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美脱钩论的观察与思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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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一旦“脱钩”，不仅对双方产生深远影响，也势必对现存国际秩序乃至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冲击。
在形势深刻变动、充满不确定性的百年“大变局”中，如何看待、评估这一事态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愈演愈烈的中美“脱钩论”
“脫钩”是指两种或多种活动互不联系、分开发展，或不以相同方式并行展开的事态。
中美“脱钩论”最早由一些美国媒体和智库提出，有美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
实际上，2018年5月，这一词语就开始出现在美国一些大学和智库讨论美国经济关系的文献之中。
同年11月，特朗普总统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
班农则把它变成一个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战斗呐喊”（battle-cry）。
[2]
2019年7月，美国130名前政府官员与退伍军人和学者就联名发表公开信，在力挺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时，公然渲染中国正在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颠覆性威胁”，称中国的最终目标是要从美国手中攫取更大的权力，美国应该趁早放弃同中国的“接触+融合”战略。
[3]2019年底，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其提交的2019年度报告中，也公开声称美国要进一步限制与中国在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认为由于中国以往在合作中利用了“相关法律漏洞”，导致美国的安全与经济竞争力遭到严重削弱。
[4]而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中心”（NationalBureauofAsianResearch）则在其发表的报告《“半脱钩”：
美国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中更系统地阐释了这一观点，强调为了保持美国的长期繁荣富强，“必须在经济和高科技层面与中国部分分离”，并具体提出了实施路径和策略。
报告声称中美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调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
报告据此认为，由于中美全面“脱钩”的成本和代价太高，现阶段特朗普可采用“部分脱钩”的策略影响中国的发展。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应该避关税战全面升级伤害美国自身利益，加快推动与中国签订经贸协议;
另一方面，美国应将重点转向创新、技术和教育领域，防止关键技术流入中国，同时加强同欧洲、日本等主要盟友，以及印度等重要伙伴在贸易、投资、合作、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打造新的升级版的多边合作框架。
[5]与此同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中兴、华为，并在全世界竭力游说其他国家不使用华为5G通信网络系统等设备，使中美科技“脱钩”部分得以展开。
可以想象，假以时日，中美各自构建自已主导的通信网络5G系统，像航空领域中出现波音和空客两大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那样，在5G领域将出现中美两大竞争巨头并存的前景。
在人文交流领域，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高校、科研机构限制人员往来，不断排挤、刁难、歧视中美科技、教育交流。
2019年度（2018年10月～2019年9月），美国对中国人发放的工作和留学生签证比2016年减少了45%。
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有34%来自中国，由于“收紧签证政策和贸易摩擦降低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速度。
最近两年首次进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连续下降”。
[6]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以来，一些美国媒体、政客借机再度炒作中美“脱钩”论。
《纽约时报》2020年2月20日发表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的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中国在信息披露、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并非美“可信赖的伙伴”，美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双方的人员和经贸往来，与中国进行更彻底的“脱钩”。
[7]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公开表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可能有助于把制造业重新吸引回美国，帮助美国提振经济。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也表示，疫情加剧或可帮助改变美国依赖中国产品和其他医疗用品的情况。
对此，国际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
布莱默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指出，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中美两国关系再次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8]由于疫情加剧，许多位于中国的外资企业延迟开工，全球各行业的供应链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外资企业已经着手计划要把生产线移往中国以外的地区，此次疫情或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中国“脱钩”的趋势。
“脱钩”事态发展的影响已为全球所关注。
2019年底，欧亚集团对未来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预测时也明确把中美“脱钩”作为未来世界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脱钩”的基本趋势仍会继续扩大，并将此作为苏联解体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
[9]
“脱钩论”升温的原因
无风不起浪。
中美“脱钩”论的酝酿与发酵实际上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和背景。
第一，中美力量对比已然生变。
中国数十年快速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壮大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几乎逼近美西方心理承受“底线”。
199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如今为66%。
美国对位居其后的崛起大国一直有着不断打压的历史先例，他们担心后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塑造一种不利于西方的国际秩序。
美国总认为对华接触与融合战略增强了中国的实力，而中国显示的是并不听命于西方的行为习惯。
这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与中美“脱钩”论加剧的深层原因。
金融危机爆发十多年来，国际力量东升西降态势愈加明显。
美西方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移民问题等深层矛盾难解，全球治理主导权大幅松动。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经济总量坐二望一，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日益成为美西方关注和打压的首要目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至2025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8万亿美元左右，与美差距将大幅缩小，远超其他多强。
