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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区域外的公司合作和联系较少;

7)劳动力市场以区内为主,具高度灵活性(highlyflexible);

8)工人献身于区域(而不是公司);

9)劳动力移入率高、移出率低;

10)独特的地方文化特征和结合力(bonds);

11)专业化的金融、技术、工商服务由公司外的本区域提供;

12)区内具有“坚韧资本”(patientcapital);

13)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波动,但长期前景看好。

(二)意大利产业区及来自其它国家研究

70年代,意大利西北部传统工业化地区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开始出现衰退。

而其东北部经济却呈现增长势头①。

这些地区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

产业结构以新兴手工业为主,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企业之间基于互相信任和有稳定协作关系的网络联系十分发达。

由于这一地区具有数量众多的工业小区,每个工业小区均具有与马歇尔工业区类似的特征;

又由于这些地区为新兴工业区,故又被称为新产业区。

与马歇尔式产业区相比,意大利新产业区还具有一些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包括:

①供货商和顾主之间经常进行人员交流;

②为了分担风险、稳定市场和共同创新,竞争性公司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

③参与设计和创新活动的人员比例较高;

④强大的贸易协会提供管理、培训、市场营销、技术或金融帮助等公共基础设施;

⑤地方和区域政府在调节和激励主导产业上起中心作用,区内成员之间的信任在合作和集体行动中起中心作用。

意大利新产业区现象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的关注。

研究区域逐渐拓展。

在发达国家,研究涉及欧洲和北美的不少案例,如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等地,美国的硅谷、洛杉矶郊区、研究三角园区等。

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包括韩国的龟尾等、中国的一些农村工业小区和高科技园区。

①为了与意大利西北部传统工业化三角区(米兰-都灵-热那亚)和南部工业化尚未普及的落区相区分,一些学者把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称为“第三意大利”。

二、新产业区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新产业区的判定

基于意大利实际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新产业区是马歇尔式产业区的延伸。

其判定准则主要基于以上讨论的新产业区概念特点。

其中最主要的是:

①中小企业集聚且它们之间具有密集的联系网络。

生产安排为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市场安排具明显非正式性,亲缘关系起重要作用。

②区域生产专门化突出。

区内各企业家都是区域一个大公司的成员,具有详细的分工。

每一个成员集中于一个专业化领域的生产,整体上形成一体化的生产系统。

③当地根植性(embeddedness)密切。

根植性指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的结构的影响。

当地根植性是区内最终市场形成过程中,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形成的。

④呈现一定程度的“机构密度”(institutionalthickness),即区域内具有复杂的机构网络,这些机构网络主要以协调冲突和加强合作为特点。

“机构”包括范围很广,如商会、创新中心、金融机构、培训机构、贸易协会、工会、地方政府机构、市场营销机构等。

另一些学者根据世界各地产业区类型差异,认为马歇尔式产业区只是新产业区的一种,从而提出更为宽广的新产业区判别标准。

这个标准认为,新产业区是一定规模和空间范围的区域,区内集聚新兴贸易取向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资源开发、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明显专业化。

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强调中小企业集聚、本地根植性等。

换句话说,新产业区可以是:

①柔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存;

②地方网络与全球网络并存;

③当地根植性与非当地根植性并存;

④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并存。

这种广义的新产业区判别,尤其是不把本地网络和根植性作为判别准则,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我国学者王缉慈等人认为,用本地网络和根植性两个主要标准识别新产业区,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应具有发展意义,而不是依赖它区。

因此,与发达国家相似,发展中国家新产业区应重视区内企业的联系和合作网络,这样可保持该区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二)新产业区的类型

与以上广义的新产业区判别相联系,不少学者认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产业区。

斯托波和斯科特曾谈及柔性生产方式起控制作用的三种类型的产业集聚:

①高技术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

②商业和金融业;

③工艺或设计密集型制造业。

朴杉沃和马库森将新产业区概念扩展,引入卫星型产业区。

马库森反对将马歇尔式或近期意大利区的新产业区作为起控制作用的主流,在原已提出的卫星型产业区基础上,又提出中心-辐射型产业区和政府支持型(state-an-chored)产业区。

朴杉沃根据地方性或非地方性产业联系的强弱,提出9种类型产业区:

马歇尔式产业区、中心辐射型产业区(2类)、卫星型产业区、高级中心辐射型产业区(2类)、高级卫星型产业区(2类)和首创高技术产业区。

1.马歇尔式产业区(Marshallianindustrialdistricts)。

区内小企业占主要地位,它们或做为顾主、或做为供应商而互相发生联系。

柔性生产和转包活动等是企业间劳动分工的主要形式。

区内小企业中井不存在主导企业,它们之间并无等级规模。

企业主要根植于当地,与当地社区相融合(图14-1中类型1)。

2.中心和辐射型产业区(hubandspokeindustrialdistricts)。

该类型产业区包括地方性供应者联系密切的供应者中心辐射型产业区(图14-1中类型2)和地方型顾主联系密切的顾主中心辐射型产业区(图14-1中类型3)。

类型2

中,中心(或主导)企业是供应者;

