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代理模型研究评述与展望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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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管理学家Eisenhardt呼吁将传统的代理理论与行为视角相结合，她认为加入行为研究中关于风险偏好、不确定性下决策等方面的新发现，可以增强代理理论的有效性[3]。

随着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人假设越来越受到挑战，新的行为视角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11-15]，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应运而生。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RichardThaler教授，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贡献。

他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奠定了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的基础，并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16]。

其中，为弥补传统代理理论的不足，管理学领域同样引入了行为决策理论的视角，将传统代理模型修正为“行为代理模型”（behavioralagencymodel，BAM），并尝试构建“行为代理理论”（behavioralagencytheory，BAT）[17-21]。

行为代理模型由Wiseman和Gomez-Mejia提出，是将代理理论与前景理论结合的模型，以解决传统代理理论中代理人风险偏好假设过度简化的问题，并对代理人的冒险行为（如创新投入）进行更有效的预测[21]。

行为代理模型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具备完整的分析框架和清晰的逻辑结构，是对传统代理模型的重要修正[22-25]。

虽然国内学者曾将行为视角与代理理论相结合[2,26-28]，但影响力有限①。

与行为代理模型在西方管理学领域持续得到关注相比，国内仅不足十篇文章对模型的部分观点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检验[29-30]。

此外，尽管行为视角在过去几十年已广泛被应用于经济学、战略、公司治理、金融学等领域的研究，但是目前它仍未被系统性地引入创新研究领域。

作为行为-创新系统性研究的探索与前沿，行为代理模型及其相关研究可为行为视角与创新研究的整合提供有迹可循的思路。

鉴于行为代理模型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结合当前国内研究缺乏关注的现状，本文对现有的行为代理模型研究进行回顾与综述，介绍行为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总结目前研究的进展、不足及潜在扩展方向，为今后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2行为代理模型

2.1传统代理理论与前景理论

“重新审视风险”是行为代理模型的中心议题。

风险通常被定义为可能性结果的分布、概率以及主观价值，而承担风险是管理决策中不可避免的。

传统代理理论认为，进行决策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决策者偏好在更低的风险下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

决策者总能计算决策的风险和收益，并在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组合中进行权衡取舍。

但在现实中，代理人因处理信息能力有限而常进行次优选择[31]。

根据前景理论，问题界定（problemframing）会影响对风险的感知[13]，而损失厌恶的决策者对损失财富比获得财富更敏感[12]。

因此，当问题被界定为“损失”时，决策者会采取冒险行动而使损失最小化[32]。

传统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因缺少通过财富组合分散风险的有效途径，出于保护财富的需要，故在决策中倾向于风险厌恶。

这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产生了代理成本[4,33]。

为了减少代理成本，委托人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以改变代理人的行为[3-4]，其中关键是建立激励相容和监督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34]。

但是，这个过程同样需要投入治理成本，因此激励相容与监督只能是次优的[35-36]。

而前景理论认为，个人的风险偏好是情境化的[13]。

因此，识别和区分代理人面临的决策情境类型是缓解代理问题的关键。

此外，影响人们风险偏好的具体情境因素仍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和探索[21]。

行为代理模型正是将传统代理理论与前景理论相结合，一方面将情境化的风险偏好加入传统代理模型，另一方面探讨影响代理人风险决策的情境因素，既弥补了传统代理模型的不足，也拓展了前景理论研究。

2.2基础行为代理模型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由Wiseman和Gomez-Mejia[21]在发表于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他们认为传统代理理论过度简化了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表现如下：

①假定代理人风险厌恶，忽视了代理人的冒险倾向；

②假定代理人的风险偏好是稳定的，忽视了在不同情境下代理人风险偏好的改变；

③对代理人风险偏好选择的前因和后果缺乏预测。

基于此，引入前景理论可有效地修正传统代理理论对代理人风险的假设。

Wiseman和Gomez-Mejia用损失厌恶假设替代传统代理理论中代理人的风险厌恶假设，引入即时禀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行为代理模型的基本命题框架[21]（如图1所示）。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认为，代理人是损失厌恶的，风险偏好取决于情境。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的基础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关键概念如表1所示）：

①从问题界定到风险负担、冒险行为的因果链；

②事前动机匹配（incentivealignment）的影响，主要考察薪酬组合、股票期权设计、目标难度和绩效指标的相关命题；

③事后监督的影响，主要考察直接监督和行为评价标准的相关命题[21]。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首先关注问题界定与风险决策的关系。

命题1强调问题界定影响风险负担并最终决定风险偏好。

具体而言，当问题界定为“获得”时，由于代理人所承受的风险负担增加，因此他们会减少冒险行为。

命题2探讨问题界定的前因，认为以往的优异绩效会使决策的参照点向更高标准移动，进而让问题界定为“损失”的可能性增加。

行为代理模型其次关注即时禀赋效应[32,37]。

该模型认为，代理人只有在财富受到威胁时才会产代理人风险负担。

代理人会把未来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收益（如基本工资、股票所有权等）纳入自身的现时决策中，并出于保护自身即时禀赋的动机，倾向于进行风险厌恶性的保守决策。

