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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等乘机从联盟中央手中接管了原属中央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部门和权力。

苏联一些地方出现反共浪潮。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他还颁布命令，组成以西拉耶夫为首的委员会治理国家经济。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刚敲完六响，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时报告塔斯社头条新闻：

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

根据苏联宪法，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苏联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爆炸性新闻，不仅使苏联人感到十分吃惊，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西方各大国领导人纷纷中断休假和外出访问旅行，召集高级助手研究事态的发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由政界、军界强有力人物参加和支持的政变，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只有三天时间，政变就宣告失败。

人们不禁要问：

政变何以发生？

又是如何组织和行动的呢？

火山口上的戈尔巴乔夫

　　“政变并非像晴天霹雳那样突如其来……回答是：

根本性的变革触动了整个社会机体和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

”

　　——戈尔巴乔夫著《八月政变》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届领导人。

他于1985年3月11日入主克里姆林宫，从此开始领导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与一个最发达的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戈尔巴乔夫是以改革家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

起初，苏联老百姓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极大希望。

西方也欢迎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被西方舆论誉为“苏联各个领域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代表”，“政治作风可能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有可能改变莫斯科的基调和方向”。

　　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迅速掀起了一股改革“新浪潮”。

他所谓的“新浪潮”，不过是把苏联的政治制度由社会主义改为资本主义。

他试图探讨出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路子。

他首先把改革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

戈氏最初的改革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的铺开，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试图寻找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7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对苏联70年的历史和重要人物进行了评价，强调要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应美国一家出版公司之约，戈尔巴乔夫赶写了《改革与新思维》（该书原名题为《改革以及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突出地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说：

新思维“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能动摇的公理的结果。

　　被赋予“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准备彻底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充实人权”。

他在1988年6月苏联共产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宣布：

“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要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文章。

他说：

“如果前几年苏联的改革只是完善过去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必须改建我们（苏联）整个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他还力主“促进多元化”，提倡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

　　一石激起千重浪。

戈尔巴乔夫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急转弯，引起了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的政治分化。

苏共党内随即形成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自称是“政治中间派”）。

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5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6万多个“非官方组织”。

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把戈尔巴乔夫推到风头浪尖之上。

戈尔巴乔夫仍能运筹帷幄，纵横捭阖。

1990年，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使用种种手法，贯彻“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

戈尔巴乔夫还利用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苏共28大上继续保住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联合社会上其他反对派，1990年上半年趁“自由选举”之机在一系列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夺取政权，特别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等重要城市的苏维埃政权也被“激进派”人物掌握。

1990年下半年，叶利钦等人正式退出苏共，致力夺取苏联中央政权。

在戈尔巴乔夫居于党政主要领导岗位和“激进派”不断进攻的情况下，“传统派”1990年比较被动，利加乔夫在苏共28大上被排挤出领导岗位。

此后，“传统派”未出现有号召力的代表人物。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穷于应付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仍忙于政治改革，除了改组苏共中央领导机构和大批更换党政干部以外，他还主持进行了政权机构的改革。

首先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最高苏维埃。

1989年5月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3月和12月先后举行了两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允许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和议会民主，确立了总统制。

戈尔巴乔夫要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把改革政策付诸实现”。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1990年12月第二次人代会上还决定实行总统直接领导下的内阁制，并设立副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在这次人代会上当选为苏联副总统。

总统被赋予远比最高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

按宪法规定，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有16项权力。

立志于改革“斯大林主义”专权的戈尔巴乔夫，却把过多的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不仅有悖于其改革初衷，而且增加了个人的责任和风险。

总统成为矛盾斗争的焦点。

　　时间进入1991年。

年初，“传统派”对“激进派”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并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批评和警告。

力量对比曾一度向“传统派”倾斜。

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所谓“政治中间派”的立场。

“激进派”则联合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动矿工罢工和在一些城市组织游行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实行军队“非党化”和没收苏共财产，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政治中间派”的游戏，已经使戈尔巴乔夫引火烧身。

他后来曾说：

“当时出现了‘打倒总书记!

打倒总统!

’的呼声。

　　到1991年第二季度，戈尔巴乔夫倒向“激进派”。

他对叶利钦作了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不顾3月17日的全民公决结果，对已经起草好的联盟条约草案进行修改、改组联盟中央政权。

结果，戈尔巴乔夫招来党内的一片谴责。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势力猛增。

叶利钦于6月12日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发布“非党化”命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

俄罗斯议会通过一些实行私有化的法律。

这时，苏联经济严重衰退，1991年负增长达12%，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承认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简称“新联盟条约”）准备在8月20日签字。

这个新联盟条约一旦签署，至少有5个加盟共和国不再属于苏联，这涉及到苏联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这样，关于苏联的前途、苏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都以尖锐的形式提到各种政治力量面前，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仓促上阵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1991年8月16日，即“八·

一九”事件的前三天，发生了两件引入注目的事件：

一、苏联军队党的监察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党的特别委员会发出呼吁书，呼吁军队中的苏共党员加强团结，保卫祖国；

