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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房地产调控10条政策
5月4日节能减排政策
6月10日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政策
6月19日人民币汇率恢复有管理浮动
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或增加出口税
4、经济增长从快速回升转为呈现出可持续的增长态势
2009年GDP，一季度6.5%，二季度8.1%，三季度9.4%，四季度为11.1%，全年9.1%。
2010年一季度11.9%，二季度10.3%，三季度9.6%，全年10%。
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在9-10%的潜在经济增速上方运行。
工业高位回稳。
2009年1-12月工业增长11%。
一季度为5.1%，二季度为9.1%，三季度为12.4%，四季度为18%。
2010年一季度为19.6%，二季度15.9%，三季度为13.5%，10月13.1%，11月13.3%。
5、内需增长回落,外需出现恢复性增长
投资自2009年四季度起开始回落。
2009年1-12月投资增长30.1%，一季度为28.8%，二季度为35.7%，三季度为33.2%，四季度为24.8%。
2010年1-11月份增长24.9%，同比回落7.2个点，实际投资量下降更大。
民间投资活力有所增强。
2009年1-12月房地产投资增长16.1%，其中一季度为4.1%，二季度为13.1%，三季度为30.5%，四季度为23.8%。
2010年1-11月，房地产投资增长36.5%，加快18.7个点。
房地产投资没有受到调控的影响，未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库存回补在上半年基本完成。
2010年2份末，存货增长21.5%，达到52984亿元。
5月末，存货增长28.5%，达到60045亿元，8月末存货增长27.8%，达到63104亿元。
消费需求基本稳定，外需出现恢复性增长。
6、部分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
需求结构趋于协调，投资下降、民间投资趋向活跃，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电子、医药、通讯等高技术增长较快，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减慢；
服务业势头良好；
大灾之年农业丰收。
区域协调性增强。
工业和投资西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东部。
7、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有一定成效
房价上涨预期有所减弱。
2010年6月份以后，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但9月份开始又出现上涨的苗头。
商品住宅价格2009年上涨25%左右，2010年1-11月为4.9%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逐月上升，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是主因，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9月份后出现上涨。
8、经济景气趋稳领先工业增长约6个月的经济先行合成指数在2008年11月份触底，此后连续13个月稳步回升，2010年4月份后开始回落。
（产成品资金占用、钢产量、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商品房新开工面积、M1、财政支出）
二、2011年经济发展展望
1、“十二五”期间科学发展是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收入分配调整。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加快城镇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2、“十二五”前期仍是经济调整期
我国4年左右的基钦库存调整周期（调整期半年）和9年左右的朱格拉设备投资调整周期（调整期6-18个月）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储蓄率将较高水平，科技教育具有较好的基础。
3、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竞争力
4、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5、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完善市场体系，加快资源性价格改革和环境收费改革；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项目中引进民营资本；
推动垄断行业改革。
6、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出口和进口并重。
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扩大进口规模。
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稳妥扩大金融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经济治理结合。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和政策取向
2011年01月06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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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呈偏紧态势，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较大压力，而国内发展环境总体上仍处于适度宽松状态，有利于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的调整优化。
要对持续两年多的偏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合理调整，使其尽快回归到“稳健”状态，同时，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加快结构调整上，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
一、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较好。
国际经济环境呈偏紧态势，主要是三大发达经济体继续复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的高失业率、爱尔兰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使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了波折，这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较大压力。
但全球经济增长放慢是缺乏增长后劲的表现，不是衰退，因此，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不会过大。
国内发展环境总体仍处于适度宽松状态，有利于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的调整优化。
在短期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负效应较大的影响下，货币政策适度紧缩在所难免，不过，货币政策从目前的适度宽松向稳健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会坚持一段时间，这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和促进结构调整。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继续保持偏高水平。
经济增长将小幅回落，但仍保持偏高增长水平。
出口增长明显放慢和消费继续小幅调整是导致经济增长有所放慢的主要原因。
投资增长强劲反弹，估计全社会投资增长将超过25%。
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突破40万亿元，达到44.5万亿元，增长9.3%，比2010年略为调整。
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增长受工业增长可能放慢的影响将温和调整，估计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有望小幅上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协调性将有所提高。
（二）三大需求增长将“一升两降”。
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都将有所放慢，其中出口减速将较为明显，但投资的强劲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两大最终需求增幅的下降。