而对于变动性较高的未来收益部分，代理人会采取风险中立性甚至风险偏好性的激进决策[21,25]。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的命题3～命题7考察事前动机匹配，属于行为代理模型的第二部分内容；

命题3与命题4关注薪酬组合（基础工资和变动工资）对问题界定和风险负担的影响；

命题5关注股票期权设计对代理人风险负担的影响，认为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下限（downsiderisk）影响代理人风险负担；

命题6和命题7分别从目标设定和绩效指标（财务绩效易操作性和市场绩效难操作性）的角度探讨问题界定的前因；

命题8和命题9则关注事后监督，属于行为代理模型的第三部分内容。

其中：

命题8认为，强化直接监督导致难度更高的绩效目标，并增大问题界定为“损失”的可能性；

命题9认为，行为评价标准因为增大了不确定性，从而会增加代理人风险负担，并最终减少其冒险行为。

2.3扩展的行为代理模型

基础行为代理模型被提出后便受到了管理学界的持续关注[17-18,38-40]。

部分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的命题与实证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18]，这促使学界从三个方面对基础行为代理模型进行扩展。

1）概念扩展。

概念扩展注重对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的主要概念进行分类及深入考察，深化基础行为代理模型的概念。

例如：

Balkin、Marman和Gomez-Mejia[40]、Devers等[24]将CEO薪酬分为短期薪酬与长期薪酬；

Sanders[41]将股权分为股票所有权与股票期权；

Sawers、Wright和Zamora[42]对股票期权的不同设计进行了实验研究等。

2）关系扩展。

关系扩展注重补充基础行为代理模型概念间的关系，拓展了行为代理模型的外延。

Larraza-Kintana等[25]研究了报酬风险和职业风险两种风险负担来源对代理人风险负担和冒险行为的影响，扩展了风险负担的前因；

Villena、Gomez-Mejia和Revilla[39]发现，环境不稳定性可以加强薪酬风险负担和职业风险负担对代理人冒险行为的负向影响；

Martin等[22]发现，在CEO感知到较高水平的企业效能时，CEO风险负担与研发绩效正向相关。

这些学者都在研究中对影响风险负担和冒险行为的情境因素进行了补充。

3）内在机制扩展。

内在机制扩展注重补充基础行为代理模型概念间关系的解释因素，丰富了行为代理模型的内核。

例如，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认为，社会情感财富（情感性禀赋）作为家族企业独特的非物质财富与物质财富一样激发避险动机[38,43]；

Chrisman和Patel[18]将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lossaversion）[注]短视的损失厌恶即有限理性下人们更注重近期的损失，是一种心理偏见。

加入行为代理模型，认为代理人对近期的损失厌恶程度更高，从而影响相应的冒险行为；

Martin等[23]引入混合赌局（mixedgambles）视角（决策同时涉及获得性与损失性问题界定），发现未来财富增加的预期可以削弱保护现有财富对代理人冒险行为的负向影响。

图2对扩展的行为代理模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总结（加粗字部分为扩展内容）：

概念扩展集中在问题界定的前因部分，既有旧概念的深化，也有新概念的引入；

关系扩展分别分布在为题界定的前因、风险负担影响冒险行为的情境以及冒险行为的结果部分；

而内在机制扩展则为问题界定—风险负担—冒险行为的主关系链提供更丰富的解释因素。

3行为代理模型研究

行为代理模型（包括基础和扩展的行为代理模型）作为从西方管理学研究发展而来的一个研究视角，相关文章发表于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OrganizationScience和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等顶级管理学期刊上。

然而，与行为代理模型在国外研究的蓬勃发展相比，国内学者对行为代理模型缺乏关注[29-30]，对行为代理模型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在第三节按研究对象分类，总结已有的行为代理模型研究文献，厘清发展脉络，并总结行为代理模型研究的不足之处。

3.1现有研究总结

3.1.1以企业为研究对象

许多学者将行为代理模型应用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Larraza-Kintana等[25]使用1993—1995年美国公开发行募股企业的数据，研究了行为代理模型中风险负担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孙晨曦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国内已发表的首篇系统应用行为代理模型框架进行分析的学术论文，考察了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因素及效果，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验证了行为代理模型的相关假设[29]。

现有的大量行为代理模型研究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

Schulze、Lubatkin和Dino[44]发现，家族企业董事股权集中度与债权融资意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受公司成长前景调节。

