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背后的王昭君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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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人借昭君之事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悲愤。
说到王昭君，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其作为“和亲女”的历史符号和形象。
两汉正史中关于昭君的文字并不算多，涉及昭君的句段如下: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卷九四下?
匈奴传第六四下: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为颓1、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
“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
《汉书》卷九九上?
匈奴传第六九上:
“又遣王昭君女须r居次入侍。
”
《汉书》卷丸九下?
匈奴传第六九下:
“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
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诱呼当至塞下，胁将诣长安，强立以为颓卜善于后安公（”
《前汉孝元皇帝纪卷第二十三》:
“竞宁元年。
春正月。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
单于请妻汉女以自亲。
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字昭君为阏氏。
《后汉书》卷八九?
列传第七九:
“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见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这样算来，两汉正史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仅四百字余，直接介绍昭君身世的部分二百二十余字。
就是这样一个轮廓简约的历史人物，后世文人对她却表现出了超常的关注和热情。
据统计，历代歌咏昭君的各体诗歌近700首，小说和民间故事近40种，剧作30多种，记载或评论昭君故事的历代著作达300余种。
有的作品支持昭君追求爱情幸福，“人生正有新知乐，犹胜昭阳赤凤来”（元王恽《王昭君出塞图》之二）;
或者肯定了她作为和平使者的功绩，“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元张翥《昭君怨》）;
更有尊称她巾帼英雄的篇章，”一出宁胡终汉
世，论功端合胜前人”（元吴师道《昭君出塞图》）。
但是，“汉人怜其远嫁”（《唐书?
乐志》），把昭君看作是政治牺牲品，以哀怨的笔调写她悲切、幽愤的一生，倾注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感情，讽刺汉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这一主题在昭君身后始终是主旋律。
客观上，昭君出塞和亲后“鸣镝无声五十年”（翦伯赞《游昭君墓》之五），北方边陲“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赞》），两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和平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大事渲染、人为拔高地彰显昭君的舍身许国、大智大勇、远见卓识呢,如同批评历代文人借昭君故事浇个人胸中块垒一样，现当代少数文人对昭君的评价予以迎合政治时势的任意加工，以功利化的理想色彩和神圣光环来掩盖史实，这种“造神运动”不也是一样地“舞文弄墨总徒劳”（董必武《王昭君》）吗,生硬地给两千年前的一介平民弱女子贴上一个政治标签，一厢情愿地把王昭君装扮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民族平等的伟大旗手，不觉得滑稽荒诞吗,不敢苟同那些高歌猛进、豪情万丈的神话呓语，笔者更关注走下神坛的王昭君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真实生活感受。
笔者认为，历代各族人民给昭君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碑上刻着的可能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对一位和亲英雄的崇高礼赞，更多的是对一位不幸女性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
“侯门深似海”，历来皇宫后院佳丽云集，等级森严，“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唐杜牧《阿房宫赋》），无数妙龄女子徒耗了青春芳华，《五更哀怨曲》可为写照。
争宠弄权互相倾轧，花谢色衰即遭冷遇，“玉颜不及寒鸦色”（唐王昌龄《长信秋词》）、“咫尺长门闭阿娇”（宋王安石《明妃曲》之一），有的甚至都不能落个全身“退役”的善终。
据东汉应劭注:
“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待命）于掖庭，故日待诏。
”（《汉书?
元帝纪》，掖庭在秦代名永巷，汉武帝太初元年改称“掖廷”，指帝后寝宫东西两侧的宫区，掌后官贵人采女事，以宦官为令丞，通常作为宫女居所。
）可以知道王昭君是南郡选献的宫女。
宫女地位相当于侍妾，供给皇帝或者皇室成员享乐，地位很低，侥幸生子后地位才有可能改变。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自嗟不如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宋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当时昭君是否真的自愿出塞难以考证，所谓的“正史”，其可信度也往往要打折扣。
似乎也可以用当今“鸡头凤尾”的择业观来类比昭君的去留选择，国人向来安土重迁，更何况当时汉匈两地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差距较大，近二十岁的她恐怕不会不知道冲动一举背后的代价。
但是如果事实上皇帝敕令她和亲出塞，则无丝毫转圜的余地了。
昭君的入官以至出塞，给家乡父老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宋王十朋《昭君村》），宋代邵博《闻见后录》载，“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昭君出塞后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有几句刻画元帝的话耐人寻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
“帝大惊，悔之，良久太息日:
‘朕已误矣。
”’（《汉魏遗书钞本-琴操》）“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西京杂记?