消费增长将会比去年有所放慢，估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6.9%，实际增长14%左右。
由于受消费增长周期的影响，消费增长将继续温和调整。
2009年开始的消费增长处于调整阶段，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比2009年回落1.5个百分点，未来二到三年国内生产总值仍将继续调整，消费增长也相应调整，估计此轮消费增长调整的低点在2013年或2014年。
预计出口增长将明显放慢，全年出口增长估计在10%到15%的区间运行，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略高。
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的原因是：
第一，由于经济继续复苏的动力不足，三大发达经济体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减速，这会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很大的压力。
第二，受2010年出口增长高基数的影响，今年出口也将趋于放慢。
第三，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出口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出口积极性减弱。
与出口、消费增幅放慢相反，投资增长可能出现明显加速，估计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达到28%，甚至有可能突破30%。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与以往五年规划不同，这次各地五年规划是在反金融危机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再回10%的高增长的环境下而制定的。
另一方面，各地的“十二五”规划准备都比较充分，部分是延续了“反危机”的强刺激效应，已经有明显的预热，这就使得“十二五”一开局就可能出现投资的“井喷”式增长。
（三）物价增幅有望逐步回落。
预计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
总体上看，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强，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减少减弱，预计全年CPI增长2.5%左右。
影响物价下行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温和调整。
主要是利率将会继续调高、信贷增长及货币供应量增长都会有所放慢，这会使今年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减轻，从而对物价增长有所抑制。
第二，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将在未来两年集中释放，导致工业品价格回落，通货紧缩的内在压力增大。
第三，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比去年明显减弱，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趋紧，这会进一步加大国内工业品价格的回调压力。
第四，由于核心农产品（大米、猪肉）未出现较显著的供求缺口，这会使食品价格上升空间被压缩。
粮价和蔬菜价格都将趋于放慢，从而拉低CPI涨幅。
第五，实际消费增长可能继续回调，将对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房价可能出现报复性上涨，资产泡沫化问题更为突出。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2010年我国房价上涨的势头有所遏制。
但支持房地产泡沫化增长的因素仍然强劲。
主要原因是今年流动性过多问题不会根本改变，而且极可能形成内外叠加效应。
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在继续，只是宽松度有所减弱，持续两年多的明显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调而不降”。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美元将进一步泛滥，将从多方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既冲击国际期货市场，抬高商品价格，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成本和通胀压力，又冲击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和房地产市场，推升资产价格。
两股力量叠加，将形成很强的资产泡沫化效益。
另外，房地产调控未改变人们对房价的“两个预期”，相反，从最近几个月社会资金又在加快流入房地产市场看，房地产投机的热情又在高涨。
（二）投资可能出现“爆发性增长”，投资与消费增长再次面临失衡问题。
“十二五”发展与过去30年或过去10年完全不同，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我国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要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通过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来突破发展的瓶颈。
忽视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及最终需求不足而过度强调投资高增长将会导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将会明显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失衡，过高的投资增长将形成过多的产能，在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均显不足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恶化，从而形成内生性的通货紧缩压力。
第二，在我国的很多地区，目前高投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房地产和高耗能产业的高增长，因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会形成很强的负效应。
第三，投资高增长不利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改善，相反，会提高资本收益的占比，继续降低居民收入的占比，这对未来消费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避免投资再次出现过度增长应成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出口明显放慢将使外向型企业效益下降，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性化。
受出口增幅可能大幅放慢及成本明显上升的影响，外向型企业收益率将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资金将转向资产市场（房地产、股市、期货等），这不利于传统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出口增长明显放慢，意味着一些行业大量的产能过剩将需要国内市场消化，国内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显性化，从而加剧国内企业间的价格竞争加剧，导致整体工业的利润率下降。
三、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不能再用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模式来推进经济增长，要着力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追求速度效益转向追求结构优化效益。
希望“十二五”经济发展出现这样的新变化：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改变，房地产泡沫化被明显遏制；
投资率逐步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需求结构明显优化；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被明显遏制、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再下降并开始回升；
地区差距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高。
根据这一内在要求，针对前面提到的今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泡沫、控投资、调结构、强民生。
抑泡沫、控投资的主要措施是对货币政策做较大的调整，由“宽松”型回归到“稳健”型，继续加息和适度收缩信贷是其主要手段。
