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的历史 清华博士论文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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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木部》中說明「『楲』、『楲窬』，褻器也。
」段玉裁進一步解釋說「『楲』，虎子；
『窬』，行清也。
虎子所以小便也；
行清所以大便，鄭司農謂之路廁也（
周連春2005:
131）」。
可知古人用以大小解的器具主要分為兩類，周朝時發明了「清器」[6]，這是可以隨意移動的器具，不過屬於個人或家庭使用，而不是公共使用的移動廁所，是後來馬桶、尿壺的始祖。
目前出土的周朝或周朝前的尿壺稱為「獸子」，這是因為它被製造成野獸的形狀，「獸子的整體造型以兩個獸形組成，主體為一大獸，提手為一小獸，前者為站立靜止之形狀，後者呈奮發昂然之動態。
留有兩個口，一為解手時承接小便之入口，故朝上；
一為清洗溲器時之出口，故朝內。
（周連春2005:
16）」虎子之名起於漢代，有一種說法說李廣和兄弟們在冥山之北打獵，射箭擊斃一隻老虎後，將老虎的骷髏割下作枕頭，並製作一銅便器，形狀為臥虎的樣子，因此便器又得虎子之名。
又有一種說法說很久以前距離中國25萬里的地方有一座神鳥之山，山上有一種神獸叫「麟主」，麟降伏百獸，要小便時，老虎便蹲伏張嘴承接尿液，「虎子」因此得到形狀及名字。
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為李虎，因此唐朝開始，「虎子」之稱不再被使用，「馬子」因使用時坐在上面的姿勢像騎馬而得名，可是，「馬子」是女人使用的器物，男人不用馬子，而用房間外的茅廁或在房間內放置糞桶，所謂茅厕只是路邊挖一條溝。
「馬子」雖然傳承「虎子」之名，卻是「行清」演變而來，用來大解。
行清只是原木掏空，馬子應該已經用木板箍成桶形，因此也被叫做「馬桶」或「馬子桶」。
馬桶又叫「子孫桶」，有說法是女人坐在馬桶上生育，即使什麼窮到陪嫁都沒有，也要有一只馬桶、一只腳盆作嫁妝，出嫁時馬桶上貼「喜」字，盛放紅棗、花生、桂圓、瓜子、喜蛋、喜糕，有「早生貴子」之意。
製作子孫桶是嚴肅的工作，工作時必須端正態度，不能說些不三不四的話。
即使現在女性已經不用在房間內使用馬桶解決生理需要，馬桶還是婚禮中必要的儀式器具。
二、clean
1、乾淨與骯髒
自古以來，乾淨的被認為是好的，骯髒被認為是不好的，這種心理過程可能是為了預防身體受到外在環境的感染──首先是透過我們的感官。
人類天生就會對有害的事物感到噁心或嫌惡（例如餿水），對有益的事物感到開心（例如香味），而嗅覺起到最重要的判斷作用。
味道也能成為重要的個人認同，我們的身體會自動地產生氣味（費洛蒙）。
臭味（infe-ct）的拉丁詞源是渾濁、染色的意思，既被染上顏色又被除去臭味，也就是認為腐敗會通過氣味的消失或好氣味對壞氣味的掩蓋而被驅除。
感官是可以訓練的，不同的階級或者性別對骯髒的容忍有不同的等級，這必須視孩童心理發展以及攝取的食物而定。
一般而言，八歲大的孩子就會像大人有類似的感官好惡。
體內以及體外的清潔被連結到健康的觀念，整體的循環過程（特別是月經或是屎尿）被認為和維持身體均衡有關，新陳代謝能夠調節身體的能量流。
根據我們的生理時鐘，身體在充分休息後的早晨清除體內的毒素或髒東西，排泄過程從每一個細胞開始，在較大的器官中完成循環。
中世紀時，相信身體內有好體液與壞體一隻分，必須使用淨腸療法來排除「不健康的體液」。
十七世計時，洗腸劑（器）變成生活品質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紀，「腸道淤積」始終被認為是所有病痛的源頭。
