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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加入英国教会的教籍，任牧师。
1799年，他到欧洲一些国家调查人口问题。
1803年他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
1805年，他任黑利伯里东印度学院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英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1819年马尔萨斯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晚年，马尔萨斯与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交往甚密，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尽管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很大。
马尔萨斯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的兴趣在他于1796年写成的第一篇文章《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于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中已经有所表露，但该文没有找到出版商。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即《人口论；
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
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
这本小册子使马尔萨斯一举成名。
之后，马尔萨斯对《人口论》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于1803年用真名出版了第二版。
他还继续撰写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著有《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其中《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其较有影响的代表作。
据马尔萨斯传记作者毕晓普.奥特的说法，正是在与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
1793年，葛德文的《政治正义》出版，此书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抨击现行的社会制度，认为以正义改进社会，就会消除一切罪恶和贫穷，从而达到理性的人类社会的完全状态（如每天只工作半天等）。
1794年，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化论》出版，孔多塞在此书中主张，人类精神的进化促进人类的进化，认为人民的贫困是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因而要求改良社会制度。
老马尔萨斯把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但马尔萨斯对葛德文的著作极为反感，总是抱敌视态度，因而父子俩在关于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父亲认同启蒙思想家的社会进步论，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改良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贫困与罪恶并非来源于制度，而是来源于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差异，从而把人口问题与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
正是在与父亲进行这种热烈讨论的过程中，马尔萨斯确立起自己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
”为了使自己的想法更成熟，马尔萨斯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论》。
尽管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老马尔萨斯确实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世。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从以下“两个公理”出发的：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马尔萨斯断言，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
正常情况下，人口每25年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长，因而人口增长势必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
他说，假设世界现有人口十亿，人口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呈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则按照1、2、3、4、5、6、7、8、9、10那样呈算术级数增加，在225年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会是512对10之比。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而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使二者出现不平衡。
此时，人口自然规律必然要求二者之间恢复平衡，它必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
这种妨碍就是贫困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等。
这就是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所谓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
其实，所谓“积极抑制”就是用提供人口死亡率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
在《人口论》第二版，马尔萨斯又提出所谓“预防抑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德抑制”。
所谓“道德抑制”就是主张人们用晚婚、独身、不育、禁欲的办法来降低人口出生率，以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平衡。
于是，在《人口论》第二版，马尔萨斯把他所发现的人口规律归结为三点：
1.人口增长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
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这三个命题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内容。
马尔萨斯还从上述所谓人口自然规律引申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马尔萨斯认为失业和贫困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命运。
平等社会、财产公有制只是一种幻想。
他反对葛德文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失业、贫困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的观点。
马尔萨斯认为，葛德文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里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几乎都归咎于社会制度”。
在马尔萨斯看来，尽管社会制度确实也是产生社会罪恶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原因如果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的祸害这个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并且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
马尔萨斯认为，葛德文等人描绘的理想的平等社会只是“黄粱一梦”、“想象中的一幅幻景”，是永远不可能到来的。