画工弃市》）元帝的“惊”与“悔”，一方面可以侧面烘托王昭君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容貌，另一方面，更可以从中凸显女子在帝王眼中不过是供他发泄淫欲的工具，元帝的第一反应是生理欲望，而不是国计民生，更不关心和亲女今后的命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小雅?
北山》），眼睁睁地看着本该归自己享用的肥肉落入他人之手，大汉天子该有多少艳羡、不甘与懊悔，活画出元帝贪淫好色无度的肮脏心态和丑恶嘴脸。
巴特克说:
“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
”在封建社会里，女性不过是男权阶层发泄淫欲和可供任意驱遣的一件活的私有工具而已。
昭君流着悲伤的眼泪，弹着泣诉的琵琶，踏上了荒凉塞外的和亲之路，“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唐李白《王昭君》之二），去履行朝廷赋予她的神圣职责。
不少学者认为，昭君出塞与汉高祖的屈辱和亲有根本上的不同。
汉初的和亲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而且也没能阻止匈奴频频南下的掳掠骚扰。
公元前200年，刘邦贸然出击匈奴，钻进冒顿单于的口袋，史称“白登之围”:
“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
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
”（《史记》卷九五、列传第三五）“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史记》卷一一〇、列传第五〇）冒顿单于根本没有把汉廷放在眼里，“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史记》卷一一〇、列传第五〇）。
所谓“妄言”，据《汉书》载书中有“陛下独立，孤债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
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之荒唐言语，公然戏弄猥亵汉室皇太后。
吕后只能忍气吞声、卑辞答复:
“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刘邦直至景帝时期都奉行“和亲”政策，送给匈奴的美女和财物也逐年增多。
当然，形势逆转时单于也很识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日:
‘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
’因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使使来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娄敬提出的和亲策略看起来的确难脱辱没汉廷尊严之嫌，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和亲手段用中原地区高度的文明改变匈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即“同化”，或者时髦一点叫“和平演变”，最终达到“兵可无战而渐臣”的目的。
牺牲少数女性和财物换取喘息机会，来扩充实力、养精蓄锐，以退为进的动机和初衷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和否定。
公元622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向唐求婚，“封德彝对日:
‘当今之务，莫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
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唐太宗认为，“若随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朕为苍生父母，苟克利之，岂惜一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
铁勒传》十六年），对和亲的目的真是一语道破。
汉元帝时匈奴权力高层内讧致国力衰减。
左伊秩訾日:
”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
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六四下）呼韩邪单于慑于并倚重汉王朝的强大实力，通过联姻结成政治同盟以图自保的目的昭然。
汉元帝赐婚于匈奴单于，目的在于恩威并施笼络匈奴统治者，使其臣服于汉朝。
综观汉匈之间的实力消长及其相应对策，“和亲”在本质上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与博弈，是一方暂时“羁縻”对方、最终克敌制胜的外交手段。
而对于充当棋子和筹码的和亲女性而言，无论汉匈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怎样的逆转，都不能改变她们被摆布和操控的角色与命运。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有学者批评和亲现象中包含了浓厚的先秦儒家民族观的内容，即“夷夏之别”和“用夏变夷”的思想，或者称“大汉族主义”意识。
客观上，当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综合水平，确实要高出周边以游牧为主业的各地区一大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古往今来，民族优越感难道仅仅是华夏汉族统治者的专利吗,抛开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因素和狭隘的民族观，关注和亲当事人自身的现实生活。