而类型3中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则起主导作用。

这些中心企业控制着地方经济,与此相关联的顾主或供应者均主要为小企业。

韩国的浦项属类型2,其中浦项钢铁公司在该区起控制作用;

韩国的蔚山以汽车公司作为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则为类型3的例子。

3.卫星型产业区(satelliteindustrialdistricts)。

以外部(非地方性)供应者和顾主联系均十分密切,但当地联系十分有限为特征(图14-1中类型4)。

该类型产业区内的企业主要是大型多区位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长距离网络联系和大宗生产方式起控制作用。

国家政府在该类型区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而地方政府或机构则起次要作用。

同时,大多数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来自区外,故本类型区中外地根植性作用较为重要。

该类型产业区多在工业化国家的外围(如日本的熊本、美国的科罗拉多)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的昌原和龟尾)发展起来。

4.高级中心和辐射型产业区(advancedhubandspokeindustrialdistricts)。

如图14-1所示,类型2随着转包和企业间关系进一步发展,地方性顾主联系变得密切起来,从而演化为类型5;

同理,类型3发展了较强的地方性供应者联系,演变为类型6。

在该类型区内,新企业建立或大企业让产易股而分化出新企业,对地方性网络发展起重要作用。

生产的垂直分化也有利于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网络的发展。

以化学工业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区,通过下游生产活动的进一步分化,可发展为类型5;

以汽车和飞机制造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区,随着上游生产企业的增加,可发展为类型6(丰田市和西雅图可作为该类型的例子)。

5.高级卫星型产业区(advancedsatelliteindustrialdistricts)。

该类型区(图14-1中类型7和8)是类型4当地网络和根植性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随着外围区工业的发展,技术和管理技巧在当地扩散,并带来新企业建立和原有企业的分化。

这些新的小型企业与本区大型企业发生交易联系,从而促成当地网络的发展。

尽管大宗生产和非地方性根植性仍为该区的主要特点,但柔性生产和当地根植性已开始显现出来。

苏格兰的硅格伦(SiliaonGlen)、美国德克萨斯的奥斯汀便是典型的高级卫星型产业区。

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的一些卫星型产业区也出现向高级卫星型产业区发展的征兆。

6.探索型高技术产业区(pioneeringhigh-technologyindustrialdistricts)。

该类型具有完整的网络体系(图14-1中类型9):

供求两方面的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网络均十分复杂;

在生产、工商服务和技术开发上,还与全球网络相关联;

柔性生产方式被大小企业广为采用。

当地根植性是该产业区形成的基础。

不管企业规模如何,企业之间在诸如联合研究与开发、联合投资等方面的合作网络相当复杂。

区内企业之间及区内与区外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十分重要。

这种类型的产业区可以是类型5或6地方网络和根植性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可从类型7或8演变而来,但后种可能性很小。

 

需要指出,以上的新产业区类型分析,主要是基于理论推理。

其中,有一些类型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有的类型则需要在与实践的结合中,进一步修正。

此处,这9种类型是否含盖了所有现实世界中的新产业,也需要通过实践才能回答。

但是,这种类型分析,拓宽了新产业区研究的领域。

尤其是在类型分析中关注了各类型的发展演变,比固定地关注马歇尔式产业区或意大利式产业区更进了一步。

(三)新产业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新产业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

新产业区强调产业联系,这样,区内的经济增长易于形成扩散效益。

一企业或一部门的增长,便可带动区内相关企业和部门的增长。

新产业区的根植性和企业间的合作特点,利于减少生产的交易成本,并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新产业区的柔性生产方式,可更灵活地满足市场变化的需要,使生产组织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同类型的产业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的特点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地方性网络和根植性发达的产业区(如类型1、5、6、9),最终产品的生产对其它企业的发展带动更为明显。

而外部联系密切的产业区(如类型4、7、8、9),使得相关地区根植于全球性交易网络之中。

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外部联系可以为相关地区带来动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该类产业区,通过跨国公司投资可以带动区域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

当然,全球化联系也可以为相关区域带来不利影响。

尤其当外部市场急剧变化时,这种不利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三、研究新产业区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阐述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后工业化社会,大公司仍然在世界和地区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剧烈的国际竞争,提出了柔性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公司互相作用形式。

人们开始关注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新产业区的研究,从中小企业的空间聚集、企业关联、根植性等方面阐述了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问题。

