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S案例1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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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组建了第三个合伙制企业时，福特才生产出一国会汽车。
前两个合伙制企业都破产了，每次筹资的合伙人都责怪福特把全部时间用在思考上，而没有付诸行动。
但是，这对前两批合伙人是不是不公平呢？
他们毕竟是了解其风险的。
福特每次组建合伙制时都非常有信心，只不过无法将这种信心传达给他们。
即使在第三个合伙制企业中，福特的合伙人仍然不高兴：
他们声称福特试图占有大部分利润。
福特也许会说，对于制造出汽车来，他的想法比出资人投入的美元重要多了。
不管福特案例的真相究竟如何，在合伙制中，谁的贡献大，以及谁该获得大份额的利润这类一般性问题经常出现。
福特的成功不令因为他能够不断地推出的方法来激励工人和组织生产，而且因为他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
他的这种能力表现在他首创的劳工政策上。
他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现有工资的两倍以上，支付非常优厚的5美元一天的工资。
作为回报，他要求工人要辛苦地工作。
他发明的移动装配线设置速度很快，要迫使工人赶上，才能使得人均产量大幅度增加。
不过很明显，他所支付的高工资足以补偿工人的加倍努力。
为了争抢工作岗位，工人们几乎发生骚乱。
福特重新发现了一条古老的真理：
在某些情况下，付给工人高工资，工人会通过更忠诚、更努力和较少旷工以及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来回报雇主。
福特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意味着他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出售汽车。
低价格和高水平的销售量使他能够获得他发明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全部好处。
不过，福特的计划一度几乎破产，有一个名叫乔治·
鲍德温·
塞尔登（GeorgeBoldingSelden）的律师兼发明家声称福特剽窃了他的专利。
美国政府颁发专利权，使发明者能够收获创新活动的果实。
这些专利往往针对具体的发明，比如刹车系统或变速器，而不是一般思想。
比如，福特关于装配线的想法就不是一种能够申请专利的发明，因而它为其他汽车生产商所信效。
专利赋于发明者在一段时间生产新产品的专有权利，以保证发明者能够从他们的成功发明中获得收益。
专利可能导致这些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因为没有生产同一产品的其他厂商与之竞争。
但其前提是，创新活动对社会的收益大于暂时的高价格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
塞尔登确实曾经申请并获得了一种不用马拉的、自驱动的车辆的专利。
他要求其他汽车生产商向他支付专利权使用费（royalty），即为获得使用一种专利的权利所支付的费用。
福特在法庭上对塞尔登的专利提出挑战，他指出“不用马拉的、自驱动的”概念模糊不清，根本不能获得专利。
福特赢了。
福特因为向大众提供廉价汽车而赚得数百万美元，而数百万美国人因为能够更容易、更便宜、更快捷地到达目的地而生活得更好。
美国汽车工业的危机
今天，人们认为计算机和基因工程而非汽车是新技术。
汽车的发展不再是最新技术创新的象征。
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汽车工业不断变化的命运与美国其他行业的命运颇为相似。
1903年秋，美国有一百多家汽车生产商，其中27家的销量占总销量的70%以上。
而在60年代，美国销售量为前三名的汽车生产商的销量就占了总销量的88%。
本世纪初出现的那些结汽车生产商，有的破产了，有的或退出了汽车行业，其余的则被主导厂商兼并或收购。
汽车工业在60年代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和汽车安全。
为了减少污染，政府对汽车排放的废气加以控制，汽车设计也随之改变。
在安全方面，由于公众对汽车安全的要求，汽车公司很快就增设了安全带。
1973年，这种相对乐观的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这一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主要是中东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减少石油供给，制造石油短缺并使油价上涨。
在1973年后期的十分紧张的几周里，欧佩克实际上停止了石油出口。
欧佩克的力量对许多行业（包括美国汽车工业）都是意想不到的。
当时的美国汽车一般比日本和欧洲的汽车更大、更重。
这是很容易解释的；
美国人的收入要高些，他们能够购买更大的车和支付所耗的汽没钱。
再者，日本和欧洲对汽油的课税比美国重，从而鼓励消费者更小、更省油的车。
因此，美国汽车工业对欧佩克行动所导致的较高的油价据悉准备。
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由于其汽车较小、便宜、省油，从而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在70年代，美国汽车的进口乎翻了一番，即从1970年的15%增加到1980年的27%，并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图1.1表明，过去的30年来，美国从拿大、德国，尤其是从日本进口的新汽车急剧增长。
显然，日本厂商提供了美国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但这对于美国汽车工业却是灾难性的：
利润下降，工人被解雇。
克莱斯勒：
政府的救助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破产。
公司没有钱，也借不到钱支付已经到期的贷款，因此，它向政府求助。
在随后的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助克莱斯勒的争论中，赞成救助的人描绘出一幅失业工人和空荡、破败的工厂的图景。
批评救助的人却指出，破产公司的工人、机器和厂房并没有消失。
相反，他们可以被其他公司雇佣或购买。
他们坚持认为，重新配置资源是合理的，因为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就证明了它的管理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源。
最后，政府为克莱斯勒的新贷款提供担保。
如果克莱斯勒不能偿还贷款，政府就将用部款来偿还。
由于有这种担保，克莱斯勒能够从私人投资者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并且利率比较低。
克莱斯勒日后的成功是一个常常谈及的话题，而克莱斯勒的总裁李·
艾科卡（Leelacocca）则把大部分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结果证明，政府很愿意介入并帮助克莱斯勒。
这不仅因为担心失去汽车工业的三大厂商之一，而且由于数年前制定的工人退休金保险计划，政府肯定要遭受不小的损失。
这一保险计划保证，即使一个公司破产了，工人仍然会得到他们的退休金。
如果克莱斯勒破产了，政府就不得不向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人支付数亿美元的退休金。
政府甚至还因为救助克莱斯勒赚了不少钱。
作为提供贷款提保的回报，政府坚持并且实际上得到了克莱斯勒的一部分股份。
随着公司后来的成功，这些股份相当值钱。
保护本国工业使之免与外国竞争