打扮（grooming）這個字的原意是我們現在稱為個人衛生的行為，它是最後一道心理防衛系統。
打理暴露在外的身體表面，一方面是我們對環境的直接回應，另一方面，它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我們藉由打扮來表達「我們是誰」，和他/她人互動並且獲得尊重。
就像在動物上觀察到的一樣，我們不只打理自己，也幫其他人打扮（打理）。
直到新石器時期，人類開始有審美的觀念，而打扮自己也從這個時候開始進入道德的領域，有了對錯之分。
柏拉圖曾經把cleansing（katharmos）定義為一套區分的科學，留住好的驅除壞的，這種區分就是一般稱為「淨化（purification）」的行為。
2、污染（purity）
骯髒不一定受到污染，不骯髒也不一定不受污染。
馬麗．道格拉斯（MaryDouglas）重新分析污染，她發現，「污染」的規則不是非理性的，它們維持了社會文化的正當性。
因為社會是結構化的，文化提供了分類範疇，告訴人們什麼是秩序，也創造了失序的事物。
失序的事物會帶來危險，所以處在邊緣或過渡狀態的事物通常被認為是危險的，必須透過儀式控制。
人類試圖介入自然，藉由創造精神上的界線並且對界線提供超自然的意義，才能確保團體安全，避免死亡，增加存活機會。
可是儀式性的污染和不純潔的規則並不指向可以看見的乾淨或污穢，而指向一個歸類的污染層級。
我們可以在寺廟以及宮廷中考察到這個分類。
印度的種性制度建立在婆羅門教之上，婆羅門教相信，人是婆羅門神的各個部位演化而來，最高的種性「婆羅門」是婆羅門神的頭演化來的，直到今天，這些從事神職人員的婆羅門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排泄，而且過程中必須遵守種種限制與規定[7]。
首陀羅男子和其他種姓女子通婚所生的孩子被排擠出四大種姓之外，稱為「賤民」或「不可碰觸者（untouchable
）」。
印度現在還有大約一千萬的無水的公共廁所，依靠六十萬個「不可碰觸者」以人力搬運排泄物。
宮廷中的污染層級則涉及到國王或王后的身體具有的二元性，私人的身體和（具有神性的）公共的身體，這個身體必須透過重重宮廷儀式被保護[8]。
三、屎尿的鍊金術
排泄物被認為是身體應該被清理乾性的廢物，可是，「生產，從字面意義上講，就是屙屎（Laporte2003:
136）」，糞便是具有生產性的。
中世紀的醫生通過檢驗玻璃壺中的尿液來診斷疾病，也用尿來治病，在中國和西方都有對童子尿醫用的記載。
（健康的）糞便在14到18世紀都有人拿來作保養品使用，理想上，糞便正式因為它是「人類」的糞便才具有生產性，其他動物的糞便無論如何都比不上人類的糞肥。
在西方和中國，可以賣給農夫的城市糞肥一直都是具有經濟效益的，糞肥買賣把城市和農村連結起來。
這是從廢物中提取用處的鍊金術。
瓦羅（Varron）在《論類比》一書中寫道：
「『茅廁』這個詞據說來自清洗（Exaqoapparetlatrinamalavandodictamesse）（Laport2003:
5）」，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語言可以把任何粗俗的、醜陋的、臭的、污穢的都進行精緻的表達，語言本身就是種鍊金術。
除此之外，關於屎尿的醫學語言出現，象徵著醫學權力進入排泄的領域，醫學從解剖學的角度定義肛門的構造、排泄過程，甚至定義什麼是「正常的腸道蠕動流程[9]」。
醫學可以用一套專業的語言告訴我們，尿裡可以提取出尿激酶、尿胰蛋白酶抑制劑，其中，尿激酶是治療腦血栓、心肌梗塞的特效藥，尿胰蛋白酶是治療胰腺炎的特效藥；