二、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声明，退出苏共，并警告社会各界：

苏共领导正准备进行一场政变。

　　8月18日下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正在莫斯科郊外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别墅里参加庆祝帕夫洛夫的一个儿子返回莫斯科举行的晚会。

晚会的气氛正浓的时候，克格勃打来电话，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需要马上开会讨论一项可怕的紧急事件。

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立即驱车前往。

　　与会者除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以外，还有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克格勃负责苏联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第九局负责人普列汉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

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苏联重要领导人几乎都来了。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会上说：

“发生了重大灾难”。

他说，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起义。

但他没有说企图搞武装起义的人是谁。

他还说，那些人就要包围首都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总部、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两个饭店。

他还发现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与会绝大多数人员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这些政府官员和家人都将被处决。

普列汉诺夫说，他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同样的情况，问题的确很严重。

同时，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总统病势严重。

他和其他几位刚从戈尔巴乔夫的克里米亚福罗斯湾总统别墅回来的人说，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医生不让打扰。

博尔金还说：

“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接着，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成立。

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8人组成。

　　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工作。

据说，凌晨4时30分，在莫斯科的一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亲信给俄罗斯电视台一位负责人的家里打电话，预先告知说正在准备一场政变。

　　翌日晨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莫斯科市民听到亚纳耶夫的命令后，大都十分惊讶，然而却反应冷淡。

此后几小时，莫斯科市仍秩序井然。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亚佐夫召集各军区司令员开会，并下达指标：

根据形势，维护秩序，加强军事设施的警戒；

其余情况，注意收听广播和看报。

但亚佐夫并没有下达调遣军队的命令。

　　大约半小时后，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和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了《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同时，亚纳耶夫致函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重申苏联信守以前“承担的国际义务”，希望“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以及联合国的应有理解”。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和对此次事变的正式解释。

《告苏联人民书》说：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死胡同。

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

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

……

　　“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不稳定破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昨日，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觉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受尊敬的体面的公民。

今日，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外国人，人们对他常常投以蔑视或怜悯的目光。

　　“我们呼吁苏联全体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

　　中午11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第1号决定，要求各级政权机关“确保无条件实行紧急状态”，立即解散非法的机构与武装，禁止游行、集会、示威和罢工等，并提出使经济形势正常化的一些措施。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以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为核心的。

基本上集中了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党、政、军、工、农等各个方面的要人。

国防部、克格勃和内务部的第一把手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疑有利于控制全国局势。

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斯特得到苏联“八·

一九”事件消息时，也认为历史经验表明，由如此强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变很可能成功。

　　当时，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拥有相当的支持者。

叶利钦很快在俄罗斯议会大厦成立了抵抗指挥部。

中午11时46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要求立即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号召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罢工。

　　在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的号召下，很快形成了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浩大声势。

中午12时许，莫斯科跑马场上，有人举行集会，开始只有上千人，人越聚越多。

集会者宣读了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

直到此时，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下，军队开到莫斯科。

集会开始不久，一队装甲车从大剧院方向开往跑马场广场。

12时30分，示威者在民族饭店前用两辆无轨电车封锁了特维尔大街。

市中心的所有桥梁上都停着坦克。

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市内大规模调动。

　　中午13时，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他的几名助手也随其登上坦克。

叶利钦发表了演讲，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

　　由于莫斯科流传军队要在下午16时进攻俄罗斯议会大厦，示威者从15时30分开始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河岸的俄罗斯议会大厦旁设置路障。

实际上进攻并没有发生。

　　下午17时许，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定于8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会议将批准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

紧接着，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授权他颁布严格规定维持紧急状态必须执行的命令（当日，列宁格勒警备司令也宣布，在列宁格勒及其附近地区实行紧急状态）。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决定，决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出版物。

只允许下列报纸出版：

《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叶利钦的，但亚纳耶夫等人试图借助宪法的权威，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合法，迟迟没有对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采取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当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大厦四周市民极少。

如在当时采取措施，叶利钦等人难逃厄运。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甚至没有切断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对外联系，叶利钦还可用国际电话与布什等外国领导人通话。

　　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对自身的安全也十分担心，叶利钦曾作了最坏的打算。

当天下午，叶利钦签署成立业务管理小组的命令。

该小组实际上是俄罗斯的“影子内阁”，由俄罗斯联邦副部长理洛博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克拉萨夫琴科和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委员布洛科夫领导，由20多人组成。

“影子内阁”被派到俄罗斯中部位于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70公里处的森林中的备用转播站领导俄罗斯。

准备万一俄罗斯议会大厦失守，可组织另一个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

　　当晚17时46分，亚纳耶夫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巴克拉诺夫、普戈、斯塔罗杜布采夫、季贾科夫。

亚纳耶夫表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采取最果断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并打算提请预定于8月26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

亚纳耶夫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现在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希望“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归队，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

　　晚上，苏联总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政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帕夫洛夫在内阁晚间会议之后，突然高血压病发作。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帕夫洛夫患病期间，委托第一副总理多古日耶夫履行总理职务，这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一个不利影响。