[10]实际上，早在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就明确将中国称为美面临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2019年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民众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甚至将挑战西方主导权。
不少美西方学者将中美关系看成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竞争，认为中美难以避免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竭力维持自身科技优势的同时，鼓吹尽早在高科技等领域与中国“脱钩”，以阻遏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
第二，美国国内的民粹思潮泛滥，也为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提供了土壤。
曾担任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与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就曾公开自称“民粹主义者”，扬言要“炸掉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发动一场“全球民族主义革命”。
由于中国发展势头迅猛，与美国又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因而这些民粹主义者普遍将中国视为转嫁美西方内部矛盾的“替罪羊”，如班农就公开声称当前世界已被分为两半，“一边是自由的美国”，而“另一边则是威权主义下的中俄等国”。
[11]2020年美国大选临近，一些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也有意操弄中国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剧了中美“脱钩论”的升温。
第三，美西方冷战后的既有对华战略共识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从政治上看，西方在冷战后曾长期幻想中国改革开放后会逐步融入其主导的“民主体系”。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宣示“四个自信”，公布至2050年“两步走”国家复兴路线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与俄战略协作，使其幻想正趋于破灭。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甚至宣称，冷战后西方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已经破产，中美关系已转向战略竞争为主。
从经济上看，曾具有“压舱石”作用的经贸关系反而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如特朗普罔顾中美高层多次磋商达成的协议，宣布对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导致双方经贸关系硝烟弥漫。
美国工商界与媒体也提高了对华批评调门，认为以往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美不公”。
在此情况下，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对华霸凌施压政策，更是全面加剧了中美对抗之势，如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将中国称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公然否定美对华接触政策。
副总统彭斯也在哈德逊中心发表所谓“新铁幕演讲”，致使中美“新冷战”论调在美甚嚣尘上。
第四，美西方长期对中国发展和社会政治制度心存偏见，内心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
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历史经验、既得利益等方面因素，西方长期将中国看成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异类”，历史上就曾炮制所谓“黄祸论”“中国共产主义扩张论”等论调。
冷战结束后，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对外战略愈加奋发有为，西方更是感到“压力山大”，于是对中国新时期内外战略进行抹黑攻击，甚至要与中国的发展“脱钩”。
如中国依法加强治疆、治藏、打击“港独”，被西方看成是搞“威权高压”;
中国依法修宪，则被其視为“重回文革时代的集权政治”。
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以及中西方互动交流加深，双方在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领域的深层差异正进一步显现，各种“脱钩论”“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美国又进入大选年，但无论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基调难以根本改变。
美国前副总统、目前在CNN和雅虎网站等几项民意测试中甚至领先于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同样认为，“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他宣称：
“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来应对中国……，即使美国需要在美中共同利益所在领域如气候变化、不扩散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12]
难说再见的中美关系
毫无疑问，中美“脱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冷战后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但中美两国真的会像一些西方媒体和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分道扬镳”吗？
答案或许远非表面所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第一，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爆发两极对抗，甚至重回冷战时期“两个平行世界”的基础和条件。
从冷战的前车之鉴来看，中美之间全面“脱钩”，甚至出现“两个平行体系”的前提是各国经济体系的各自独立，以及冷战时期曾长期存在的阵营对立和划分，而这些在今天都是难以实现的。
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科技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各国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现代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突出特点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单一国家独木难支、独立经济体竞争力有限，这与历史上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国际经济分工合作关系早已深入到产业链、金融链、市场链各个层面，以美国为例，其主要支柱产业也大多建立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基础之上，大国或经济体间经济关系的彻底“脱钩”将会给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脱钩”势必给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以汽车产业为例，2018年中国汽车产量世界第一，年产量达到2780万辆，但其中超过五成的汽车由合资企业生产，包括福特、通用在内的美国主要汽车产业巨头均在中国开設分公司，其总部四成以上的利润来自中国，且这一比例还在快速提高。