從孕婦尿裡提取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絕經以後的女性尿裡提取出絕經後促性腺激素，這兩種性腺激素主要治療女性不孕症。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佛洛伊德指出，1.5歲到3歲的孩童，力必多（libido）和肛門連繫起來，性感區由口腔發展到肛門，透過排泄以及保有糞便產生快感。
這時可以開始進行如廁訓練，如果肛門期發展不健全，有可能表現出肛門性格。
肛門性格有兩種，肛門保護型表現出整潔、小氣、做事有條理，而肛門驅逐型則表現出不潔淨、大方、做事缺乏條理等。
精神分析學派的後續研究發現，孩子看到糞便被抽水馬桶沖走，會產生自己的屁股也被沖走的恐懼，「屬於自己的糞便被帶走」也會在心理留下陰影，因此，有幼兒園發展出泥地廁所
，讓孩子在泥地上便溺以減少抽水馬桶在孩子的肛門期發展中可能引起的緊張。
語言不只去除了屎尿的臭味，還將之鍊成「好東西」，對抗一般人對屎尿的嫌惡。
[1]
lavatory的英文字源是lavatorie，拉丁字源是lavatus，都是清洗的意思（林秀姿,2006:
2）。
[2]
「觀室者州于寢廟，又適其偃焉。
」《莊子．庚桑楚》
[3]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認為「ㄏㄨㄣ，豬廁也。
從口，像豬在口中也。
」（周連春2005:
11）
[4]
「《荀子．王制》：
脩採清，易道路（周連春2005:
116）」
[5]
歐陽修《新唐書．判臣傳下．高駢》內有「突將入，乘門以入，駢匿於圊，求不得」的文字。
[6]
「《周禮．正義》記載，清器又被叫做行清，是一種用木頭作成的容器，形狀有點像木墩子（也有人說是以一緞木頭鑿空為統一樣的東西）」。
（周連春
15）
[7]
若對婆羅門晨間的排泄儀式有興趣，請參考Horan（2006:
107）
[8]
請參考（Smith,2007:
60）
[9]
「就份量這個指標來說，一天三次至一個星期三次均算正常。
至於『質』這個指標......測取糞便的故體重量占整體糞便重量的百分比，理想的固體糞便所占比例約計百分之二十二。
也就是說，理想糞便需含有近百分之八十的水分。
貳、廁所的歷史
一、大河文明時期
四大文明古國埃及、西亞、印度、中國分別有自己處理排泄的方式。
公元前十四世紀的埃及已經有廁所的遺跡，建於浴室後牆的凹進處，石灰岩作成形狀像鎖眼的座圈[1]。
美索不達米亞的薩爾貢一世（SargonI）在供電中建造了六個廁所，糞坑上安置一個形狀像大馬蹄的座圈。
公元前三世紀的印度已經有街道排水溝，每個家庭都有浴台，可以淋浴，廁所與浴台的外強相連，裝有座圈，可讓排泄物經由斜槽流入街道上得排水溝。
目前在中國發現最早的廁所遺址在西安半坡村，而至晚在東漢，中國已經出現男女廁間分開的廁所了[2]。
二、希臘人和羅馬人
希臘的錫巴里斯（Sybaris）人被認為是夜壺的發明者，以懶惰和奢侈聞名，傳說他/她們製作華麗的夜壺，在宴會、旅行中都攜帶著。
古羅馬人相信自然界中的各個領域都有神，神具有人格，也會像人一樣排泄──雨水被看作是神的糞便。
克羅阿西那（Cloacina）是掌管公共下水道的女神，下水道乾涸或氾濫時便有人膜拜她。
斯特庫蒂烏斯（Stercutius）是糞神或臭神，保佑農夫施肥，克雷皮特斯（C-repitus）則是通便神，保佑人們排便順暢。
公元前六世紀，羅馬人的鄰居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挖了一條寬度超過16英呎，排入臺伯河（
theTiberRiver）的下水道馬克西姆下水道，後來羅馬人將其擴建。
即使如此，並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夠使用這條可容納四輪馬車奔馳的下水道，只有繳交高額費用的富人家庭可以取得使用污水道的許可證，負擔不起的家庭則依賴公廁。