因为私有制的废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势必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度的，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所以即使建立起这种美好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也会很快趋于土崩瓦解。
于是，马尔萨斯告诫道，当我们清醒过来回到现实生活，并开始思虑人生在世的实际处境时，这些幸福而不朽的“琼楼玉宇”，这些真理和美德的“圣殿”，就会像“泡影”一样消失于无形。
第二，马尔萨斯认为，财产私有制是由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是永恒的，不可消灭的。
它是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保持平衡的最有效的和最好的制度。
在马尔萨斯看来，既然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灭，那么只有财产私有制和个人担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才可能使人们自制，不致妄行纵欲、生育过多的子女。
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们一旦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人口增殖就会迅速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说：
“毫无疑义，考虑到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困难而对早婚的自然限制，确实广泛地在每个文明国家的一切社会阶级中起着作用，并在还可以希望由于下层阶级人民在知识和远虑方面不断改进以后，这种限制还能发生更大的效力。
但是这种自然限制办法的运行，完全有赖于私有财产和遗产法律的存在。
而在平等制度和财产公有情况下，这种自然限制的办法只好用某些人为的规章制度来代替了。
可是这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非但类型大异，而且其性质也不自然得多。
”“每一种平等制度，一定很快就会在那种不可避免和必须的贫困和苦难中消亡，除非这样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
不过，这种抑制手段比由私有财产法律，以及上苍和自然所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抚养自己子女的道德责任所造成的手段，还要残酷数倍。
”在马尔萨斯看来，私有制不仅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是发展人类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
他说：
“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给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且害怕沦落。
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最能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最有利于人类的品德的锻炼和改进的。
”
第三，马尔萨斯认为，在人口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将随人口增长速度的高低而变动。
他断言人口增长先于生活资料增长，从而工人人数众多，工资低廉，其结果势必使生活更坏。
这就是说，由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比例被破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趋于低落。
这样，“一个劳动者因此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赚得和从前一样多的工资。
在这种困苦的日子里，对结婚的裹足不前和养家糊口的困难，使人口增长的速度降低了”。
工人加倍努力工作，将鼓励资本家发展生产，直到生活资料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重新达到平衡，从而工资提高，工人生活改善，对人口的限制又会出现松弛。
“可是经过短时期之后，生活景况方面的这种进进退退的运动又周而复始地重演起来。
第四，马尔萨斯从他的人口原理出发，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力图论证《济贫法》有害无益，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他认为济贫法使无力维持家庭的人，也要结婚、生育子女，结果是使得贫民制造贫民。
因而，《济贫法》不仅使人懒惰、浪费，而且增加更多的“过剩人口”，使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下降，减低人民的储蓄能力和储蓄意志等等，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给社会带来不可救药的弊端。
马尔萨斯还冷酷地认为，穷人没有获得救济的权利。
他写道：
“一个来到已人满为患的世界的人，如果父母无力抚养他，而社会又无法使用他的劳动，他就无权得到一点食物。
实际上，他在地球上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在盛大的人生筵席上，没有他的座位。
自然规律命令他离去，并立即亲自执行对他的判决。
第五，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还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同样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的影响。
应该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概括起来无非就是：
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总是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因而它必然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或道德的抑制。
那么，马尔萨斯的思想是否成立呢？
实际上，自从《人口论》发表以来，对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以及他所说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等说法，都已有人从各个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这里不加以赘述。
在我看来，马尔萨斯的推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是马尔萨斯的第二公理。
但是，实际上由这个公理推不出人口必定保持快速增长，因为从现在的情况看，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人的情欲和人口的生产是可以分开的。
马尔萨斯认为，避孕违背宗教原则，但世易时移，宗教原则早已不再构成约束。
其次，马尔萨斯提出：
“在无所妨碍时，人口每25年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长。
”尽管马尔萨斯不断搜集经验证据来支持他这个命题，但从原则上说，马尔萨斯的这个命题不属于经验命题。
用现代分析哲学的话来说，这个命题有“无所妨碍”这个条件限制。
对于这样的命题，我们实际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它是一个不可验证的似是而非的命题。
用这样的命题作为其理论的支撑，当然是成问题的。
不过，对马尔萨斯这个命题的许多批评也不得要领，因为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马尔萨斯这个命题的不可验证性，而总是试图证伪这个命题。
尽管马尔萨斯的推理并不严密，但这并不妨碍马尔萨斯的思想产生影响，他的基本思想为以后各种各样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
19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普雷斯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并把其推进到“新马尔萨斯主义”阶段。
他的主要发展是在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外，提出“生理抑制”，即用避孕的方法来节制生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问题更加受到重视，马尔萨斯主义又以现代的形式再度盛行。