也有人认为，这是帕夫洛夫撤出政变的一种做法。

　　在“紧急状态”的第一天里，一切按计划进行。

反对者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大部分加盟共和国保持相对平静。

乌克兰、哈萨克、亚美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共和国领导人都对事件表了态，虽口径不一，但一般都要求共和国居民保持平静、克制、谨慎，遵守纪律，不受挑唆，不与军队对抗。

8月19日21时15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国内局势保持平静，居民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支持，国外也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

声明对俄罗斯领导人“直接纵容人们采取违法行动”的“不负责任的、不明智的举动”提出警告。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完全持否定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

　　正在缅因州休假的美国总统布什午夜被叫醒，听取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斯特的汇报。

布什在休假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说：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将对苏联社会、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产生严重的后果。

”但斯考克罗夫斯特劝布什，“由如此强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变很可能成功”，“我们也不要截断和他们联系的桥梁。

　　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弗里茨·

埃马斯却以情报分析为基础向总统提供了相反结论的报告。

埃马斯在得到苏联事变的消息后，迅速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启动电脑查询近几天来苏军和克格勃的调动部署情况。

令他吃惊的是与事前没有什么变化。

他对同事说：

“嘿，这些家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他给总统的报告指出：

这次政变是一次不协调的、仓促准备的临时性行动。

对事件的后果评估中，他预测克里姆林宫回到保守派手中的可能性是10%，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处于无限期僵持状态的可能性为45%，而政变早期失败的可能性也是45%。

　　布什在得到一系列情报分析并与助手磋商之后，对苏联事变的措词更加强硬。

美、英、法、德、意、日、澳等西方国家统一口径，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加谴责，形成围剿之势。

美国还利用“美国之音”，转播叶利钦号召推翻亚纳耶夫等人以及布什表示同情的讲话，使叶利钦有了一个向俄罗斯人民发表讲话的重要机会。

前途未卜的戈尔巴乔夫

　　8月，是苏联和西方首脑休假的季节。

戈尔巴乔夫于8月4日来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克里米亚福罗斯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别墅休假。

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就拥有了这幢别墅。

他著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就是1987年休假时在这幢别墅里完成的。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这幢别墅里休假，也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为新联盟条约作最后准备。

　　直到8月17日，戈尔巴乔夫还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分别讨论了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和联邦委员会会议的有关事项。

他准备8月19日飞回莫斯科，8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主持新联盟条约的签字仪式，并发表演说。

　　8月18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话，并告诉亚纳耶夫他抵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亚纳耶夫答应要去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

午餐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起草预定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

　　下午4时50分，贴身卫士长列夫列也茨进来报告：

有一群人要见戈尔巴乔夫总统。

戈尔巴乔夫听后心存疑虑，立即问是什么人。

因为他没有邀请任何人，事先也没得到有人来访的通知。

戈尔巴乔夫马上问卫士长：

“那么你为什么让他们进来?

”卫士长回答：

“普列汉诺夫同他们一起来的。

”普列汉诺夫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负责苏联领导人警卫工作的保卫局局长。

卫士长是他的下属，当然不能阻拦，否则卫士不会让人接近总统。

　　戈尔巴乔夫似乎预感到什么。

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身边有全套的通讯系统——政府线、普通线、战略通讯线和卫星通讯线。

他拿起一个话筒，不通，一连拿起5个话筒，都未接通，内线电话也被切断了。

戈尔巴乔夫觉得事态严重。

他首先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陪同他来度假的他的妻子赖莎·

玛克莫芙娜、女儿伊利娜和女婿阿纳托利，并同他们简单商量了应变对策。

　　戈尔巴乔夫走出来，这时来访者已经进入他的办公室。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闻的失敬”。

来访者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还有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

戈尔巴乔夫“命令”普列汉诺夫离开办公室。

　　戈尔巴乔夫问：

“在继续我们的谈话之前，我要问你们，是谁派你们来的?

”回答是：

“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

　　“哦，是为处理国家紧急状态而建立的委员会。

　　“谁建立的？

我没有建立，最高苏维埃没有建立，谁建立的？

　　来访者随即向戈尔巴乔夫摊牌：

签署紧急状态令，否则把职权交给副总统。

　　戈尔巴乔夫说：

“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根据是什么？

　　回答：

“国家的状况——正走向灾难，必须采取措施，需要实行紧急状态——其他措施挽救不了我们，我们再也不能欺骗自己。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一要求。

“如果有不同意见，让我们到最高苏维埃提出这些问题，让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

　　戈尔巴乔夫认为，近年来他不止一次成功地阻止或防止了事情发生危险的逆转。

他相信，今天他仍能改变局势。

他告诉来访者：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是不负责任的。

你们会毁掉自己，但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去你们的吧!

但是你们也将毁掉这个国家，毁掉我们已经做的一切。

告诉派你们来的委员会吧。

　　“我们即将签署联盟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