公廁和浴室是羅馬人的交際場所，奧斯蒂亞（Ostia）公廁遺跡建於西元前2000年，有相連的座圈，座圈下有水溝。
排泄完以後，使用末端連著海綿的小棍擦拭，擦完後使用座圈前的小溝中流動的水清潔，放回座圈前的桶子內讓下一位需要的人使用。
尿尿則使用夜壺或簡單的土罐，使用完後，將尿液傾倒在公用糞坑中或者直接倒出窗外。
羅馬人的宴會持續得非常久，晚餐可能有2到16個小時，參與宴會的客人會到屋裡對著便壺催吐，以便騰出胃裡的空間。
宴會中，需要夜壺時只要彈個響指，奴隸就會呈上一只。
三、中世紀的情況
中世紀的城市中處理糞便的方法就是倒入河中、掩埋起來或用船運出城外，那個時代人們更看中便利，護城河也因此更有防衛功能（畢竟沒有幾個士兵能夠安然游過屎尿河），倫敦的弗利特河（FleetRiver）蒐集了11座公廁和3條下水道的排泄物，最後被排泄物堵塞，變成弗利特街。
如果沒有河流的城市，就傾倒在糞坑中，「英國的耙工（gongfeermo）在夜間清理糞坑，gang即合伙行動之意，fermor為清洗，這些人把糞便產到桶裡運到城外（因為在夜間工作，也被稱為夜車），或者賣給鄉下農夫做肥料。
如果糞坑太擁擠，人們乾脆直接將排泄物傾倒在某條空曠的街道上，聚集多了，街道便被阻塞，人們繞道而行。
例如舍波恩巷（SherborneLane）後來被稱作「曬糞大街」（ShiteburnLane）。
整座城市瀰漫著排泄物的味道，
有錢人或者教堂甚至使用玫瑰花瓣貼在牆上或者用作焚香以稍微阻隔一點氣味。
糟糕的衛生狀況以及污物處理方式污染了水源，一般相信，中世紀黑死病的流行就與此有關。
17th城市居民仍然經常將這些排泄物從窗口倒到街上。
甚至發展出相應的呼聲以提醒街上的行人，例如法國人在傾倒排泄物前會喊：
「小心水」，英國人會喊：
「留心便座」並且加上一句：
「上帝保佑您」，義大利人則喊：
「拿走您的提燈」，甚至有人連排泄物帶整個夜壺都扔到大馬路上。
巴黎警察局就在1522年、1525年、1539年發佈命令禁止市民隨地傾倒排泄物並且制定罰則，但是效果有限。
英國都鐸王朝時期，市民選出「清道夫」，負責清掃街道、調解紛爭，西元1666年英國瘟疫流行期間多虧了這些清道夫清掃倫敦街道上的肉攤、糞堆、內臟、死貓死狗等。
這些針對排泄物的政策推動了廁所的完善，但是在維多利亞時期以前，人們不太理睬政府。
四、有禮貌地屙屎
佛洛伊德（Freud）認為，追求幸福是人類的本能，但是自然界的壓制、人類肉體的脆弱以及規範個人與國家、社會及家庭三個領域之相互關係原則不恰當是人們痛苦的根源。
弔詭的是，即使文明高度發展，人類的幸福並沒有增加，可是我們卻完全否認痛苦的社會根源。
人們發展出來的典章制度是為了人們的幸福的，可是人們沒看見的是，一些簡單的本能需要容易被滿足了以後，就會有更多的需要出現，而一開始簡單就可以體驗到的幸福（例如餓肚子後吃飽飯）現在變得麻木，它的效用降低了。
文明追求美、追求潔淨和秩序，可是自然界不追求這一些，所以我們必須從社會來檢討文明的起源。
因為團結起來的力量大於個人，社會邁出了第一步，國家後來發展起來。
可是人的本能感情總是強過理性，所以「文明必須竭盡全力約束人的攻擊性本能，並利用心理作用的機制對其進行控制，使這種攻擊性本能不致暴露出來（Freud,2004:
130）」。
良心就是這種社會產物，因為我們害怕失去社會的保護，所以抑制本能產生良心，或者反過來說，良心是本能抑制的結果，而負罪感的強化使人失去了幸福。
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個人從小到大經歷的本能抑制各階段，正是整個社會在文明化過程中曾經走過的。
埃利亞斯承接佛洛伊德的思路，將研究焦點放在開放的個人身上，也就是說，人天生就是互相依存的，但是這種互相依存的需要也通過社會學習，透過教育和社會化過程喚醒，所以必須直接研究由個人組成的互相依存的關係本身，這就是埃利亞斯的型態（figure）社會學。