调结构则要复杂得多，面临相当多的难题，主要是从两方面促进，一方面，降低增长预期，改变高增长思维，尽快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为结构调整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
另一方面，创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机制，全方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如创新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促进制造业升级，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减税和提供更大更多的金融支持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千方百计扩大消费等。
强民生既要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又要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来源:
挖贝网 发布时间:
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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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主导的，其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有必要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因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
■丁志杰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显著，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些新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如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新兴市场国家再现资本流入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等。
这些问题加大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需要积极加以应对。
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
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触发金融海啸，并迅速渗透到实体经济，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主要国家共同推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措施。
在施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阻住了经济的急剧下滑态势，而且在今年第三季度各国先后出现触底复苏的势头。
尽管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酝酿退出经济刺激措施。
2009年8月底，以色列率先加息。
10月，澳大利亚、印度、挪威先后采取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
其中，澳大利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加息，更是引人关注。
美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情况好于预期，也使得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退”有“退”的理由。
根据本国国情，在经济好转之后，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是合理的。
得益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澳大利亚和挪威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度由负转正。
由于受到危机的冲击不大，危机期间的以色列经济甚至没有出现衰退。
同时，这些国家大都面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
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由于各国的非常之策，这场危机中经济的调整并没有到位，而是用新的泡沫覆盖旧的泡沫，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纵观历史，历次危机之后都出现了资产被稀释和通货贬值的现象。
“退”得晚，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责任就会大些；
“退”得早，则有可能获得其他国家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
澳大利亚两次加息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引领下，亚洲经济出乎意料地全面复苏，特别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近30%，对其经济恢复起到了有力的支撑。
竞争性退出的可能是存在的。
尽管在国际层面大家都强调要继续维持经济刺激方案，但说的和做的有差异，各国都在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逐步退出。
不仅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表现出退出的迹象，就连欧洲央行也表示将及时回收刺激政策带来的过剩流动性。
这种竞争性退出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刺激政策过早、过快地退出。
若不加以协调，目前虚弱的经济复苏将再次出现反复。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重现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再现。
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定量宽松的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投机资本伺机套利肆虐。
一方面，欧美的信贷紧缩并未结束，很大一部分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高位，套利交易盛行。
在经济较快复苏的刺激下，国际资本开始大举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市场面临新一轮的资本流入浪潮。
这已经成为经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
资本流入已经带来诸多宏观问题。
今年3月份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由贬转升，经历了集体升值，出口恢复放缓。
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的货币升值一度超过20%。
此外，一些国家金融市场也面临着泡沫的风险，如巴西股市持续走高，并于今年10月升至2008年7月以来的峰点。
资本流入“过山车”更为可怕。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极不稳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表现在资本大规模流入之后又集中流出。
资本流动的逆转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国际资本的“蓄水池”；
资本流入不仅给当前经济造成困难，而且势必带来未来逆转的危机隐患，留下遍地狼藉。
例如，国际资本流动是金融海啸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渠道。
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增加，2005年私人资本净流入达2860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
危机爆发之初，资本又逃离欧美市场到新兴市场国家避难，使2007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入量急剧攀升至6970亿美元；
2008年，受美元急速升值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大量国际资本集中流出，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也有类似的经历。
一些国家已开始对资本流动实施管理和控制。
2009年10月20日，巴西政府宣布对外国证券投资征收2%的预扣税，以应对资产泡沫；
