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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谓“第三次论战”中，作为论辩双方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早已为人熟知，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却鲜有学者论及。
显而易见，缺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体系将是不完整的。
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肯定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学理地位，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IPE”）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动力、扩散及灭亡的研究。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和阶级政治而非国际政治。
特别是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西欧国家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相对封闭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未能从国际层次上，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主义IPE缺少马克思在国际领域的著作中去加以说明马克思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贡献。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散见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报刊文章，他没有系统地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
这些观点的演变主要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③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当然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范式（或学派）的问题，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否包含了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和思想（当然不一定是系统和明确的）？
换言之，马克思本人究竟有没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马克思和后来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IPE有何联系？
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IPE做出了哪些贡献？
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IPE的理论来源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IPE的定义问题。
如前所述，马克思创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却付之阙如。
但是，这丝毫都不影响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IPE创始人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成果的总和。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IPE理论与思想，如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以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Frank）为代表的依附论等都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汲收了丰富的理论营养，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可以说，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在他的著作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相当的东西。
④但是，马克思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社会革命观。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直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
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IPE的经典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科学而充分的运用，另一方面，列宁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表明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IPE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具体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马克思创立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理论，广泛涉及资本主义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这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起源、资本主义以牺牲其他生产方式为代价向外部进行扩张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核——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及其后果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
“本世纪经济帝国主义最流行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的哲学和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没有提出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但他的写作为这样一个理论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⑤第二，马克思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个理论成为对帝国主义动机的经典解释，并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将下降，因为“资本的有机组成”将提高，资产阶级选择在欠发达地区投资，以便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而为发达国家征服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动机。
第三，马克思撰写了大量有关殖民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献成为后来帝国主义理论分析的基础。
诚然，马克思撰写的这些文章比较零散，特别是由于健康原因，他没能把这些文献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联系起来，但这个工作最终由列宁完成了。
列宁把垄断、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纳入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
“因为当时标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体危机，已经摆在议事日程里，它迫切需要列宁为了立即进行革命干预的目的，而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分析当时存在的总形势”。
⑥
二、马克思主义IPE的基本特征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IPE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IPE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
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做出的科学理论表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
既定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即主体）的巨大反作用，突出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的决定和再生产。
⑧
20世纪初，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家（如希法亭、布哈林等）都认为经济制度的发展对帝国主义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必须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
依附理论家也把唯物主义摆在突出位置，一些批评家往往以是否运用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来衡量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这说明，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IPE中始终占据着理论指南的地位。
其次，马克思主义IPE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理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服务的。
是否认为国际政治（权力）和国际经济（财富）具有阶级性，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IPE和西方资产阶级IPE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的对抗，因为国家最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仆人。
这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相对来说是自治的实体，它追求国家利益，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阶级的特殊利益。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典范，依附论者也“坚持把他们的理论和调查放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
⑨卡多索“承认其研究对象仅仅是边缘地带资本积累的特定路线和阶级斗争”。
⑩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涉及三个基本层次：
一是用阶级分析来解决理论问题和指导革命实践。