埃利亞斯從型態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人類文明，檢視了許多禮儀書籍後發現，有許多舉止從社會生活中被移除，伴隨著困窘的邊界（frontierofembarrassment）越來越清晰地被描繪出來。
根據埃利亞斯的研究，「禮貌」是跟著宮廷一起出現的，直到16世紀，禮貌才有了它的意義。
埃利亞斯認為，這些出於禮貌的行為一開始是害怕被別人看見而不去做（社會控制），後來演變到自己出於羞恥感而不去做（自我控制），並且解釋禮貌的發展其實象徵了個人結構與社會結構長期變化之間有某種聯繫。
一開始是貨幣數量增加，市民階層、國王可以用貨幣收入彌補貨幣增加造成的購買力下降的，但是莊園收入不足以維持上層階級生活方式，所以武士和貴族必須依賴國王才能維持體面的生活。
國王需要禮儀氛圍來維持他高高在上的虛榮感，他讓貴族對付市民階級，又讓市民階級發展來平衡貴族的力量，所以國王依賴貴族也依賴市民階級，只是國王對單個貴族的依賴小於單個貴族對國王的依賴。
職能分工的發展讓越來越多人必須和配合他人，結果讓社會互動和互賴的鎖鏈拉長。
這種互賴加強的同時，區別就越來越重要。
透過禮儀，宮廷社會進行一種自我介紹，每個人都有和等級要求相符的花費和支出，每個人互相區別，所有屬於宮廷的人區別於宮廷外的人。
互賴加強也讓宮廷貴族必須增加自己的敏感度，減少使用暴力，進行紳士間的競爭，國家漸漸成為體力暴力的獨占組織。
同時，這種非暴力競爭是更為持久的強制，情緒的表達會漸漸趨於中間路線，除了每個人有意識的自我控制外，還會有一種自動的自我監控機制固定下來，自我控制會變得連續而固定。
一旦國王完成對武力和稅收的壟斷，就為國家的浮現提供了基礎。
所以自我克制是社會化的真正核心，而社會化本身等同於文明進程，一個社會的歷史反映在每個個體的自身歷史中。
佛洛伊德說明了在文明的發展中，本能被壓抑了，然而幸福並沒有因此增加。
埃利亞斯更進一步地解釋這種壓抑從社會控制發展成一種自我監控的心理機制，並且逐漸固定下來。
正是在埃利亞斯描述的那個時期，上廁所變成一件必須遮遮掩掩的事情。
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還會在家中的隱密處大小便（樓梯間就是個合適的地點），《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引用到的《男孩的禮貌教育》，在西元1530年出版，此書作者告誡孩子生殖器官不能被看到，有人在小便時不應該和他說話，可見那是尿尿變成隱私的開端。
也正是從16世紀開始，便器被藏起來了，家庭中專門用來擺放便器的「廁所」出現，一開始，廁所只是裡面有封閉式馬桶或便壺的小屋，歐洲貴族逐漸將這一小型房間合併到自己家中。
18世紀末期出現一種傢俱：
夜桌，夜桌像櫥櫃一樣大，能放置夜壺、清晨梳洗需要的臉盆、水壺。
上流階級不願意放棄製作得像個寶座一樣的封閉式馬桶，但是封閉式馬桶逐漸被放在廁所裡，而不再大咧咧地出現在房間內，而且隨著廁所的出現，這個以前不分性別都可以使用的器具（封閉式馬桶）開始被放在兩個不同的房間[3]，有了男女廁的區別。
如廁變成隱私，廁所進入房子的這個過程涉及對屎尿的「馴化」，將客體安置在它「正確」的位置，即主體的房子裡，這是一種污物的私有化。
同時，伴隨著將屎尿安置在私人領域中，最難被隱藏的屎尿的氣味變得難以啟齒，消除氣味成為美的基礎。
在泰勒阿馬爾奈（Tel-el-Amarna）的阿肯那頓城（Akhenaton）發現
參照周連春2005:
7
在巴黎1739年舉行的一次晚宴上，封閉式馬桶被置於狹小的房間內，上面分別標有「女性」和「男性」。
理所當然地，女士茅房所排隊列比男士的長了一倍。
（Horan2006:
馬桶與文明（下）
五、公共衛生的革命
