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诗歌创作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具有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为初唐的诗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的空气。
沈宋体
武后时期的重要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把四声二元化，即把四声归纳为平仄两种。
还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完成了从律句到律篇的过渡。
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诗体，也就是律诗。
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宋，是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因此律诗最初被称为“沈宋体”。
韩孟诗派
韩愈、孟郊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杜诗奇崛的一面，力求瑰奇怪谲，形成了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志之美，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他的“以文为诗”，对宋诗影响深远。
韩孟诗派代表人物有韩愈、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皇甫等人。
元白诗派
是指以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派。
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并通过诗歌酬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但新乐府运动因主要倡导者白居易横遭毁谤受到挫折，最终无法继续下去。
但新乐府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的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燕乐
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的音乐。
敦煌曲子词
指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曲子词。
其创作年代多无定论，大体以为晚唐五代居多，但可以确定其中已有初盛唐时期的词作品。
敦煌指地名，今甘肃敦煌；
所谓曲子词，曲子是指其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种曲调相配合的唱辞。
晚唐五代后，人们或简称为曲子。
花间集
晚唐五代词选集。
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词作者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18人，编者赵崇祚，字弘基。
词以歌咏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要内容，以红楼翠阁、闺房帐幔为主要背景，以香艳浓丽、婉约缠绵为主要风格牲的花间词，对词体文学的物质、特征和特色影响极大。
南唐词
指五代时候，以词人李璟、李煜、冯延已等为代表风格的词。
词以白描手法，抒真挚之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豪放词
宋词风格之一，豪放词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
代表词人有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
婉约词
宋词风格之一,婉约词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于儿女风情。
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内容比较窄狭。
代表词人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
辛派词人
南宋词人辛弃疾以文为词，进一步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的思想内容和题材领域；
另一特点是用典灵活，引前人话语入词自然畅达。
辛弃疾的词在南宋词坛上无疑是一面大旗，在这面大旗下集结了一批爱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先秦）
1．《论语》的“兴、观、群、怨”说
《论语·
阳货》说：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提出了“兴、观、群、怨”说。
用现代的话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
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
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
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2．《论语》的“思无邪”说
为政》篇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3．《论语》“诗可以怨”说
孔子在《论语·
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
《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
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4．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在《孟子·
万章上》中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提出了“以意逆志”说。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5．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
万章下》中提出来的：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论。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6．孟子的“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
公孙丑上》中说：
“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
”提出了“养气”说。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
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
“养气”了，才能“知言”。
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
“知言养气”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
7．《庄子》的“虚静”说
“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庄子·
大宗师》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8．《庄子》的“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
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
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什么是“物化”呢？
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
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
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9．《庄子》的“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
外物》篇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
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
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
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
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
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两汉）
10．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
“《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11．《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
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
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
《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
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12．《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诗有六义焉：
”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
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
比，比喻。
兴，起的意思。
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雅是正的意思。
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也就是说，《毛诗大序》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13．《毛诗大序》的“讽谏”说
“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
《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
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一套。
14．《毛诗大序》的“变风”、“变雅”说
“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
“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
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
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
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15．王充《论衡》的“疾虚妄”说
王充作《论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虚妄”，倡“真美”，也就是说，反对虚伪、虚假的文章作风，提倡文章的真实性。
他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王充这种疾虚妄，务实诚，倡真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当时谶纬蜂起，怪说布彰的社会风气的勇敢挑战。
但是王充却强调得过了头，由此导致了他对文学夸张、想象、虚构手法的反对，这就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局限性。
16．王充《论衡》的“文为世用”说
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他说：
（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
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
王充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
其二，“为世用”就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他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
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针砭意义。
但其中也包含着迂腐片面的看法。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隋唐五代）
27．皎然的“取境”说
皎然论诗歌创作主张“取境”之说。
“取境”就是指诗人在受到外境的触发时，应该注意外在境象的选取。
“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
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在诗人取境时，有易、难两种情况：
有时灵感开通，就会“佳句纵横”、“宛如神助”，创作顺畅，这是“取境”之易的情况；
有时灵感滞涩，“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
这是“取境”之难的情况。
他还认为“取境”时“至难至险”的作品，写成之后，如果又能不露凿斧痕迹，“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这才是文章“高手”。
取境之易的情性前人（如陆机等）已有论述，取境之难的情况前人则很少触及。
28．韩愈提出的“气盛言宜”说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
“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29．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抑郁的情志。
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
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
30．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而作论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
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揭示时政的弊端。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
他说过：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像白居易这样大声疾呼主张诗文要有所为而作的诗人是十分少见的。
31．司空图的“思与境偕”说
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
“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提出了““思与境偕”说”。
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质，“思与境偕”中的“思”，可以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但侧重在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
“境”则是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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