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IPE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贯穿于一切批判过程的，它在有关资本主义起源（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灭亡（无产阶级彻底埋葬资产阶级）的宏观分析中得到了科学的运用，同时还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微观分析，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贸易政策等。
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除外）都明确地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二是肯定阶级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总是寓于阶级关系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国际政治包括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两条线。
从民族关系来说，国际政治日益分裂为两大世界性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国家）。
从阶级关系来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虽然国际政治具有民族性，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充当了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
它们作为国际性阶级，主要是说它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它们相互敌视也是国际的。
“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
（11）因此，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是“当前的主要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充分显示了两大国际性阶级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作用。
（12）
三是强调阶级斗争是消灭战争和实现最终和平的关键性力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内在冲突和矛盾的制度，其中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规律，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应该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来解决。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国际性的，是全体无产阶级间的兄弟联盟。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于最终要“根绝一切战争”，用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去取代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弱的政策，而且还要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13）因为“政治冲突源于要求分配社会财富的阶级斗争，因而，社会冲突将会随着市场和社会阶级的消灭而停止”。
（14）这个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最后和平的观点，而国际体系的最后和平将依靠国际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来实现。
第三，马克思主义IPE彻底摈弃了人性论。
西方主流政治学依赖于一个绝对的、先验的和抽象的理论起点——情感、人性或上帝，试图通过人们对社会的某种意识或动机来解释和说明社会的现实存在，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西方古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衣钵，如自由主义坚持“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是理性的行动者，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
个人利益最大化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由于市场交换关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家间关系层次上，均存在着和谐的政治经济利益。
（15）现实主义坚持“自私国家”假设，主张国家理性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总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行动方案，试图实现国家权力的最大化。
民族国家总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政治关系决定着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彻底摈弃了人性论，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社会实践，人性是可塑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易于被腐蚀，但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被优化。
政治冲突不是源于人类不可改变的邪恶本性，而是源于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阶级斗争。
因而，社会冲突将会随着市场和社会阶级的消灭而停止。
三、马克思主义IPE的理论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IPE由三个部分组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和有关殖民主义的论述；
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
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理论。
这里主要介绍后面两个理论的基本观点。
1.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IPE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次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特征、动力和结构，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和道路的理论尝试。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牢固地占据着马克思主义IPE正统理论的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资本主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的兴起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抗。
由于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任何新的领土扩张必然以损害旧殖民帝国的利益为代价。
这突出表现在德国（上升中的强国）和英国（老牌殖民帝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对抗关系上，从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垄断资本的兴起及其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关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题。
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和尼柯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等，“都对马克思主义IPE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6）
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tionism）；
二是“竞争”。
国内消费不足导致资本主义不断寻找海外市场，而竞争压力导致了资本主义海外扩张，以保障原材料和廉价劳动供应，这就必须诉诸于帝国主义的野蛮武力。
希法亭最早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并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关系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机制及其后果。
他在《金融资本》中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
其一，股份公司的兴起代表着经济权力和生产的一次大规模集中，大资本加速排挤小资本，从而逐渐形成了垄断组织。
其二，金融资本的兴起造成阶级结构、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的根本变化。
金融资本的兴起造成了一个在“金融寡头”领导之下、在政治事务上相对统一的统治阶级，与相对统一的和等级制的经济结构相对应。
金融资本需要国家的力量，“它对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没有信心，并且充分认识到，竞争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的斗争。
和平的理想已经失去其光彩，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对国家的强大和力量的赞美……现在的理想是捍卫人们自己的国家对世界的统治”。
希法亭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引起国际冲突的必然性，当时德国金融资本的迅速崛起与其相对狭窄的领土控制之间形成了矛盾，而英国的相对衰退与其领土规模之间的不均衡则刺激了帝国主义的胃口。
“这是一种必定极大地加剧德国和英国及其它们各自卫星国之间冲突的状况，并且导致武力解决”。
（17）
如果说希法亭的主要贡献是弄清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过程，那么布哈林则看到了两个过程——资本的“国际化”与“民族化”。
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是它分裂为各个国家集团。
这两种相反趋势的矛盾促使体系陷入战争和崩溃。
“与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一起，正在继续着一种资本的‘民族’交织过程，这一过程的影响最大”。
结果是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的直接统一。
布哈林据此认为，帝国主义已从一种政策或意识形态转变成“世界经济特殊发展阶段的一种特征”。
其标志是世界经济体系中诞生了国家资本集团。
他指出，金融资本和国家的联合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前，竞争主要发生在国家界限之内，……现在，它是整个国家被其它国家所吞并”。
（18）