尤其是新产业区内建立在依赖基础之上形成的非正式关联,以及采用的方便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更加强中小企业的活力。

2.重新审视外部经济及集聚的影响。

对经济活动集中的正统分析,侧重于公司内部的规模经济。

19世纪末,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对企业集聚的影响。

认为企业或者工厂可以通过集聚,共同享用一些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能源、排水、运输等)。

随着这些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和供应的专业化,会引起其价格的下降或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20世纪中期的一些研究还提及同一区位企业之间市场的共享性,以及一企业为其它企业提出投入品所带来的效益。

5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地位的上升,人们更加注重大公司的内部经济问题。

80年代以来的新产业区研究,使人们重新审视外部经济对中小企业集聚的影响,以及集聚经济对区域发展的贡献。

3.揭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

由于新产业区集中于非发达地区,对新产业区形成机制和发展方向研究,可以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相关理论。

比如,马歇尔式或意大利式产业区,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

揭示这种环境条件及其对新产业区形成的影响,对其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践意义

新产业区为近一二十年来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

随着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和信息传输的飞速发展,距离在经济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日益减弱。

城市和区域面临着吸引资本和劳动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艰巨挑战。

故有的学者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

意指资本和工厂的移动变得更加容易。

这样,在“滑溜溜”的生产空间中,发现具有一定“粘结”性的区位,便成为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一种思路。

新产业区就是这样一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的区位。

尽管有人对其在区域发展中的典范地位有不同看法,但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美国、韩国等)的实践已证明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

农村工业在过去的非经济重心区迅速发展,且逐渐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通过竞争、选择、淘汰,到相对集中于一些小城镇地区。

这些农村工业当地根植性强,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的新产业区(实际上,有些已成为新产业区)。

此外,主要靠外资注入,我国区域发展中迅速形成另一类快速增长区域。

这些区域(如经济特区、开发区等),有相当一部分过去经济不发达或不甚发达,当地的主导企业(一般为跨国公司的附属企业)与国际联系密切,地方性网络多不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经济的总体发展。

借助新产业区的演变分析,可通过适当措施,促成区域性联系网络的形成,并通过网络联系和根植性建立创新环境,当为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节区位论研究的社会化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社会因素在经济活动区位及其与环境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随着第三和第四产业地位的上升,非生产领域经济活动与社会因素的关联更为密切。

此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从仅仅关注经济活动本身,到关注经济过程的结果。

而马克思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揭示区域间经济活动的不平等现象,从而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区位论的出现。

一、马克思主义区位论

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前苏联等)的区位论研究,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然而,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学者也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于区位论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MaxistGeography)又被称为激进地理学(RadicalGeography)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地理分析。

该研究方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的加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地理现象的形成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点,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角度来考察经济活动区位决策和空间组织问题。

以下从三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区位论的主要观点进行阐述。

(一)结构分析方法(structuralapproach)

该研究分析方法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于英国地理学界。

当时,地理学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进行工厂关闭或生产单位的合理化调整的决策,而不是新工厂区位选择的决策。

传统的区位分析方法显得无能为力,于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便应运而生。

1.区位决策研究。

按照结构主义观点,企业所有决策对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决策只是企业所面临的所有决策的一方面(且为不很重要的一方面)。

区位决策理论是投资理论的一部分,而投资决策又是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一部分。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地理格局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演变。

在区位决策上,结构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如劳动、资本、生产方式、劳动力与资本的矛盾、剩余价值、资本积累、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等等,用来作为影响区位决策的基本因素。

个人、公司、组织的空间行为和区位选择,被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和结构中来考察。

换句话说,区域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而人(公司)的空间行为和区位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空间结构,是由其特定的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劳资关系、生产关系以及资源与财富的分配方式来决定的。

不同社会体制和权力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区位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以权力分配方式为例,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区位决策的条件和机会是很不均等的。

少数权力者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区位的决策方向,而大多数人的区位选择能力相当小。

以人口在国家内部的区域移动为例,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口的移居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即趋向于工作机会较多、居住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

而在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居住和就业区位选择余地很小。

人口的地理格局,与长期形成的生产布局的区位格局有关。

以选择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区位为例。

按照韦伯及其后人的区位理论,一般会根据生产条件、市场和运输条件,来确定可以带来较大利润的区位。

经济地理学家的技巧,只是集中判断汽车制造厂区位选择的各种参量。

与此相比较,结构主义的方法会将区位选择放在生产循环的大尺度中。

除了区位论的经济分析之外,还要考虑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

如什么因素导致了这项投资计划?

为什么会投资汽车制造厂?

投资区位决策中谁具有决策权力?

他们如何具有这种权力?

