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集电视系列片《徽商》解说词Word格式.docx

七集电视系列片《徽商》解说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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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

“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

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

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

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

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

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

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

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

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

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

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

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

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

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

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

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

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

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

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

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

　　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

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

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

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

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

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

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

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

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

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

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

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移民文化传统里的开放、冒险精神，沉淀在徽州人的血脉里。

随着治乱的交替，徽州进退、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求生计的人，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徽商孕育而出。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流下了足迹。

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

因为“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

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刘淼

　　经商的人，如果说他有“儒”的成分的话，主要受当地朱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另外从儒的整个发展来看，从二程开始，二程实际上架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到后来的，像张载、范仲淹，一直到朱熹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宋明理学应用起来，具体化，这个思想对于当时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或者江南地区，主要活动地区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团而言，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清

　　明中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这个思潮里面强调私欲，就是物质的欲望，个人的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私欲是合理的，进而提出工商皆本，对工商业人赞扬……这些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实学实用，强调自身，发展生产，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互相呼应的。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

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

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

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

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寻味。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

黟县西递村的一幅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两幅对联均为二十字，只有三个字不同，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强调的是读书、耕田、营商。

“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

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在徽商里面，在明后期进步思想是有反映的，比如说关于本末观，本是什么，农业为本了，工商为末，重本轻末，重本抑末，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重视农业，压抑工商业，这是传统的思想。

到明中后期有人提出，工商也是本业，也支持，也应该发展，这个思想徽州有反映。

徽州万历年间的《歙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过去把商业叫做末，今天的商业只是本，是本业，过去末业已经变成本业了，还有他讲“末富者多，本富者少”，讲当时的徽州地区的情况，也就是说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它是经过一个思想解放过程，如果本末观不发生变化，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经商。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

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

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在徽商中间，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考察一下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力的消长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

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

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

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可见，在晋商故里山西，其做法与徽商截然相反，他们将子弟中的俊秀者用于经商，这无疑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又怎能与那些商贾结合而“练达明敏”的徽商相比呢！

　　“多才善贾”，历来如此。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

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

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

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

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

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

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胡适是崇敬有加，生前几本《水经注》不离身，到逝前还在弄《水经注》学术公案。

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

晚年的胡适，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县”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

　　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

第二集《徽骆驼》

　　在过去的年代，中原望族迁徙进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艰难。

就陆路而言，“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

大鄣、昱岭雄其东；

浙岭、五岭峻其西；

大鳙、白际互其南；

黄山、武亭险其北。

路皆鸟道，凿险缒幽”。

崇山峻岭的包围，造成了徽州自成一体、与世隔断的局面。

在万山环绕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黄金水道。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

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

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

　　山高水迅，石险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边上，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比如渔亭、万安、渔梁、岑山渡、漳潭等等，都是明清年间徽商出没次数最多的村落或码头。

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

　　从徽州商帮形成之日始，盐业、典当业、茶叶、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热衷于经营的四大行业。

其中，居“龙头”地位者，当首推盐业。

就歙县而言，“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叶是盐业之外的第二大经营行业；

而婺源尤其注重木业，休宁商人则多从事典当业。

　　徽州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东去便进入了浙江；

向东北则达江苏；

北上则奔波于长江沿岸；

西向则去了江西……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徽商的过去的话，交通很方便，顺着新安江而下就可以到杭州，进入杭嘉湖、苏锡常，那里内河都很发达的；

如果它往上走，到了芜湖、大通这里，就可以顺江而下，到南京、镇江、扬州，到了扬州沿运河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

所以这样的条件，徽州离这些一个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最大的市场，长江三角洲市场，它有地理上的优势。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

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后，“直把杭州作汴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盛产杉木，每当冬季来临，徽商便组织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至杭州，然后转销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至芜湖、南京等地，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境内。

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

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新安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

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

　　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

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讲述过徽州商人利用“囤积”获取商业利润的故事。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它是从叫《辽阳海神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是嘉靖年间的，一个故事里面演义过来，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了，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

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

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金声说：

“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

”顾炎武也说，徽人“中家而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

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

在这样多的经商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出自“无田业”的贫下之家，他们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商人。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

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

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

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

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

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

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

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

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采访内容〗苏州山塘街居民胡润源

　　这个“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当时安徽人开的茶厂不亚于十个人、二十个人（规模），听我老丈人讲，当时他是从安徽歙县黄山一带到苏州开茶叶厂的。

　　〖采访内容〗北京森泰茶庄创始人王子树后裔王建明

　　我们家在北京现在那个茶庄，以后还分了有王森泰茶庄，还有王福泰，还有利泰，解放以前有三帮，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有个四合院，四合院是现在煤市街培智胡同二号，现在四合院还在。

　　〖采访内容〗黄山毛峰谢正安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能兴旺起来，大概与我曾祖父的艰苦奋斗有关，就讲他对这个茶叶非常精通，他从管采集到营销，都非常内行……他跟外商谈判时，我的曾祖父他不懂外语，但是他洗脸有一个习惯，他洗脸的时候，毛巾在水里浸湿以后，敷到脸，头低下去，他毛巾是不动的，只有头这么摇，外商看到大老板摇头，肯定是价格谈不妥，他就加价，等他脸洗好，要摇四五摇，价格就要翻一番了。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

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

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

　　〖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徽商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汪直，这是最大的，一支是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个兄弟的海外贸易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徐海的，徐海是一个和尚，他是在杭州的虎跑出家的，他又转而去经商到海外。

　　他们海商行商的路线，一个是往东北方向，就是到日本，这是他们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比如说汪直，他主要就是到日本……第二条路线主要是到东南亚的，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许氏兄弟，他们就在今天的马六甲，马六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东部要想到非洲、欧洲，那是必须要通行的这样一个海道，这样一个海道当时是掌握在许氏兄弟手中，这样他们通往东南亚一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汪直、许氏兄弟，还有徐海，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在明代禁海政策下，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

　　海上贸易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徽商汪直，这是一个代表。

还有就是闽商，这些商人的特点我把它概括叫做亦盗亦商，所谓亦盗亦商，他是海盗兼商人，或者说商人兼海盗，这个话怎么说呢？

当年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因此必然有政府的武装力量，水上的，海上力量进行巡查，他们为了做商业，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生冲突了，那就要武力对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的，这个时候就有了亦盗亦商这个特点。

当然我们知道亦盗亦商这个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

“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

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

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筴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

所谓“祭酒”，是我国古代大飨宴时，对年龄、品德最高之人的一种称呼，由他首先举酒而祭得名的。

以后，祭酒成了一种官名，但在民间依然是对德高望重之人的尊称。

盐商中“盐筴祭酒”，指的是盐商中人格、才略出众之人，是被众盐商推举出来的管理人和调解人，当然，此人也要得到官府的认可。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

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

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河下镇最大的一户盐商是徽州的程本殿，程本殿从河下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他利用返航船只从安徽、江浙等地运回的石板，就整整铺设了河下镇九条街道、二条小巷，并且还架了２座石桥。

徽州商人盐业利润之巨由此可想而知。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

　　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

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

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

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

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

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

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

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采访内容〗评弹演员江肇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