迫于形势高祖平和地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吕后却反应激烈:
“吕后泣日:
‘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
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于种种需要，总是不免要有部分人割舍个人利益做出牺牲，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流血直至舍弃生命，我们姑且称之为“使命”。
问题是，当这种历史“使命”落到鲁元公主的头上时，她贵为皇后的母亲可以凭借世俗权力，改
变了自己女儿原本远嫁匈奴以纾国难的命运。
那些来自平民家庭的弱势女子，被突击包装起来的仿制品成为皇帝女儿的替罪羊，谁又能够给她们这种扭转命运的非凡庇佑呢,这种无助，增加了历代和亲女（极少数宗室女性除外）身上的悲壮色彩。
香港女学者黄嫣梨尖锐地指出:
“女性在附属的地位中，原应享受到的上天赋予人人平等的人性尊严，受到长时期的压抑。
更有甚者，女性不但成为男性淫欲的牺牲品，而且有时还充当男子政治斗争的殉难者，王昭君的和番，以求弭灭匈奴的侵伐之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与在汉宫等级最低、如履薄冰的处境相比，昭君到匈奴后贵为“宁胡阏氏”，得到单于的满心宠爱，享有皇后级别的生活待遇，实在应该替昭君感到幸运和满足。
前边说过，昭君的出塞和亲，本质上首先是汉匈两族当权者之间的政治结盟手段，背靠强大汉廷的昭君是匈奴的屏障、保险和护身符:
其次才涉及昭君与单于之间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情感问题。
年迈的呼韩邪单于已有多位阏氏，“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六四下）。
同汉帝一样，单于拥有临幸治下绝大多数女性的至高权力。
昭君是众阏氏中的后来者，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是老单于的第二十子。
婚后第三年夏天（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昭君的儿子伊屠智牙师仅一岁左右。
翦伯赞先生遗作《王昭君年谱》从公元前53年起始（古代女子15岁加笄礼始允嫁，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下令民间13至19岁女子备选后宫，清朝规定满族八旗人家年满13至17岁的未婚女子备选宫女。
昭君已在掖庭“积五、六年”（《琴操》），出塞三年，这样算来年龄的误差当不大。
）呼韩邪单于去世时+昭君当在22岁左右。
当被逼改嫁新单于时，她天真地以为汉廷会为自己撑腰，“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
所谓“胡俗”，即“父死，妻其后母。
兄弟死，皆奴其妻妻之”（《史记?
匈奴列传》），学术上称为“收继婚”和“报嫂婚”。
这种婚姻习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流行，除匈奴外，乌孙、乌桓、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族都有。
《周书?
异域传》载“（突厥）父兄叔伯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父死则妻列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
收继婚本是北方族游牧民族为保证家庭和家族财产的稳定，完全无视妇女人格的野蛮婚俗。
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弟收兄妻，子承父妻等胡俗”（《明太诏》），《明律》规定:
“若收祖父妾及伯叔母者，各斩。
若兄之收嫂，弟之收弟妇者，各绞。
”清朝也反对胡俗:
“其或兄死娶嫂，弟死娶弟妇者，乱伦犯法，莫此为甚。
连本人、子女一概摈斥，用不入（族）谱”。
（《皇朝经世文续编?
礼政》）汉成帝的一道敕书，击碎了昭君心里的最后一线梦想。
她应该清楚，汉廷绝不会为了她一个微不足道的卒子，而坏了朝廷的一整盘棋。
从她出宫的那一刻起，甚至从她被选秀进官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受过近二十年正统儒家思想熏染的她，不得不接受匈奴“子烝其母”习俗的羞辱，君权继续把昭君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昭君再服侍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复株累单于11年，育二女。
复株累单于和昭君年龄相当，又宠爱昭君，有人认为这段时间昭君真正拥有了恩爱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个观点恐怕也值得商榷。
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同时也是男女实现爱情、享受性爱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
正史中的寥寥数语，不可能触及昭君内心伦理道德天平倾覆后，她承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
汉朝王室女细君公主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起先后妻配乌孙国的昆奠猎骄靡、军须靡（乌孙称国王为昆莫或昆称，王族贵人的名字多以“靡”字收尾。
）祖孙两代国王。
中间细君公主不肯屈从新王，上书汉天子求助，得到的回答是:
“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细君公主25岁去世，王室女解忧公主续配军须靡，随后又服侍乌孙翁归靡、泥靡前后三代国王。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六六下）。
甘露三年七十岁的解忧公主回到阔别五十载的长安，安享晚年两载，狐死首丘，这
