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宋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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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
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
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
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
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
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
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
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育，但经学典籍只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
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
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
（《中国经
学史的基础》）
同时，这种区别也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中存在，西方思想史上同样存在。
有一句古希腊的残诗说：
“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英国学者柏林曾借用这句话来分别思想史上的人物，下面转引余英時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里的一段文字：
柏林则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界与作家为两大型。
一是刺猬型，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
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
……另一方面则是狐狸型的人物。
这种人与前一型相反，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
……他们对于各式各样的经验和外在对象，仅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而并不企图把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论点之中。
所谓“刺猬型”的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宋学家，而“狐狸型”则类似于汉学家。
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
1、汉学。
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
一是从西汉到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
其中，西汉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
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
但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再也弄不很清楚了。
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更尚义解。
《北史•儒林传》说：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
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唐代统一后，对经典的解释也做了统一的工作，太宗时由孔颖达主编成《五经正义》。
汉学的第二期是清代。
清代汉学家以“汉学”自
名其学，自认为他们是越过宋明、乃至六朝和唐代，直接继承发扬了汉代经学的传统。
实际上，他们的“汉学”与汉代的经学并不一样。
在经书的文字训诂上，他们的确较多地遵循了汉代经师的意见，但是，清代汉学家已经渐渐地发展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人，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而不再是传统的“儒者”了。
他们专注于经书的解释，至于怎样将经书里所蕴藏的“道”推行于天下，则往往是他们没兴趣考虑的问题了。
晚清汉学家陈澧在他的名著《东塾读书记•自序》开篇就说：
“澧性好读书，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
”这是清代汉学家的典型心态，而这样的心态，与顾炎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相距何止千里！
传统的“儒者”为何会渐渐向近代的“学者”转变？
其意义何在？
这是当代思想史研究里的一个焦点性课题。
清代汉学的鼎盛时代是乾隆和嘉庆两朝，因而清代汉学家又被称为“乾嘉学派”。
2、宋学。
最粗略地看，宋学可以分为宋元和明代两期。
前者又称为理学，后者又称为心学。
宋学的出现主要是儒学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
因为传统儒学主要重视实际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这一点上与佛教相形见拙，因而渐渐无法吸引读书人，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
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
南宋的朱熹继承了五子的学说，集其大成，并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的经典文献。
程朱理学固然提倡由经书以见道，而不要陷入文字训诂的繁琐工作中去，但他们仍然强调“读书”，以“读书”为见道的必经阶段。
而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比朱熹更主观，他强调学者要“先立其大”，先要有了自己的一番见地，然后“读书”也不迟。
“读书”也不是见道的必要条件，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见道。
陆九渊曾说：
“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
”这就是他的精神。
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
到了明代中期，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见解，集心学的大成，称为陆王心学。
相信自己，把经书仅作为自己思想的印证，这大体上就是宋学的精神，只是在这一点上，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走得更远。
三、变与不变：
经学史及一般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的说法，只是经学史的一种
“常识”性的介绍，这类“常识”是继续深入学习与研究前必须具备的，但是，"
常识”往往未必是、甚至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类机械地分期、分派的介说，固然能突显学术发展在各个时段上的变化特点，但是，它远远不能穷尽学术史实际演进轨迹的复杂与多歧；
或者说，它只是我们后人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学人们所真正接触到的学术环境。
试举一例以明之。
南宋学者程大昌著有《诗论》十七篇，在这十七篇文字的《序》中，他记述写作的缘由道：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
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