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在《生存之路》一书中写道，现代世界人口的增长，已经超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乃是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灭顶之灾，因而应该不择手段地减少和控制人口的增长。
1970年美国学者保罗.埃利斯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是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作。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当代世界人口增长，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的增长，已经使人类面临人口爆炸的危机，如不坚决急刹车，人类灾难就要来临，比原子弹还可怕。
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该报告得出令人忧虑的结论：
由于人口增长，资源耗竭，在今后100年内，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终有一天达到极限，到2100年时，人口和经济将走向崩溃。
它宣称，除非停止人口增长，否则人类的困境难以解脱。
在这种增长极限论中，马尔萨斯的身影隐约可见。
因而，马尔萨斯主义可谓影响深远。
我想，影响深远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马尔萨斯的推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的基本直觉是有意义的：
他提出的人口问题确实对后人有重大的警示作用，而他强调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要保持平衡的“适度人口”思想，对我们确实有启发作用。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能像马尔萨斯人口论那样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而作为外国历史人物能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马尔萨斯其人也是相当突出的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名气至少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批”出来的。
大凡从20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大抓计划生育，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加以平反之后，马尔萨斯的大名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
马尔萨斯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他在《人口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存资料的能力”的著名论断，也就是所谓“两个比率”。
尽管马尔萨斯的“两个比率”的结论是荒谬的，经不起史实检验的，但是，回答的谬误丝毫不能掩盖所提出问题的光辉。
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迈向真理的重要一步。
因此，运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来真实客观、全面系统地展现和阐述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从而使其得以被广泛认知，引发更深刻的思考，尤为必要。
在编译本书的时候，我们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在篇章结构上，我们忠于原著的基本结构。
因原著没有章节标题，而每章引言表达散乱，且不符合中文阅读习惯。
所以，我们将原著每章引言部分的标题式表达，根据实际内容改为内容摘要的叙述体例，这会更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本章主要内容。
第二，在内容重点和难点上，我们力求运用通俗易懂，且符合现代中文语言习惯的语言来描述，使读者能够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原著的内容。
第三，在涉及与内容密切相关的重要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时，我们力求用注释或补充的形式予以阐释，以便读者阅读理解和掌握相关背景信息。
例如，马尔萨斯在书中多次论及的济贫法，我们对济贫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用做了简要补充。
尽管我们力求做到较正确地理解和准确地表述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以及编译的特殊要求，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甚至可能有所偏颇，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玉成周进
一
43:
03字数：
4657
序言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一次与朋友的谈话。
我们谈论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文章，谈着谈着，便触及了社会未来的改善这一大问题。
我只因感到交谈意犹未尽，遂坐下来拿起笔，想更清楚地向朋友表达自己的思想。
但题目一展开，头脑中便涌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想法。
由于觉得这一题目是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而且人们也会真诚欢迎对此发表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见解，于是便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出版。
毋庸置疑，如果能收集到更多的事实来阐明主旨，那么，本书会比现在更加完善得多。
但是由于处理一些特殊事宜，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中止了本书的写作，而我又不愿大大推迟原计划的出版日期，以致我未能潜心研究。
这或许是不慎重的，但是，我认为，书中所引证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足以证明我关于改善人类未来的见解是正确的了，而且只需作平易的陈述，并最简略地考察一下社会即可。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人口总是抑制生活水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
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哪位研究者仔细研究过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不考察这一问题，就会极其严重地妨碍未来社会的改善。
但愿在讨论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时，激励我的只是对真理的热爱，而不是对某派人，或某派见解抱有的偏见。
需要说明的是，我已经阅读了一些有关未来社会改善的著作，阅读这些书完全不是想要证明它们是空想。
我的品性和能力不允许我：
即使无证据，也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事；
即使有证据，也拒绝相信自己所不希望的事。
我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带有忧郁的色彩。
但我认为，我绘出这种灰暗的色彩，完全是因为现实世界就存在这种色彩，而不是因为我的偏见，或生性忧郁。
在我看来，本书最后两章概述的有关人类精神的理论，令人满意地说明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罪恶。
但别人是否也这样认为，那就由读者自己来判断了。
倘若此书能使更有智慧的人注意到我所认为的妨碍社会改善的主要困难，并找到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即使仅仅是在理论上克服了这种困难，那我也会欣然撤回我现在的见解，承认自己的错误。
1798年6月7日
缘起：
人口增加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难题？
相互对立的两派分歧严重，使这一问题几乎没有指望得到解决。