从某种程度上讲，克莱斯勒公司的问题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也一样存在。
但是，在80年代初，基于若干原因，这三家公司都开始从70年代的困难时期恢复过来。
工会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工资要求。
一种较小的省油汽车被开发出来。
此时，政府又介入进来，不过，这次是保护汽车工业使之免受外国竞争。
政府担心的还是解雇工人：
在1980年，密歇根这个主要的汽车生产州的失业率达到了12.6%（而全叛国的失业率为7.1%）。
美国政府不是增加对进口车的课税，而是与日本政府协商，要求日本限制向美国出口。
虽然出口限制号称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在压力下谈成的。
如果日本人不“自愿”限制进口，美国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法律来强迫他们这样做。
减少日本车的供给，不仅导致美国车的销售量增加，而且日本车和美国车价格都上涨了。
美国汽车工业不是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补贴的，而是由那些购买车的人通过较高的价格来；
补贴。
日本汽车生产商没有多少可抱怨的，因为它们也从较高的价格中获益。
如果日本生产商联合起来并且同间削减产量、提高价格，这一行动就可视为违反的旨在促进竞争的反托拉斯法。
但是在此，美国政府本身就鼓励减少竞争。
日本人还用另一种方式对这些限制作出反应。
它们决定绕过这些出口限制，直接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
如图1.2所示，1995年，在美国生产的每三辆汽车中，就有一国会多是外资企业生产的。
它们被称为移植（transplants）。
本田、马自达、尼桑和丰田都可以宣称它们至少有一部分车是在美国生产的。
美国汽车工业的新生
如果美国汽车生产商没有得到由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所提供的喘息机会，情况会怎么样呢？
这很难说。
也许它们会被迫更迅速地转变，也许一家或多家公司会破产。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8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为了有效地与日本对手竞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不同的企业寻求不同的策略。
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将精力集中于自动化，在机器人和其他新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后来发现，许多投资实际上是浪费。
但是，通用公司确实在一项主要的新投资上取得了成功，即土星（Saturn）项目。
除了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面的创新外，劳资关系和市场营销也得到了改善。
工人在决策中的参与得到增加。
人们不像通常买车时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购买土星汽车就像购买大多数其他商品一样——按标价付钱。
这种车得到了顾客的极大信任，以至于在1994年6月公司邀请车主到工厂来庆祝它的“回家”时，总共来了4.4万人。
统计学上的汽车史
图1.3说明了美国的汽车生产历史。
图中上下起伏的曲线反映了该行业的兴起、衰落和复兴。
汽车生产以影响整个美国经济的重大事件为背景。
年份标在横轴上，纵轴表示生产的汽车数量。
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改进带来本世纪早期销售市场的繁荣。
到了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销售量锐减。
而在第二次世纪大战期间，则完全停止了民用汽车的生产。
此后，在经济繁荣的50年代和60年代，汽车生产大幅度增加。
70年代汽油价格的迅速上升，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又使汽车销售量减少。
在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恢复了稳定增长，汽车销售量（至少暂时地）也停止了下降的势头。
进入始于1990年的经济低迷时期以后，汽车行业又表现出它对整个经济状况的敏感性。
对经济缺乏信心和收入的下降使消费者推迟购买汽车。
反过来，汽车销售量的下降又对经济衰退推波助澜。
直到1993年，当银行利率下降并且经济开始复苏时，汽车销售量开始恢复，利润再度攀升。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注：
文中图形从略，参见教材A2）
资料来源：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讨论题：
1、（美国）汽车行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其中哪些经济主体（个人和组织）、经济制度、经济事件对此有重要的影响？
2、你认为美国汽车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如何？
案例1.2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
编者按：
２０年前，中国的改革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
２０年来，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在局部地方，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解决。
监利由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信引发的改革说明，这些问题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我们深信，九亿农民兄弟，正在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封寄给国务院领导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３７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１７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
我要对您说的是：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
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
我们乡有４００００人，其中劳力１８０００人。
现在外出２５０００人，其中劳力１５０００人。
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
一是盲流。
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
二是人数多、劳力多。
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
三是弃田撂荒的多。
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
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３５０００亩，占全乡总面积的６５％。
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２００００亩以上。