16世紀哈林頓爵士（SirJohnHarington）發明了一種沖水馬桶，命名為「埃阿斯」（aj-ax），他還杜撰了一個荷馬史詩式的人物，寫了一本《埃阿斯變形記》。
可惜他的著作裡面揭露了許多宮廷貴族不欲人知的軼聞，語調諷刺，因此沒有得到出版許可，即使如此，該書還是賣了三版。
1775年卡明斯（AlexanderCummings）吸收了哈林頓爵士使用重力加速度沖洗馬桶的想法，並且發明了水閥，利用S型水管阻止坐盆與向外輸出的水管間髒水逆流的問題。
1778布拉默（JosephBramah）設計一個活門，一拉沖水桿，活門便會打開，污物會被沖出。
到1797年為止，他在英國裝了6000只抽水馬桶，法國人也因此將抽水馬桶稱為「寬敞的英國便利物」（ungrandcabinetdetoiletteal'
anglaise）。
1852年詹寧斯（GeorgeJennings）剔除了活門，設計了一種虹吸管式的抽水馬桶，加強了流入桶盆內的水壓，並且藉由保持水管系統通風，以確保水管系統中有足夠的氣壓能讓抽水馬桶的虹吸管正常運作。
托馬斯．克拉普爾（ThomasCrapper）發明水箱中的活塞和鏈條，大大地減少了抽水馬桶的噪音以及需要的用水。
1879英格蘭漢利的崔佛（T.W.Twyford）淘汰了木製座椅，製作了第一只瓷器製成的馬桶，稱為「沖出去」，S型水管封閉在馬桶當中，這個一體成形的設計是現代馬桶的誕生。
18乃至19世紀的歐洲和美洲，大部分廁所仍在屋外，通常都在花園附近。
19世紀下半葉，家庭內安裝抽水馬桶數目急速增加，沖水馬桶必須跟下水道相連，屋內的水管管線以及下水道工程成了必要的建設。
可是，直到1883年羅伯特．柯什（RobertKoch）在顯微鏡下分解霍亂弧菌證實衛生與與致病性之間的關聯前，英國立法者無法侵犯公民的財產傳，強制實施下水道的工程，只能在有機會重新做城市規劃時加入下水道條款。
西元1842年，查得維克（EdwinChadwick）發表《英國勞動階級的衛生狀況》（TheSanitaryConditionsoftheLabouringClassesinGreatBritain），指出「過度擁擠的生活環境、人類糞便的不當處理，同痢疾、霍亂和斑疹傷寒等疾病有著莫大的關係（JulieHoran2006:
75）」，並且建議興建下水道系統。
倫敦政府根據查得維克的報告書對1848年爆發霍亂的城市下水道進行調查，發現下水道中的確裝滿動物屍體以及其它污物，於是成立中央衛生機構，制定《公共衛生法案》，首次要求當地政府使用下水道系統，關閉從傾倒垃圾河段提取飲用水的工廠，並且在後來的衛生法案中加入疾病控制的條款。
西元1872年通過《市政府水質條例》，合併8家供水公司，成立下水道委員會，開始建設排水系統，並要求兩年內清掃倫敦下水道。
在新的排水系統實施的5年內，死亡率下降了。
在巴黎，下水道系統在法國大革命後有重要的發展，大革命前只有16英里的下水道在在拿破崙三世進行的公共工程中，下水道系統擴展到全城內外，甚至可以直立行走。
從這個時候開始，國家有義務為人民提供免於疫病的物質環境以及公共衛生建設，而個人免於染病的行為現在被稱呼為「家庭衛生（domestichygiene）[1]」
「衛生（hygiene）」觀念在中國的發展完全不同。
西元1920年代末期，在文明村或模範住宅區，廁所以及抽水馬桶也逐漸成為住宅區或住所的一部分，卻沒有普及。
直到西元1994年，上海還有60萬個舊式馬桶。
抽水馬桶未普及的原因除了缺乏抽水馬桶必須的下水道工程外[2]，更重要的原因是，水廁會把可作肥料的糞溺當作廢物沖走。
在《孟子》中已有使用糞肥的記載，五代有人撿馬糞維生，臨安的「傾腳頭」每天挨家挨戶上門倒馬桶蒐集糞便，出售給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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