11月19日，韩国宣布对外汇交易实施限制，规定远期外汇交易不得超过套期保值规模的125%，以防止货币过度升值。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需要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政府在和游资博弈中通常处于弱势，一个国家单独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很难奏效，必须在国际层面达成管理资本流动的共识。
在这方面目前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面对当前的这种状况，IMF也提请有关国家必要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
美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危机前，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包括美元贬值等手段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使得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没有引起对外债务的增加。
其基本模式是：
高消费产生高经常账户逆差，顺差回流使美国获得低廉资金，美国对外投资获取高收益，同时美元贬值降低对外负债价值，国际收支由此整体平衡。
危机后，此类金融手段难以得逞，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美国要想平衡国际收支就必须改变当前经常账户逆差的状况。
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
“平衡增长”将对顺差国构成挑战和压力。
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阶段。
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持久性冲击，特别是美国的消费需求下降。
要恢复强劲增长必须扩大需求，这包括消费和投资。
由于美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其高消费，因此面临更大挑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
正如《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中提出的有序推进经济更为平衡的方法：
逆差国提高私人部门储蓄，整固财政状况，同时保持市场开放，提升出口部门；
顺差国提高内需的增长作用，包括增加投资，减少金融市场扭曲，提升服务部门生产率，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抑制需求增长的限制。
“平衡增长”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失衡是危机前就存在的客观事实，是全球化的结果，是结构性问题。
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在再平衡过程中，逆差国特别是美国会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运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恶化全球贸易环境。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中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经济增长在今年第一季度触底后企稳回升，“保八”的目标基本能够实现。
然而，目前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主导的，其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如私人部门投资不足，投资质量堪忧，通胀预期升温，资产泡沫风险等。
因此，有必要继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因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
宏观经济政策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
世界经济复苏未稳，新的问题已然显现。
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决策都构成挑战。
宏观调控思路、目标、措施的制定和调整，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也要兼顾国际因素。
第一，从保增长转向稳增长。
从国内层面看，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增长有望小幅加快，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并在2010年继续发挥效用。
从国际层面来看，“平衡增长”在长期内会继续制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短时期内很难回到危机前几年的水平。
考虑到出口贡献率的下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两位数以下。
如果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则会对经济政策构成很大压力，并难以持续。
因此，降低增长的期望，实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取向，有利于为经济调整提供宽松的环境。
第二，从促消费到推改革。
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对“保八”起到了积极作用，弥补了大部分外需下滑所引起的需求缺口。
从长远来看，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应该进一步均衡，尤其是在促进消费方面。
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下降的趋势；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危为机，否则会错失良机。
第三，防止货币政策过度宽松。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状况最为复杂，争议也最多。
一种观点认为，CPI仍为负数，外需下降导致产能过剩，暂时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未来通胀压力不大，中国也没有动用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因此货币政策不需要调整。
另一种观点认为，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前所未有，通胀预期不断加剧，助长资产泡沫和低效益投资，货币政策亟需调整。
从全球来看，资产泡沫是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潜在风险，中国也不例外。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需要调整，但目标不是转向中性，而是防止过度宽松，因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次贷危机表明忽视资产价格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大失误，因此，在当前环境下资产价格问题更需引起关注。
货币政策应有前瞻性，关注通胀预期与资产泡沫问题。
第四，调整外贸发展定位。
出口导向战略是有阶段性的，很难“一劳永逸”地持续下去，美国的平衡增长战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口导向战略调整的紧迫性。
指望外贸的贡献率恢复到危机前是不切实际的，外贸发展定位需要调整。
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进口，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扩大外贸规模和层次的同时适度减少顺差的增长速度甚至规模。
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发挥贸易提高经济福利而不是单纯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五，防止热钱过度流入。
中国无疑是热钱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的资本流动近年来波动剧烈，存在频繁逆转，这不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关，也和中国股市表现有一定的关联性。
近期，资本流入规模已经接近2008年初的最高水平，这应该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尽管目前还没有必要调整管理政策，但是必须有应对的预案。
不宜用“松流出”来应对“过度流入”，即使这种方法能实现流入流出大体平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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