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２００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１００—４００元／人不等。
两项相加３５０元／人亩左右。
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
农民种地亩产１０００斤谷子（０·
４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
８０％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
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三、１９９５年，约有８５％的村有积累，现在有８５％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４０万元。
９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６０万元以上，月利率２０‰。
１９９５年约有７０％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９０％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４００万元。
平均负债不少于８００万元，月利率高达１５‰。
村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０—１５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５０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
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负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年净亏１０００万元。
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９０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１２０人，现在超过３４０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
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
……农民怎么受得了！
……
六、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
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１８‰以上（高利贷）。
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
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
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
七、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
现在真话无处说。
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
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
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
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
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
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
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
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李昌平含泪写这封信时，是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０日，龙年正月初六。
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领导。
他因此而犹豫良久。
一个多月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
他为这封平信设想了三种命运，其中只有一种是好的，那就是它能辗转送至国务院领导的案头。
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
３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
４月２日至６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１７页的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
５月４日，国务院领导第二次批示，要求重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
６月６日至７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
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的“全国产粮冠军县”拉开序幕。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
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作队队长；
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
６月１７日，监利县召开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动员大会，确定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七项工作重点：
釜底抽薪，减轻农民负担；
多种途径消化村级不良债务；
动真格精减机构和人员，撤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构；
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工作，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卧薪尝胆，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使用小车；
加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效益农业；
加强财源建设。
此前的６月１２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１０条重大措施”：
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２０００万元；
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１２００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
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５２２８万元，人平减少５５·
２８元，亩平减少３２·
５元。
８０年代在全国普遍设立乡镇管理区机构，曾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在之弊已远大于利。
据监利县有关部门统计，该县１０３个管理区（办事处）机构去年总开支达４９５０万元，区平开支４８万，少数高达１００多万；