Gomez-Mejia等[43]利用1944—1988年西班牙和日本所有橄榄油企业的数据，发现除物质财富外，社会情感财富也是家族企业委托人重要的即时禀赋。

拥有家族责任等情感性禀赋增加他们的风险负担，进而抑制了经营企业中的冒险行为。

Berrone、Cruz和Gomez-Mejia等[38]在扩展行为代理模型的框架下，利用1998—2002年194家美国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出于保护情感性禀赋的动机，家族企业决策更倾向于积极配合制度性环保要求、获得更优的环境绩效。

Chrisman和Patel[18]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视角引入行为代理模型框架中，发现尽管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少于非家族企业，但由于由家族企业独特的期望水平和目标导向，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之间的研发投资方差更大。

Gomez-Mejia、Campbell和Martin等[45]发现，制度投资者股权、相关多元化（relateddiversification）以及绩效风险三个因素可以调节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

3.1.2以企业高管为研究对象

也有学者利用行为代理模型研究企业高管特别是CEO的冒险行为。

Balkin、Marman和Gomez-Mejia[40]发现，支付CEO的工资与高科技企业短期创新绩效相关。

Sanders[41]发现，股票所有权使CEO更为保守，而股票期权则使CEO更为冒进。

Sanders和Carpenter[20]发现，未能达到绩效要求或获得较多股票期权报酬的CEO最可能宣布冒险性的股票回购计划。

Wu和Tu[46]发现，在企业闲置资源多、绩效好时，股票期权对研发费用的正向影响最明显。

Harris和Bromiley[47]发现，CEO的股票期权和奖励的份额比重以及企业期望和实际绩效的差异都会影响财务造假行为。

Devers等[24]检验了CEO的股权激励对企业战略冒险的影响，发现不同形式的股权激励（equity-basedpay）对战略风险有不同影响，且货币激励和股价波动可以调节股权激励对CEO风险感知的影响。

Martin等[23]认为，CEO预期的财富增长可以减少现有财富对冒险行为的负向影响，而预期财富与现有财富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受到CEO控制风险的能力和对风险敏感程度的调节。

Martin等[22]发现，当CEO感知到较高水平的企业效能时，CEO的风险负担与研发绩效正向相关。

此外，还有研究将行为代理模型扩展到CEO以外的其他企业高管的研究中。

Arthurs、Hoskisson和Busenitz等[48]关注了IPO过程中不同委托人与IPO承销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股票抑价的影响，发现委托人年龄与股票估值相关，年龄会增大个体的风险负担，使之趋于更加保守。

唐清泉和甄丽明[49]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风险偏好和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Villena等[39]以供应链经理为主要分析对象，发现增加风险负担的薪酬体系和就业体系会负向影响供应链经理的冒险行为意愿，表现为整合供应链的意愿降低。

Sawers、Wright和Zamora[42]采用实验验证了行为代理模型中关于损失性问题界定与代理人冒险行为关系的假设。

3.1.3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

行为代理模型同样应用于以企业员工为对象的研究。

Gomez-Mejia、Welbourne和Wiseman[50]认为，收入分成计划对员工风险偏好的影响取决于设计方式（如奖励的不确定性等）、组织情境（如雇佣的风险、组织的公平程序等）以及员工对问题界定的差异。

贺伟和龙立荣[30]通过实验室实验发现，在损失性收入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高的绩效薪酬体系，而开放式考核方式会负向调节此关系。

贺伟、龙立荣和赵海霞[51]发现，在工资、奖金、法定社保及员工自主福利中，员工对自主福利的心理折扣最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行为代理模型的基本观点。

3.1.4理论文献

还有较多的理论性文章对行为代理模型进行了阐释。

Daily、Dalton和Rajagopalan[52]总结了股权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特别强调了行为代理模型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该方向是公司治理研究中最有前景的方向之一。

Chatterjee等[53]关注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认为代理人薪酬合约会影响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的预期，而与委托人相比，代理人对潜在的损失更为敏感。

Lim等[19]尝试在行为代理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家族企业理论。

Gomez-Mejia、Cruz、Berrone和DeCastro[54]对社会情感财富或情感性禀赋研究进行了综述，归纳了影响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冒险性决策关系的情境因素（如企业生命周期、企业规模、企业的非家族股东等）。

Cuevas-Rodrí

guez、Gomez-Mejia和Wiseman[55]探讨了代理理论行为和风险偏好假设过于简化的问题，再次强调了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基于具体的决策情境。

Pepper和Gore[17]回顾了已有的CEO薪酬研究，引入了现状依赖、公平感知等心理学概念，将行为代理模型拓展，首次尝试建构“行为代理理论”。

LeBreton-Miller、Miller和Bares[56]则从传统代理模型、行为代理模型以及资源基础观的不同视角，讨论了影响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情境因素。

3.2行为代理模型的不足

尽管学者们通过在代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为决策研究，改进了传统代理模型预测性不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行为代理模型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对象的单一性。

