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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就成为他起家的资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蒋介石虽没有担任政府的最高职务，但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权，实际上主宰着这个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面对的是十分尖锐的党争和政争。
蒋汪矛盾---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建立武汉国民政府，二者的正统之争。
蒋桂矛盾---蒋介石集团内部蒋介石与胡汉民李宗仁的矛盾，二者想取而代之。
蒋感到大势一妙，便采取以退为进、暂避锋芒的策略。
随后赴日本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蒋到日本后，以承认“日本对我国东北有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谋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并与宋美龄联姻：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按照基督教礼仪，举行场面隆重的结婚典礼。
密切了英美帝国主义及国内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关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果真像蒋预测的那样，派系斗争中，谁也无法主持大局，结果越来越乱，蒋坐收渔翁之利，各派纷纷电促他复职。
1928年1月蒋复职上台，2月在南京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这次会议，蒋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国民党开始北伐，张学良忍着家仇国恨改旗易帜，完成了表面统一。
（二）民党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达二百余万人的庞大正规军，拥有近现代武器装备，数量达200万件以上，年耗用军费占全国全年收入四分之三以上。
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省以下的保安团、队，连地主武装民团在内，人数达一千万以上。
以后又陆续扩展，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是少有的。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军统和中统。
1932年3月，蒋介石指使黄埔军人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
接着在复兴社内成立了核心组织力行社。
力行社仿照墨索里尼的褐衫党和希特勒的黑衫党，身着蓝上衣、黄裤子，故称蓝衣社。
蓝衣社设有特务处和别动队，主要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从事特务活动。
1934年，蓝衣社特务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特务处。
1937年4月，党务调查处和军委会特务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兼局长。
1938年8月，其中的第一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第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
这两个特务组织都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党权和军权，以恐怖手段屠杀迫害革命力量或异己势力的重要工具。
1927年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再次，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
保甲是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度，目的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反革命统治。
结构：
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
保甲长大多由豪绅地主及其爪牙充任。
实行：
联保连坐
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
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
希望：
民众支持政府→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
结果：
民众怨声载道→将全国变成大囚笼
最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国民党推行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实质就是干涉舆论自由。
宣传共产主义=“反动宣传品”；
批评国民党=“危害民国”；
对统治不满=“反动言论”；
“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
……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鲁迅
因此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政府竟然把书店业、印刷业与娼妓混为一谈，统称为“特种营业”，以这些行业易“窝藏歹徒”为名加强管理。
1948年12月10日，重庆被称作“新闻自由十三条”问世：
其中有：
不得诋毁政府及元首；
不得刊载动摇民心、降低士气的消息言论；
不得刊载刺激物价之消息等等。
层次不一的各级新闻官员们，“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查”。
当时工作量特大，“需审查杂志书籍500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
”一旦查出严惩。
左联五烈士，指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实行上述反动的军事专政，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
“背叛了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领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宋庆龄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第一，革命势力遭到极大摧残
两次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捕被杀；
革命力量被摧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2天即1927年4月19日就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厉行“清党”，通令“缉拿”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190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清党”、屠杀政策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均以各种罪名被杀害。
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如陈延年、越世炎、罗亦农、萧楚女、向警予、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先后被杀害。
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等也被杀害。
南京国民政府的疯狂屠杀政策，埋下仇恨，播下内战的种子。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共产党，有的投降变节。
任卓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被捕后叛变，带人在长沙大街上大肆搜捕中共党员。
汉口达到报纸每天都有中共党员刊登脱党的消息。
革命运动较冷清党员由原来的5．7万多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
第二，工农斗争走向低落
革命的工会农会也遭到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
城市工人斗争由进攻转入防御，参加罢工工人中，店员手工业工人较多，而且多是经济斗争，取得胜利极少；
农民斗争则此起彼落，处于散漫而不集中状态，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形势已经过去。
现在，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
第三，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表现出来，倒向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退出革命队伍。
（二）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
3、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反击。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1、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强大的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是从城市到农村，即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再夺取广大的农村。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路”，前仆后继，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走俄国人的路”，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遵循城市起义的模式呢？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对这种城市起义的模式发生怀疑的就是毛泽东。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发动秋收起义。
由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和对“上山”问题的酝酿，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命各路部队向文家市集中。
在文家市毛泽东对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放弃中心城市。
毛泽东拟定将剩余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军。
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还剩下1000多人，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在连上建立支部，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改编以后，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中国革命第一个根据地。
井冈山地区群众基础好，远离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成立了特区和工农兵政府，发展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在地方开展土地革命。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5月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军委书记（后改称政治部主任）。
第四军全军约11000人，枪支约2000余支。
毛泽东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相结合，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创立的起点。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一批领导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人相继从城市走向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复兴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提供了有益经验。
案例：
探索革命新道路的阻力与挫折，以袁文才、王佐被冤杀为例。
袁文才和王佐是井冈山时期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
特别是袁文才，在秋收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重要关头，接纳了革命军在井冈山容身，并协助毛泽东建立和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可谓功不可没。
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
1926年9月，在中共宁冈县支部领导下，袁文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王佐也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条主义在党内肆虐后，二人含冤而死。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六大决议。
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
毛泽东不主张杀，他说:
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
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
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
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
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
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坚守井冈山。
转战赣南的袁文才由于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5月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
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虽然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并认为加速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1930年2月，中央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到永新县集中。
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后，带领部分部队到了永新。
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
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包括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
袁文才不服，在会上争吵起来。
24日，红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的紧急要求下，轻信袁文才、王佐“反水”，派第四纵队300余人从吉安县永阳镇开赴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
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
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惋惜不已，顿足长叹：
“这两个人杀错了。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
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
“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
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
“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2、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成果
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的辨证关系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本形成。
革命新道路理论“新”在哪里？
第一，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上看，它是对比大革命失败以前的革命道路而言。
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党与国民党合作，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是否正确？
了解历史，认识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意义，要科学、理性。
第二，从世界范围上看，它是对比以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言。
革命新道路实践和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国际意义？
它是一种“创新”，丰富了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是具有国际影响意义的。
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国际意义。
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产物。
创新性主要表现在：
这一理论体现了科学理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
对于我们今天求真务实、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仍有启迪意义。
3、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
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二）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1.反”围剿”作战：
从1930——1932年底，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围剿，但先后都失败了。
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战争也相继失败。
在军事上反“围剿”的同时，国统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的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
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化化工作者，不断改换刊物名称或变换笔名，发表了一大批进步文章。
据统计，左联等文化团体及其成员所办的刊物达59种。
在斗争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化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
鲁迅、冯雪峰、柔石、钱杏、夏衍、阳翰笙、丁玲、田汉、茅盾等。
2.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中国国情，买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若不把农民发动起来，恐怕无法取胜。
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第二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和买卖，别人不得侵犯；
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
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
坚定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分配的具体办法是：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斯诺
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选为主席。
（1）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广大工农兵群众被吸收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
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80％以上，有的达到90％。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2）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
（3）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文盲众多，是旧社会广大农村的共同特点。
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
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1927年后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我们可以看看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的复仇心理导致第一次“左”倾错误
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当时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
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
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
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
另外，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
另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能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
瞿秋白同志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结论，革命当然是在不断高涨。
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隔了半年就停止了。
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导致第二次“左”倾错误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
它跟第一次“左”倾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走向逐步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
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的1928年的党的六大，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
六大后的两年之中，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
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了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
二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
而国民党到1930年的时候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有160万人，打了四个月，根本顾不上对付共产党，内部危机也很深重。
再加上共产国际又有四次来信。
那时共产国际把前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
前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反“右”倾。
它在来信里边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说“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
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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