而在从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中，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也增长3倍以上，成为世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其中近三成出口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首先使美国汽车生产商的产品价格上升，使其在与欧洲、日本同行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民调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仅有10%左右的美企、6%的欧企和6.6%的日企考虑将相关企业生产迁出中国，且绝大部分都继续将中国作为未来的最重要市场。
[13]可见，中美“脱钩”其实对美国自身利益损失巨大，恐怕也很难持久。
即使在被一些美国媒体和专家热炒的高科技领域，全面“脱钩”也很难马上实现。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实际上美国的高科技领域从未完全向中国开放过，一旦全面“脱钩”，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何况中国作为重要投资者，逐步“脱钩”将一定程度上缩小美国科技企业融资空间，窒息美国技术投资市场，亦将打断全球产业链，可谓损人不利己。
未来几年内，中国极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与中国“脱钩”将使美国丧失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并在与欧洲、日本的同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
奈即认为，“草率鲁莽地将两国脱钩，势将带来失败的战略”，他呼吁，“双边和多边谈判有助于防止部分科技脱钩逐步蜕变为向全面保护主义的狂奔”。
[14]
而从美国苦心经营的西方同盟体系来看，恐怕也很难落实美国“一致对华”的目标。
尽管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价值理念相近，在维护西方主导权、乃至牵制中国崛起上或许有共同利益。
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也十分密切，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存在诸多合作，难以完全站到中国的对立面。
统计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中国同欧日的经贸往来都有所增加。
此外，这些美国盟友也往往是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受害者，特朗普曾多次将保护主义大棒挥向欧、日、加等多个盟友。
对于大多数美国的盟友来说，并不情愿在中美间“选边站队”。
实际上，在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许多指责其实难以站住脚。
美国《外交》双月刊载文认为：
“美国的亚欧盟友热衷与中国保持珍贵的经济关系，反对华盛顿对北京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
美国国内选民深受美国作为‘全球领导’的重负，其盟友也在不断削弱，因此美国缺乏推行对抗和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国内和国外联盟的团结。
”[15]
第二，中美正在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但“斗而不破”、战略竞争与相互依存同步加深仍可能是未来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
一方面，中美关系中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
中美战略竞争势必是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未来中国崛起与美国维护“一超”霸权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凸显。
在发展领域，围绕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高科技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面对中俄等新兴大国的迅猛发展，美国将会更加聚焦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并力图维护其同其他大国间的“技术代差”优势，会通过推动实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等法规，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大对中国在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进行打压，进一步收紧对华科技人文交流;
同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经贸机制的重塑，维护其在多边合作领域的主导权，甚至使中国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在社会政治与制度领域，美国也不会放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想法，以继续制度和价值观霸权。
依然会在香港、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以压促变”;
同时，还会继续炮制、炒作“锐实力”等概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攻击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渗透”他国，以进一步打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地缘政治领域，重点推动“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加大对中国的围堵，并在海空天网极等“全球公域”与中国展开竞争。
但另一方面，中美仍在许多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合作依然是维护地区与国际稳定的重要条件。
在朝核、伊核、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中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虽然目前中美官方对话与人文交流已受两国龃龉的影响，但双方一些重要对话并未中断，两国间的地方交流合作、智库对话、学术交流仍在推进，两军对话也在进行，这将有助中美维持合作、控制分歧、减少误解、防控危机。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的需求。
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传染病扩散、地区热点方面，中美两国需要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认为：
“美国需要在国际机构和国家间与中国竞争，美国应该提倡更好的理念和做法，提供有吸引力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退缩和欺凌。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一个现实的政策应该从诚实地描述过去与中国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开始”，认为美国需要承认中国目前对国际体系采取的双轨做法，华盛顿“要对新对抗产生的具体挫折和恐惧心中有数，并决定如何在不同时间范围内最好地取得实际成果和战略优势”。
[16]
第三，未来5～10年将是影响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百年大变局走向的关键阶段。
而在此期间，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双方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历史上，中美在相互隔绝20多年后，尼克松、基辛格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转圜，其根本原因还是看到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未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显著提高，以及中美力量差距的实质性缩小，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一些不负责任举动，而中国也将进一步从中美关系中相对被动与弱势的一方，转变为更加平等和主动的一方。
第二个是中美两国高层战略谋划和引领。
这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和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上的苏东剧变，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中美关系曾经历过一段艰难岁月，即使这样，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战略决心，而中美两国也始终保持了频繁的私下和公开互动。