已有的行为代理模型主要研究企业、高管团队、员工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冒险行为，限于企业内部。

但是，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行为代理模型的研究对象。

第二，对宏观层面因素缺乏关注，存在“原子化”问题，缺乏对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如何调整代理人问题界定、风险负担和风险决策的分析[38，54]。

第三，较少关注代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与传统代理模型类似，行为代理模型对代理人的影响关注不足。

代理人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委托人控制的内容、方式和范围[57]。

第四，重要概念的测量方式缺乏共识。

Sawers、Wright和Zamora[42]、贺伟和龙立荣[30]已通过实验模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并未直接测量风险负担。

而基于调查数据或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则存在关键构念测量不一致的问题，如研发经费[46]、多元化和并购事件数量[41]以及冒险行为量表[25]都曾用于测量“代理人冒险行为”。

第五，实证研究层次不清晰。

行为代理模型的基本分析层次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合约层面，关注代理人的冒险行为。

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则直接使用企业层面的变量，缺少对理论层次不一致的说明，这不仅弱化了行为代理模型的效果，也易混淆行为代理的效果机制。

4讨论与结论

4.1讨论

鉴于行为代理模型的应用前景广泛，本节基于行为代理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探讨行为代理模型潜在的研究方向，并对全文进行总结。

第一，完善实证研究。

现有的实证研究对行为代理模型的部分基本命题进行了检验[23，25，30，39，46]，但是目前的实证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具有充足的扩展与完善空间：

①完善关键构念测量方式。

行为代理模型最核心的部分是问题界定、风险负担以及冒险行为这一因果链条[21]，而应用行为代理模型的已有研究中冒险行为测量方式多样，而对问题界定和风险负担的测量相对薄弱。

②扩展实证研究范围。

针对Wiseman和Gomez-Mejia提出的基础行为代理模型框架，已有的实证研究对问题界定[22，30]、股票期权设计[23，42，46，58]、薪酬组合[24-25，42，47]等命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对行为代理模型的其他事前激励相容制度和事后监督制度缺少研究，概念间关系的扩展也有待加强。

③补充宏观层次分析。

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和机会主义具有社会嵌入性。

已有研究认为，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心理感知不同，感知财富有别（如在有的制度环境下追求的利益并非完全是财富，还有政治地位等），这将改变代理模型的预测结果[36，59]。

在某些文化背景下，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更易建立信任关系，公共治理机制有助于减少代理成本；

而当相应制度存在空缺时，委托人则需要更多介入，以应对潜在的代理问题[60-61]。

第二，扩展研究对象。

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1]。

因此，关注委托代理关系的行为代理模型可应用于更多研究对象。

结合中国情境，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扩展研究对象：

①国有企业高管的代理问题。

国有企业高管的代理问题同样存在，且国有企业高管的追求除了包括物质财富以外，还包括个人升迁的寻求、个人信仰的实现等。

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度可能影响国有企业高管对问题界定和个人财富的感知，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但是，目前该领域主要沿用传统的代理模型，缺乏基于行为代理模型视角的研究，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49，62-64]。

②学术创业中的代理问题。

学术创业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实践热点。

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优势投入于商业成果转化的努力中。

学术创业过程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65]，参与主体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创业者角色冲突等问题突出，易引发较高的代理成本。

过去也有学者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对学术创业进行探讨[66-67]，但是囿于传统代理理论的局限性，这一独特情境下的相关议题仍缺乏分析的解释力和论证的深度。

结合行为代理模型，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学术创业者的个体特征，如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对其即时禀赋的影响；

学术创业者的持股份额、角色选择对问题界定、风险负担，以及最终对冒险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等。

③企业对政府创新补助的获取和使用问题。

创新作为高度不确定性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长期性冒险行为[18,46]。

公共部门积极为企业创新提供各种支持性项目，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在企业对政府创新补助的获取和使用中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代理问题。

政府政策设计可能影响企业的问题界定和企业即时禀赋，从而影响企业利益与相应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因此，结合行为代理模型提出有效的政策激励和监管建议很有意义。

4.2结论

行为学派的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并启发经济和管理学各领域重新审视早期经典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代理模型在西方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公司治理、家族企业和企业创新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中。

经过近20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行为代理模型已得到较为全面的扩展，其影响力和效度不断增强。

尽管21世纪初相关学者就已呼吁对行为代理模型投入更多关注[52]，但是国内外关注仍然不足。

本文认为，国内研究可以从完善实证研究和扩展研究对象两个方面入手，对中国情境下委托代理中的风险偏好问题进行更多探讨，弥补行为代理模型研究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扩展行为代理模型，同时对行为代理模型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探索行为视角与创新研究系统性整合的可靠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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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llustrationfromstatepolicyimplementation[J].SociologicalTheory，19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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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勇健.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