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和亲女得以葬骨故里的记载。
唐德宗李适的第八女咸安公主，于贞元四年（788年）起先后嫁给回纥的长寿天亲可汗、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四代君主，直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病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和亲记录。
和亲公主都经历了丧夫和改嫁夫弟甚至继子的伦理困境，汉帝都以“人乡随俗”为理由，命令她们继续和亲使命。
对于汉统治者而言，和亲女个体伦理道德上的颠覆与冲突，跟和亲作为国家利益高度的整体政治战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她们本来也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天子们自然也就懒得为此平添是非烦恼。
西汉王朝对外和亲共有11次之多，除细君、解忧两位公主确为王室女性外，都是民间女子冠以公主名衔，带着更多的同样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的婢女们，被推上了通往异域的不归路。
后世流传细君公主的域外思乡之作《黄鹄歌》: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中收录有琵琶弄曲《昭君怨》，汉代蔡邕的琴曲集《琴操》“河间杂弄”二十一曲中也有署名王嫱的《怨旷思维歌》。
不少学者仍然在为这些作品是原创还是假托而争论不休。
笔者认为，这些作品是否为和亲女的原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品传达了凄惨辛酸处境下可怜无助的和亲女性们最真实强烈的夙愿与撕心裂肺的呐喊。
出塞后的昭君衣食住行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与否恐怕远不是仅凭衣食无忧作为衡量尺度的。
昭君从风光旖旎的江南乍到风虐雪饕、气候凛寒的漠北，住穹庐，被旃裘，食畜肉，饮湮酪，习俗迥异，语言不通。
呼韩邪在公元前58年被拥戴为单于，年龄上应该比昭君大不少，老夫少妻、一夫多妻的生活不足三年，一子尚幼，呼韩邪撒手而去。
文人墨客设想了昭君在胡地的种种生活困难、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无尽悲怨。
笔者认为这些感叹未必是无端而发，想想“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北地，“穹庐腥膻厌酥酪，长调幽怨传琵琶”（宋李纲《明妃曲》）也在情理之中。
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死，此后正史中再不见昭君的影子，王昭君的卒年成为历史之谜，这也许正是她在匈奴生活状况的最好注脚。
试想，贵为两代阏氏的昭君，子女后代都踞权力高位;
昭君的侄子、匈籍后代共十余人，前后六十年间作为双方的和平使节频繁往来，公元30年昭君的侄子王飒仍然奉命出使匈奴;
两国关系紧张的王莽当权时期，“又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人侍”（《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第六九上）。
昭君的卒年在史书上偏偏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的子女后代总该知道确切的年份吧。
是史籍太过久远之后的湮没，还是目前尚未发现有充分说服力的考古证据,
继立的东汉王朝视和亲为国耻，始终不答应北匈奴的和亲请求。
时过境迁，作为耻辱的象征符号，充当棋子和筹码的昭君们及其后代子孙，有意无意地成为被遗忘和忽略的过往烟云了。
这样想来，其淡出历史舞台似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宋王安石《明妃曲》之二），“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清曹雪芹《青冢怀古》）。
那些别有用意、充斥革命豪情的虚名、头衔和桂冠，看不出对生前凄惨、身后寂寥的和亲女们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唐白居易《江南送北客，凭寄徐州兄弟书》），“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侧伤”（《琴操》），再盛隆的声誉也不能丝毫慰藉她们少小离家即成永诀的悲戚、刻骨铭心的思亲之痛之重。
无论是以汉室虚弱时的贡品角色，还是国力强大时的赐礼身份出塞远嫁，和亲女性们都一样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侍奉异族，以某种“性贿赂”和权力牺牲品的角色，在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历史中定格。
更可悲的是，有人竟然极力用鲜花和荣誉来掩饰她们的血泪一生，逼迫她们抹去泪珠，强装笑颜，挂着苍白轻飘的勋章，于大庭广众之下，被赤裸裸地钉立在民族英雄的十字架上。
于是这些符号被不断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冤屈的游魂大放革命光彩而获得了新生～
不知道这样隆重的表彰会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想到那众多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和亲
女性的冤屈魂灵，屈辱得如山巨石矗立在心头。
眼前浮现出漫漫黄沙中驼背上和亲女茫然的
面庞，如泣如诉的琵琶曲渐行渐远。
（编辑:
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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