鉴史而知今，在这样一个中美关系深刻转型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无疑是引领中美关系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
第三个是外部环境的推动和制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关系之所以曾面临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中国从美国的“准盟友”变为美国的“潜在对手和遏制对象”。
展望未来，世界仍将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全球治理无不将再度处于何去何从的重大关口，这种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势必给中美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脱钩论”与中美关系大气氛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直接导源于认定中国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
但美国国内仍有理性的声音，佐利克就呼吁中国不要采取防御姿态，不要依靠经济自足自给，或者不要针对美国采取纯粹的战术手段，同樣的建议也可以给予美国。
他认为，美国关系需要发展一种新的战略叙事。
虽然目前仍然存在困难，因为中美关系处于“极端胁迫”之下，但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太相互依存，并且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以至于两国都无法陷入真正的敌对关系。
他认为，由可以避免的错误引起的潜在后果的巨大代价反映了当前的现实：
“中美关系不能也决不能以我们目前面临的那种对抗性、零和的观点为基础。
”[17]
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认定，一时的倒退不代表历史的全部。
在经济、金融的所有领域甚至包括部分高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仍是主流面，即使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双方仍有合作的空间与现实需要。
中美全面“脱钩”可能符合部分人的意愿，但其条件并不具备，其前景与影响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势利导、塑造未来
历史上，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和战略博弈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火药味，其中既会有针锋相对的正面交锋，也少不了各种舆论战、心理战，中美间存在摩擦与矛盾本属正常，但应寻求避免高频度、高强度，甚至高风险的战略博弈。
与此同时，面对中美关系与整个世界的历史性转型，中国更要始终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不忘初心，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动摇。
第一，美国遏制中国有其霸权护持的内在需求，对此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与认知，不失警惕，同时对合作抱有期待。
中美关系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利益交融，一损俱损。
同时，双方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不会消解。
既要对自身的发展有信心，也要对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国际政治特别是对外部世界（主要是美国）能否适应中国崛起保持足够的清醒与认知。
大国崛起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需要爬坡过坎，总会面临霸权国家的打压。
美国一些现实主义政治学者认为，“相对的自由贸易、对个人权利的日益尊重，以及各国间相互合作，都是自由秩序的核心要素，但却不是历史的常态”。
而今天他们看到的“世界正在重回地缘政治”。
[1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大国竞争主导了他们的战略心态。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正面临数十年未曾有过的复杂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消极变化。
中国崛起面临短期被打压的战术困境及应对的选项局限，但从长期看，也具备依靠自身发展蓄积的战略优势。
应该看到，美国长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历史文化充斥了诸如“美国例外论”“上帝选民论”的思想，早已习惯了从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待外部世界和中国。
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其焦虑感加剧在所难免。
在此情况下，中国更要认识到“自主”和“相互”并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处理好“亮剑”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把对自身实力地位的清醒理性认知、战略目标的精准把握和斗争策略的准确运用结合起来。
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战略宣示和发展道路，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既要适时适度作为，更要防止情绪化甚至头脑发热，在对外工作上应更加讲究方式方法，推动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相互理解和互动。
第二，讲求原则、不失灵活，管控中美分歧与摩擦甚至突然出现的危机，避免本可管控的事态信马由缰所导致的无谓升级，提升新时期驾驭中美关系的智慧与艺术。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要内涵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划定边界和路径，既敢于斗争，又要基于大国道义与世界前途努力推动有所选择的合作，引导中美关系向合作的轨道上发展，防止滑向破坏性竞争。
应该说，美国国内仍有寻求避免中美恶性竞争的声音。
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与更高层级上寻找并巩固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与合作空间，既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又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利益捆绑，引导形成新的中美关系框架。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丰富对美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策略。
既善于管控分歧，合理照顾彼此在经济利益上的关切，呼吁双方采取建设性姿态在发展中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又要善于在乱局中谋篇布局、合理冲撞，乃至拓展自身利益。
抛弃过去在对外工作中求稳怕乱的思维定势，敢于适时亮剑、主动作为，逐步推动美方接受中国的合理利益诉求和关切。
第三，要始终不移地以国内建设为中心，搞好自身发展。
不随美国对抗性思维与立场起舞甚至左右我们工作的重心，不对合作可以利用的一切因素自我设限。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规模的超大型国家，中国自身的稳定快速发展主要寄望于自己，在全球化时代也需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也是国家实力壮大的基础条件所在。
中国不寻求也不希望呼应美国对华脱钩论，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区隔美国政府与市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情绪，基于市场化、竞争中性原则，对中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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