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实现身份认同的障碍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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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实现身份认同的障碍研究

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实现身份认同的障碍研究

从社会流动与分层的角度看，“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分化最大的一个阶层。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农民工”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从社会层面讲，“农民工”又是一个约定俗成，没有歧义的称谓，泛指所有户籍身份是农民，实际上已经在非农产业阶段性或长期就业，但仍然没有“正式职工身份”，也不享受其所在城市同等市民待遇的打工者。

作为一支庞大的新兴劳动大军，他们长期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尴尬境地。

当第一代“候鸟型”农民工为日益繁荣的城市奉献了自己“拾遗补缺”的廉价劳动，黯然离开从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后，新一代农民工带着完全不同于父辈的梦想涌入所有的非农产业。

21世纪，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注定了当代青年农民工将拥有与自己的父辈完全不同的命运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但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将亲历“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

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内地二、三产业的支撑力量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综合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部的调查统计结果指出，内地目前进城农民工大约有1.2亿人（魏礼群、韩长赋等，2006：

4），加上乡镇企业1.43亿就业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129），农民工总数大约有2.6亿。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已经占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68%，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魏礼群、韩长赋等，2006：

7）。

（一）青年农民工已经支撑起内地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城镇青年“远离制造业”的择业倾向，国内传媒曾惊呼“明天谁来当工人”？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农民工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产业工人队伍中，维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8～2005年，GDP增长绝对值最大的是第二产业，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87046.7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稳定在47%上下。

其中，工业企业创造的GDP为76912.9亿元，占第二产业的88.3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59）。

就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而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企业“居功甚伟”。

1990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5.77倍，是第三产业的1.5倍；2005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7.09倍，是第三产业的1.55倍；在2005年的经济增长中，54.7%的贡献率来自第二产业，55%的拉动力来自第二产业，其中最大的拉动力来自制造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62）。

制造业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就业岗位，也派生出许多服务和维修业的就业机会。

在支撑着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工业企业，“农民工”也已经是产业工人队伍的“半壁江山”。

按照国务院研究室30.3%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的调查结果（魏礼群、韩长赋等，2006：

5），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制造业农民工应该在7800万人以上。

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则表明，仅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国职工总数。

在内地东南沿海许多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加工区，青年农民工几乎“垄断”了制造业所有一线生产岗位。

他们的“去”与“留”已经关系到这些加工区的生死存亡。

（二）青年农民工已经成为建筑业、采掘业的依靠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建筑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38.2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9572.1亿元，增长了68.26倍。

2005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增幅仍达19.7%。

2004年内地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未包含港、澳、台地区）资料显示，建筑企业法人单位已经达到12.81万个，其中，资质内企业6.48万家，资质外企业6.33万家，非建筑行业建筑产业活动单位0.29万个，个体经营户56.48万户，从业人员达到3270.34万人（李俊波，2006：

165）。

在建筑业庞大的员工队伍中，施工一线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在矿难事故频发、被社会舆论诟病最多的采掘业，井下施工队伍中，除少数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外，基本上也都是农民工。

2004年，仅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其他采矿业等五类采掘企业（不含石油和天然气）就有职工770.3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506～507）。

年富力强的青年农民工已经成为内地建筑业和采掘业发展的依靠力量。

（三）青年农民工是内地第三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产业是内地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

在GDP构成中，1978年第三产业只占24.2%，不仅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47.9%，甚至低于第一产业。

198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达到28.9%；2005年，内地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12.6∶47.5∶39.9，第三产业20年间增长了38.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

57）。

经济活动人口产业分布的变化也表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增长点。

2005年，内地第三产业中金融、房地产、交通通信、科教文卫等新增白领工作岗位，基本上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所拥有，而批发零售、餐饮服务、仓储运输、家政服务、环境卫生等蓝领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青年农民工承担的。

他们已经渗透到城市服务业的各个领域，成为维系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青年农民工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强烈要求身份认同

与20世纪80～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当代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的首要目的也是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但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干活挣钱然后告老还乡，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成为自己参与建设的城市的主人。

（一）生存需要仍占首位，发展需求不断上升

与城市青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年农民工同时背负着自己和家庭的生存需要。

就工作目的而言，采掘业青年农民工最“顾家”，服务业青年农民工最“自我”，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青年农民工在为家庭和自己而工作的同时，还更多地感受到自己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

虽然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为贡献社会而工作的人只占20%左右，但他们代表了新一代青年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觉醒（见表1）。