他们决策的社会政治背景如何?

代表谁的利益?

决策结果会对社会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等等。

2.生产周期与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地理空间结构与区内生产状况密切关联,而生产的发展,又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影响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区域中的生产,开始于区域的投资。

图14-2综合了一些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工业投资通过一系列可能的途径完成一个周期。

投资者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如何,为此必选择良好劳动力条件、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的区位,以使其投资的工厂在新的区域中能够顺利地运营,产生较多的利润。

如果一个工厂在该区域中经营成功(即不断赢利),它或以一个成功企业保留下来,或被一个大公司(包括多国公司)所吸收;

若是经营失败,则使工厂倒闭或将其经营项目转向另一地区。

工业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影响着区域的兴起与衰退。

工业企业的失败有许多可能的原因。

如赢利减少、对手竞争、经济危机以及公司结构调整等。

按照D.哈威的观点,把其归因于资本积累进程的中断。

资本循环的基本图式可以表达为:

即货币资本(M)通过购买劳动(L)和生产手段(Mp),形成商业资本(C),商业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P),通过生产形成新的商品,销售后重新形成货币资本(M’)。

在循环中每一步既是独立的,又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因此,循环的不适应和某一步的不平衡积累,就可能带来停滞、生产不足、生产过剩及资本积累间断,从而导致区域危机及可能的投资回撤。

周期性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明显存在,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被认为是由于利润率不同所致。

利润率的上升受制于生产循环中用于投资的资本来源和消费循环中对市场的竞争。

根据D.哈威的观点,区域中工业的上升,只有在利润率上升时才能发生。

在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区域的工业具有不同的生产状况。

一般在危机期开始时,利润率下降导致新投资的缩减,使下摆继续。

在下摆的最低点上,已经幸存下来的工厂面临着新的形势。

它们通过合理化生产、耗尽储备和存货、解雇雇员减少劳动力成本以及接受国家借贷来维持生产。

而产出的减少储备的用尽,又刺激消费市场的新扩张,由此引起投资增加,利润率上升,生产开始复苏和繁荣。

J.H.布拉德伯里等人还研究了周期的上摆和下摆阶段,对区域工业的不同部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在上摆(复苏)阶段,由于重点在发展生产,大量建设投资要求刺激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发展;

而在下摆期,过剩的产品在消费品部门最为明显,后来才反映到生产资料部门(如80年代的危机首先是汽车生产受挫,随后才反映在钢铁工业上)。

这样区域中的最低利润率和下摆时的最大影响是生产资料部门。

这样,一些专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区域(如矿山、伐木等区),生产所受影响是很严重的。

周期的长短不同,对区域工业的影响也有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短期周期不能引起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

尽管区域内企业在生产上尽了很大努力,但是保持生产消费秩序的思想和制度仍没有变化。

全区域范围内生产方式结构的较大变化只有在较长周期之后才会发生,如大批新技术的应用和新的管理体制的产生等。

此外,由于各区域生产的环境条件不同,在生产过程中产品的物化劳动不同,引起价值与价格间差异的区域不一致,从而引起区域工业的不平衡发展。

一些地理学家在研究中认为,尽管竞争对参与者是等同的,地区间的交换是等价进行,但正是这种等价交换和等同竞争使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形成了不平等关系。

地理学家在工业地理学中引进了不少政治经济学概念,开阔研究分析的思路。

(二)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我国一些学者承继苏联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想,曾不断强调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

西方学者中,马西等人依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于80年代发表了十分有影响的成果。

中国学者的研究强调区域优势发挥与劳动地域分工的结合;

西方学者则突出资本主义劳动地域分工所带来的区域问题。

马西认为,经济空间是相关经济的社会关系差异和相互作用的产物。

经济地理学应该研究空间化的社会关系,研究劳动地域分工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的空间形式,研究它们之间的控制与依赖关系。

在西方劳动地域分工研究中,多区位、多功能公司内的生产关系研究成果颇有新意。

如果把公司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起控制作用的公司总部;

第二层次为管理机构;

第三层次为管理单位(图14-3)。

早期阶段,三个层次位于同一区位。

在劳动地域分工上,这些区域或为某种农业区(如产棉区)、矿业区(如产煤区),或为某类工业区如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等。

区域特点为,资本拥有和控制均在该区内;

区内具有不同的阶级、社会群体和职业结构;

根据部门特点,当地社区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一部分(如农民集聚区、工人集聚区等)。

如果把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不同区域(如棉花加工区、煤城、制造业城镇)以其不同的产业活动,在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图14-3(a))。

随着技术发展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公司内部不同层次的空间分离成为可能。

这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区域条件不同,一些区域可能在空间分离中成为公司总部和一些管理机构的集中地(图1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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