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远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
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
呜呼！
此《诗论》之所为作也。
（《程氏考古编》）
可见至少在程大昌的感受中，南宋人仍旧笃信汉儒。
后来程氏将《诗论》收入其《考古编》一书，在此书
《序》中又说道：
呜呼！
固有乐于创发古义而跃如不制者矣，亦安知无讳非伏郑而诮其多事也欤！
知我罪我，无非
所恤，姑从务实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
由是其因非议汉儒而惧他人归罪之状貌亦可概见。
程氏生当南宋前期（1123—1195），从他的记述看来，其时的经学仍是以尊从汉儒为风气，“汉学”的权威依旧不小，因而自晚唐以来那种怀疑与创新的“宋学”精神，似乎并不及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发扬光昌。
固然，程氏的所为也正好就是当时的新风气的一种反映，如张海鹏跋其书所云：
“夫宋自半山王氏以三经新义取士，自后学者务矜创获，如是编力辟‘国风'
名号，殆亦风会使然。
”但此新风显然并未完全压倒旧风，两者是互相交织的。
像这种情况，如果专意仔细的加以考虑，我们一般都应该觉察得到，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这样的问题确实常常被忽略了。
换言之，历史固然时时在“变”，但与此同时，也处处隐藏着它“不变”的一面，必须对“变”与“不变”同时着眼，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像。
四、“四书”学
1、“四书”的形成宋学以“四书”为经典文献，这是宋学与汉学的一个显著区别。
第一，《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
在汉代，《论语》是作为小学教科书派上用场的。
《论语》、《孝经》是孩童的入门书。
《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都很重要，但是，《论语》、《孝经》仍不能和五经相比，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经典。
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是以六经为主体，《论语》、《孝经》只处于附录的地位。
一直到了北宋，《论语》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南宋学者更重视《论语》，朱熹的《论语集注》是代表之作。
第二，《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孟子》始终被列在子部儒家类。
到北宋时，有人赞成《孟子》，如二程兄弟，但还是有人反对《孟子》，如司马光。
再到南宋朱熹的时候，反对《孟子》的人已经很少了，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关键性的著作，它标志着宋学的建立，解决了宋学的道统问题。
南宋时，已有的“十二经”加上《孟子》，便形成了“十三经”。
《孟子》到这时才成为“经书”。
第三，《大学》、《中庸》由单篇的“记”升格为经。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里的两篇文
章。
《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记”。
“经”、“传”、
“记”三者是不同的。
“传”是直接注释“经”的，比如解释《春秋经》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和《左氏传》。
“记”是阐述或借题发挥“经”义的，比如《礼经》（即《仪礼》）有冠礼、婚礼，《礼记》便有冠义、婚义。
《大学》、《中庸》本来也是“记”。
到北宋时，这二篇文章渐渐受到格外地重视，皇帝也不时以这两篇文章赐给新考中的进士。
到南宋时，朱熹给《大学》、《中庸》做了注释，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与《论语》、《孟子》配合成“四书”。
《大学》、《中庸》由此才升格为经书。
总之，“四书”的形成，是宋学确立的一个标志。
朱熹与“四书”不能分开，他是宋学最后完成的“盖屋顶”似的人。
他之于宋学，就像郑玄之于汉学一样，而由于元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定位官学，《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因此朱熹对后世中国社会一般性的影响，又远远大于郑玄。
后来的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孔孟之道”这个概念，其实是南宋以后方才出现的。
2、《大学》与方法论
《大学》的问题很复杂，程颐和朱熹曾着重提出有关的问题。
按照朱熹的说法，第一，《大学》的作者是曾参；
第二，《大学》本身有“经”、“传”之分，经有一章，
传有九章，经是曾子写的，传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总起来还是算曾子写的；
第三，朱熹说当时流行的《礼记•大学》并不是古代《大学》的真实面貌，他对《礼记•大学》进行了增删和上下文次序调整，声称经他修改后的《大学》才是《古本大学》，由此产生了关于所谓《古本大学》的长期争论。
《四书》里的《大学》
与“十三经注疏”里的《礼记•大学》不同，应该对照阅读。
朱熹改动《大学》当然是有意的，是为了适合阐发他自己的学术思想。
《大学》的作者是否曾子？
朱熹说是曾子，是为了建成他的道统系谱的需要。
但他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因而清代的汉学家们决不相信他的话。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头号人物，他的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记述了一件戴震十岁时候的轶事：
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就傅读
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
授《大学章句》，
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师应之曰：
“此朱文公所说。
”即问：
“朱文公何时人？
”曰：
“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
”曰：
“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
“几二千年矣。
”“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师无以应，曰：
“此非常儿也。
”
《大学》讲的是修、齐、治、平的方法论，内容是“内圣外王之道”。
先要内圣，然后才可以外王。
3、《中庸》与本体论《中庸》蕴含了一整套的哲学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都不太明确，尤其对抽象的问题不感兴趣，重视的是与现实有关的事物。
宋学家们建立“宋学”这种哲学似的新儒学，很大程度上是抵抗佛教、同时又暗中学习佛教的结果。
他们想说明，儒学也有深奥的哲理，与佛教相比，毫不逊色。
《中庸》是儒学文献里最具哲理色彩的一篇，所以被宋学家看重，提出来作为他们所宣扬的儒学哲理的依据。
可以说，宋学是吸收了佛教的哲学体系，又融合了道家和玄学思想的“新儒学”。
这个“新儒学”，已经与汉、唐时代的儒学、更与先秦的儒学完全不同了。
4、“四书”与道统宋学家为什么要集结成一部“四书”呢？
这是因为“四书”构筑了一套道统理论。
《论语》——孔子，《大学》——曾子，《中庸》——子思，《孟子》——孟子。
这样，孔、曾、思、孟的道统就确立了。
按照朱熹的意见，“四书”搞通了，儒家的微言大义就可以知道了。
实际上，唐代的韩愈就已经提出了所谓“道统”的雏形。
他在《原道》一文中说：
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而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韩愈》中指出，韩愈提出这样的道统论，其灵感其实正来自于代代衣钵相传的禅宗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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