布哈林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分析与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集团形成的分析结合起来，想要说明为什么这些集团是在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
斗争在金融资本时代继续着，但是它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的形式。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同时借鉴希法亭和布哈林提出的观点与论据，对帝国主义做出了最为科学的分析，可以说正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有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
在这个阶段，资本积累和集中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导致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机器。
随着国内资本积累和增长放缓，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觊觎外部市场，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性积累使军事实力成为保障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积累的逻辑导致国家垄断相互直接竞争，导致大国战争，这是帝国主义的最终后果”。
（19）
列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对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进行了深刻分析。
他认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两大国际性阶级的矛盾正在被两大世界性民族的矛盾所取代，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从其国家成功中获得了有限的利益，导致这些国家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最终未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
这说明马克思关于国际主义的阶级联合思想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阶级未能实现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受国内垄断资产阶级驱使，投入了战争，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走上前线相互厮杀。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包涵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他认为，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完全是两大国际性阶级的对立了，而是两个世界性民族的矛盾，从而在理论上以民族国家的力量代替了阶级力量。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IPE：
第一，立足于世界舞台，把国际政治问题同帝国主义体系紧密相连。
第二，以两大类民族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增强了理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
第三，从世界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研究国际政治，虽然更多重视政治领域，突出政治视野，并以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但日益转向经济基础，使之同经济相结合。
（20）
2.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在拉美出现的研究民族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依附论方法，后来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依附论学派。
这个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多数依附理论家认为，“他们的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描述了穷国和富国的关系，在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仅仅是生产资本的代理者，……任何时候商业资本在落后国家都占有统治地位，这是事实’”。
（21）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提出了“依附性国家和边缘”的观点。
卡多索认为，“列宁最早提供了有关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系统分析”。
（22）但是，依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很多补充和修正。
“这就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它构成着对帝国主义分析的第三个阶段”。
（23）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依靠其日益膨胀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改变了后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外部环境，“因为前者创造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发展的道路，另一条是欠发达的道路”。
（24）新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吸收了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修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和进步的观点，从而在理论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既相继承相联系，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形成了理论特色。
结果，“在20世纪末，形形色色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主流观点之一发挥着影响”。
（25）
保罗•巴兰（PaulBaran）被视为是帝国主义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向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人物。
他的研究“无论究其所涉及的问题，或是就其理论内容而言，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
（26）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考察的重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巴兰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给第三世界带来的不发达后果，考察的重点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停滞或落后的根源。
巴兰的研究，“影响了拉美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使他们去研究他称之为落后状况的形态学的问题，并且去写作大量关于依附性和欠发达状况的文章”，（27）结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学派”。
弗兰克对依附论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他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成为依附论的典型。
弗兰克的依附论思想有四个重要层次：
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表现为中心—卫星结构，中心统治卫星。
二是剩余从卫星向中心转移，中心剥削卫星，卫星被切断投资来源，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三是卫星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了一种扭曲的和依附的经济结构。
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个对“不发达”感兴趣的本地统治阶级，一个遵守“不发达政策”的流氓资产阶级，这就是依附的政治后果。
四是卫星必须斩断与国际资本主义的联系，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成为激进依附论的先声，后来为多斯桑托斯等人加以发展。
一般来说，依附论观点复杂，主张各异。
罗纳德•H•奇尔科特（RonaldH.Chilcote）主张把依附论划分为四种类型：
（1）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论（1966年）；
（2）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新依附论（1970年），强调战后多国公司的技术和工业统治；
（3）以卡多索为代表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论（1972年），惯以巴西的情况为背景；
（4）作为重构帝国主义阶级论的依附论，主要以阿尼巴尔•奎杰罗（Aní
balQuijano）为代表（1971年）。
（28）
依附论从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中心和外围，或核心和边缘。
中心资本主义，即“宗主国”或“核心国”通过直接榨取利润、不平等交换以及对贸易的垄断来剥削外围的“卫星国”。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体系，中心的发展是以世界上大多数边缘的“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的。
尤其是，外围的统治阶级往往把他们的地位归功于他们在剥削系统中所起到的中间人的作用，因此，他们愿意维护这个剥削体系和相应的生产模式。
外围的不发达是中心强迫外围接受相应的生产模式和剥削模式的结果。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这样来定义“依附”的概念：
“就依附而言，我们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
……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张的反映。
这种互想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29）弗兰克进一步指出，不发达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正是外部影响决定着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生产组织。
“孤立的国家不能够被称为是不发达的，因为不发达是通过以从属地位融入世界体系来界定的”。
（30）其结论是：
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导致边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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