对于人类及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问题，人们依旧众说纷纭。
本书对此作简要阐述。
自然哲学界近年来伟大、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
印刷术的发展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
火热而不受约束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
新颖而奇特的政治观点使人头晕目眩，惊诧不已；
尤其是政治领域，1789年以来在法国爆发的大革命，犹如一颗炽烈的彗星，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民众以新的生命与活力，或者，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
透过所有这一切，许多有识之士认为：
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急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命运。
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到不可想象呢，抑或是要注定永远在幸福与贫苦之间徘徊，而在做出种种努力后，仍离想要达到的目标很遥远。
但是，尽管一切关心人类前途的人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富有探索精神的人都切望得到每一丝有助于洞悉未来的光明，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就这一重大问题争论的双方，依然无法弥合意见上的分歧。
他们从未公正客观地思考对方的观点，争论也漫无边际，未形成焦点，看来在理论上还没有到解决的时机。
在现制度的辩护者眼中，思辨哲学家一派往往要么是一帮耍阴谋诡计的无赖，他们鼓吹博爱，描绘更幸福、更诱人的社会图景，只不过是为了摧毁现存制度，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么是一群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他们的愚妄想法和荒诞理论不值得任何有理性的人关注。
现制度的支持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一切政治思辨，不愿退一步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性思想的理论根据，更不愿费力正当而不抱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然而，为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思想辩护的思辨哲学家们，以更为轻蔑的言词予以反击，指斥现制度的支持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或者说他们由于受益于现制度，便为文明社会的罪恶辩护。
说他们或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是因智力低下，理解不了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事物，或是因目光短浅，根本容不得开明之人的见解。
在这种夹杂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本意只会受到损害。
争论各方真正好的观点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各方都固执己见，不愿从对手那里取长补短。
思辨哲学家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诱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的幸福，肆无忌惮地讥讽一切现存制度，而不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思考铲除罪恶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人类向自我完善的境地迈进，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
哲学的一个公理是，正确的理论往往要由实践来予以证明。
可实际上，会出现诸多阻力、许多意想不到的细琐事情，就连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
因而，关于未经过经验检验的某一问题、某一种理论，就不可以宣称是正确的。
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并清晰而彻底地驳斥反对观点以前，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的。
我看过一些有关人类及社会可完善的理论，它们所描绘的诱人愿景，使我颇感兴奋和愉悦。
我热切盼望能实现这种幸福的改善。
但依我判断，改善的途中存在一些巨大而不可逾越的困难。
本书就是要阐明这些困难。
同时，我需要声明的是，虽然这些困难是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之一，但我并未感到高兴，相反，我更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困难被完全消除。
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确实不是什么新观点。
它所依据的原理已由休谟（1711—1776年，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编译者注）作了部分说明，并由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代表作《国富论》——编译者注）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
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不过应用得并不是恰到好处，或并没有在最有力的观点上应用它。
也许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研究者提出过这个观点。
因此，假如已有人正确圆满地论证了这一观点，那我肯定不会再提出它，这种观点均不同于我迄今所见到的观点。
令人费解的是，人类可完善性思想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这一观点。
我不能怀疑诸如葛德文和孔多塞那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公正。
我，或许还有其他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困难好像是不可消除的。
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独到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尽管我无权评说他们故意无视这些议论，但是，如果这些人无视它的话，则无论他们的观点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宁愿怀疑其正确性。
在这方面，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非常容易犯错。
这好比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献酒，而后者却视而不见，那我很可能会认为后者是个瞎子，或者是太不懂礼貌了。
然而更为公正的哲学家却教导我，权当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吧，其实根本不存在我所想象的献酒这件事。
在讨论这一观点以前，我必须声明，我已排除了所有纯粹的假设。
所谓纯粹的假设，就是无法根据合理的哲学依据推论出的假设。
某个研究者也许会对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
我虽然无法适当地反驳他的观点，但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增长，嘴唇在逐渐变硬和往前突出，腿和脚的形状日渐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
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能跑得、飞得如何快，将蔑视一切片面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享有充裕的闲暇等等，那显然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
我认为，我可以提出两条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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