由于管理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违法乱纪案件也频频发生；
同时，管理区职能的政府化，还助长了乡镇机关干部的官僚作风。
６月２３日，监利县委发文宣布：
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８５０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７月１２日，全县并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８００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６００所左右，现有６４００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
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站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
７月１３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槌，当日成交１１辆，金额达６６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４０辆，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
在“过紧日子”的号召下，“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３万元交通预算取消，县直机关和乡镇领导干部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费补助取消，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助减少５０％……
一位机关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紧日子的号召，让月收入只有数百元的监利普通公务员每月至少少拿１５０元。
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翻看连月来的《监利报》，改革的信息席卷着版面，新政策新措施轮番登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棋盘乡李开明老汉是农业部暗访中重点调查过一位农民。
在事隔４个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现在干部的作风确实转变了，工作队进村不再侵犯群众，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深得民心。
棋盘乡金坛村有６户的劳力本来撂荒在外打工，听说负担减轻了，种田再不亏本，回家要求重新承包土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利县为解决“三农”问题积弊采取的“破冰”行动，也断非一日之功。
监利当前的改革还远没有到攻坚期，人们对这场改革的前景拭目以待。
“三农”问题的病症和处方*
中国的２０３０年以１６亿人口计，按现在的城市化速度推算，到那时即便达到５０％的城市化率，仍然会有８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土地与人口比例关系不可能改善，只会进一步恶化————“三农”问题从长期看将仍是中国的大问题。
———温铁军 要解决农村基层机构臃肿、农民赋税过重的问题，首先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尊重农民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权利。
———卢 锋△为本报记者 刘天时 ▲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温铁军 ●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卢 锋
温铁军：
以综合改革解决“三农”问题
△：
监利案例（见１版报道）所体现的“三农”问题的本质在哪儿？
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在哪里？
▲：
监利的情况说明农村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等不下去了。
一个时期以来那种“数字出干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了。
我们需要改变为了给政策“打补丁”或解决眼前问题而搞单项改革的政策，需要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来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在认识上，理论界对三农问题一直没有足够重视。
８０年代大包干被明确为“农村改革”。
当时我们认识到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而且获得了身份自由，农民的经济、社会、政治行为都必然发生变化。
由此“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农业问题————跃然纸上。
其实从大包干以后我们就逐渐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农民的问题主要的不再是土地问题，而是就业问题”。
因此提出了“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观点。
但是从８０年代末开始，政策理论界和其他有关方面城市倾向严重，不仅没有采纳开通城乡的观点，而且照搬西方，把“三农”问题技术化为单纯的农业问题，比如对乡镇企业的限制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排斥，强调农民应该回到土地上精耕细作等等。
这个理论导向上的失误造成了“三农”问题在政策上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
例如乡镇企业８０年代中期吸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能力是每年１３００万人左右，而到９０年代初期是７００万，９０年代中期下降为３００万，９０年代末期则每年排斥３００万—４００万。
有部分原因是政策环境恶化，比如在土地、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取消。
乡镇企业没有国家投资，却替政府承担了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诸如解决农村就业、以工补农，以及补贴部分基层政府开支等公共职能，但是在税收方面却要和城市其他不承担这些职能的企业一视同仁。
再比如乡镇企业以私有化为实质的股份制改造，又使乡镇企业原来的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向利润最大化转变，结果好多企业开始排斥非农就业。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打工潮，比如城市流动人口犯罪。
人口理论分析流动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推理论，一个是拉理论。
缺乏生产生活资源的农民背井离乡，是被“推”出来的，是非理性的。
湖北监利的这个案例就是对一个时期以来忽视“三农”问题，单纯强调农业这个错误导向的惩罚。
中国的２０３０年以１６亿人口计，按现在的城市化速度推算，到那时即便达到５０％的城市化率，仍然会有８亿农民生活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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