表1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对工作目的的选择

（二）强烈渴望社会公正，对腐败和贫富差距格外敏感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旨。

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青年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表现得格外敏感。

54.2%的调查对象认为现在的社会“很不公平”和“不太公平”，31.1%的调查对象认为“一般”，14.1%的调查对象认为“比较公平”，只有0.6%的调查对象认为“很公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

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最严重问题，青年农民工把“腐败严重”和“贫富差距太大”作等量观，选择比例分别为36.8%和34.2%，排在第三位的是“人们只认钱，不讲道德”，占12.1%，然后是“环境污染”，占11.7%（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这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生态、伦理环境、自然环境的密切关注。

（三）关注向上发展的机会，渴望同等公民待遇

关于社会不公平的表现，青年农民工依次选择了普通老百姓向上发展的机会太少（51.3%）、分配不公（24%）、医疗保障水准差距太大（12.8%）、教育机会不公平（9.7%）（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

其中，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青年农民工都把缺少“向上发展的机会”排在社会不公平的首位（见表2）。

表2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的判断

与第一代“候鸟型”农民工感叹“城里的活儿难找，城里人脸难看”不同，新一代农民工渴望的是他们的长辈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同等市民待遇”。

他们认真“研究”各项农民工政策，密切关注劳动法规、社会保险政策、子女教育政策（见表3），其中，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关注程度格外引人注目。

表3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对法律政策的关注程度

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表达了他们对自身的劳动权利和依法应当享有的劳动保障非常敏感；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说明他们不再认为保障是“城里人的专利”；三成以上特别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则表明他们对平等教育权利的期待。

（四）竭尽全力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由于更深切地感受到“专业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和竞争的压力，青年农民工对子女教育有着很高的期待。

虽然他们自己文化水准不高，但多数人对子女学历都有“一步到位”的设想（见表4）。

大多数制造业青年农民工要求子女教育达到本科、硕士水准，半数以上的人要求子女成为博士。

表4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期待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28日刊登了记者刘芳的报道《“择校热”正在变成“择城热”》。

文章描述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携家带口拥进繁华都市，为子女寻找更好的教育机会的情景。

许多省会城市都遇到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冲击波。

总之，新一代农民工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准备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让自己起码是下一代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无论城市是否做好了接纳他们的准备。

青年农民工在享受市民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以山东制造业、北京建筑业、河北采掘业、四川服务业4546名青年农民工为对象的本次调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显示，虽然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不同行业的青年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和享受市民待遇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差异。

（一）工作危险和艰苦程度与工资水平正相关，与基本保障没有明显相关，制造业青年农民工收入最低但享有较多保障

采掘业、建筑业的艰苦危险和服务业的“从业风险”是所有农民工都深有体会的。

收入与风险成正比在研究者预料之内，但风险与基本保障没有明显相关的状况显得不合情理。

本次调查显示，月收入超过千元的青年农民工，河北采掘业为61.7%，北京建筑业为61.6%，山东制造业为34.1%，四川服务业为24.2%；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占7.4%，高于建筑业（2.2%）和采掘业（3.4%），但低于服务业（12.9%）（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如果考虑到服务业青年农民工大多“管吃管住”的“行规”，实际上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是所有打工青年当中最低的。

但是，在享有社会保险方面，制造业青年农民工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虽然参保人数最多的项目也没有超过50%，但行业之间横向比较，已经代表了目前内地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险的最高水准（见表5）。

在采掘业和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实际拥有的基本保障则远远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职业风险。

表5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单位购买保险情况比较

（二）超时工作现象十分普遍，建筑业青年农民工假日最少，采掘业青年农民工加班最不情愿

本次调查显示，在正常工作日，接近80%的青年农民工在超时工作，50.2%的人工作时间在8～10小时，28.1%的人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

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建筑业，52.5%的调查对象自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其次就是制造业，34.1%的人自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拿到加班工资。

明确表示“即便给加班工资也不愿意加班”的，服务业青年农民工为13%，制造业为15.8%，建筑业为26.1%，采掘业为38.8%（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

可见，大多数青年农民工愿意通过加班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但工作环境越艰苦、风险越大，青年农民工对加班的态度越反感。

关于法定周末、节假日休息，不同行业的青年农民工差别非常明显。

休假日最少的是建筑业，而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由于生产过程相对稳定，在工作日加班之后，享受法定节假日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农民工（见表6）。

表6不同行业青年农民工享受法定休息日的情况比较

（三）多数人可以接受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状况，但满意度不高

工作环境优劣、劳动强度大小以及是否拥有起码的劳动保护，常常是青年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