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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浩然一位不一样的收藏者
仇浩然,一位不一样的收藏者
仇浩然，出身收藏世家，他的爷爷是非常有名的大古董商仇焱之。
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仇焱之凭着其慧眼，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中的风云人物，并曾以一千元在香港打造的“捡漏”神话。
无论在上海、香港还是瑞士，他都是古董收藏界的风云人物。
有这样的古董世家背景、受收藏文化熏陶长大的他，在未来职业选择上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在美国研读法律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执业。
但是命运在冥冥之中又有安排，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对艺术、对收藏难以泯灭的热情。
他深知自己性格不喜买卖，做不成商人，因此选择了艺术收藏，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最信赖的律师。
家族信条中最重要的是尊重艺术品
2014年，内地富豪刘益谦以2.8亿元天价，在香港苏富比拍下一只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创造了中国瓷器拍价最高纪录。
据说，此珍品曾属于仇浩然的爷爷仇焱之这位二十世纪颇富名气的中国古董商，在1949年以一千元在香港打造的“捡漏”神话。
50年代时，此物出自英国收藏家利奥波德?
德雷福斯（LeopoldDreyfus）夫人;80年代经过英国埃斯肯那茨、日本坂本五郎等著名古董商的收藏;在1999年进入苏富比拍卖会，成为玫茵堂藏品。
仇焱之从香港移民瑞士，在1980年过世前，正是瑞士玫茵堂StephenZuellig与GilbertZuelling两兄弟最为倚重的收藏顾问。
据仇浩然曾回忆说，爷爷仇焱之做生意的时候，将古董分成3种盒子装：
朱红色是为一般客户准备的，蓝色为高端客户准备，而带封条的黄色盒子是为最挑剔最专注的客户准备的。
而仇浩然的堂弟仇国仕，这位如今的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艺术品部国际主管及主席，在1999年见到坂本五郎送拍的鸡缸杯时，盒子正是当年仇焱之定制的。
仇浩然说：
“我爷?
?
在世期间，至少拥有过一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而如果这只被拍卖的杯子是曾被爷爷收藏过的，那么他至少有三只或以上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及明成化斗彩花鸟高足杯，明成化斗彩高士杯与花鸟杯等等。
”说到仇浩然的堂弟仇国仕，仇浩然说：
“我还有一位表妹，就是陈慧琳。
农历新年大伙儿才在香港团拜，好不热闹。
”
当仇浩然得知刘益谦拿到鸡缸杯，兴奋地用杯子斟陈年普洱茶一饮而尽后，他激动的说道：
“我只是觉得他不够尊重文物，对保存、修复文物不够重视。
收藏文物背后的真实意义是保护文物而不是炫耀个人。
”用六百年前皇帝、妃子用过的古物“吸仙气”，仇浩然对事不对人的表示这种行为他不能理解。
“如果知道有人拿着鸡缸杯冲茶，在当年我爷爷一定会立刻把他赶走，拥有并不能代表甚么。
”对于艺术收藏沦为金钱游戏，仇浩然继续说道：
“如果中国艺术和文化需要这样的途径才能得以发展的话，作为一个所谓的收藏家，我便会退出;假如中国或亚洲收藏艺术可以同时包容不同的角度，而非只以这种方式收藏为正确收藏途径的话，我会继续参与。
”
有书记载，仇焱之悉心栽培七名子女，每晚指挥儿女侍奉瓷器珍品“就寝”，着七人排列队伍，一持皮布抹拭，一以毛刷轻擦，另一人则捧起藏品轻触饰柜玻璃表面，清除剩余尘埃。
可见仇焱之对文物心怀敬慕，视种种仪式为收藏骨董工艺的礼节，凸显其慕古追远之情。
仇焱之在收藏界的奇闻很多，有一则是说仇焱之想得到大藏家张叔未旧藏的明代“建文”瓷笔架。
而“建文”年号只用了四年，其间所烧的瓷器有限，有年号的更少，据说到了民国，建文瓷器只剩这一件瓷笔架，故此宝物成为仇焱之日思夜想的绮梦。
当时，这件绝世孤品在收藏家谭敬手上，仇焱之提出用明代各个年款的全套明瓷来换谭敬所藏的这个笔架，并最终得手，此被喻为上海滩收藏界的另一件壮举。
笔者向仇浩然求证此故事，他笑说：
“爷爷要收齐明代带款的瓷器的意愿是真的，但是否这么传奇就不确定了。
”在仇浩然家里，也有一个稀有的明代正统带款花瓶。
仇浩然的父亲仇大捷是爷爷仇焱之唯一的徒弟，帮爷爷张罗和一起到日本做展览等，他也是一位玉器和古董的藏家，心系当代艺术收藏。
“我爷爷的名声实在太大，从家族角度来看，我收藏当代艺术时也在思考是否在古董方面入手，因为收藏的时代已过，除非你有足够的金钱。
收藏变成金钱的游戏不是比眼光的话是比较难的。
”
在仇浩然十岁时，爷爷仇焱之便已仙游。
他没机会得到爷爷言传身教给他鉴珍的智慧、淘宝的绝活，但他牢牢铭记爷爷是如何尊重艺术品的。
“观赏艺术品时要手不离?
?
，这是对艺术品必须的尊重。
曾有过一位藏家把藏品提上来看，爷爷立刻请他走不准他再看。
”仇浩然记得，爷爷把藏家分为三至四级，不同古董各自拥有不同容身之盒，部份只能看普通货色;真正懂得的人、愿意和他探讨、鉴赏艺术品的用色、创作技巧、历史渊源的人，才有见识高级货色的机会。
“有交流才是鉴赏艺术，不是所谓的拥有艺术。
”仇浩然说：
“我最欣赏爷爷的并非是能以一千元买入鸡缸杯，这事本身确实是个神话，但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使命是将中国的审美眼光带到了海外。
所谓的收藏，并非只是收和藏，老土些讲，收藏家只是为下一代暂时保存文化罢了。
”仇浩然自知在古董收藏领域永远无法与爷爷匹敌，而且从一个家族的整体来说，也需要有人来补充家族收藏的体系，所以沉迷艺术的他转投当代艺术，特别是亚洲当代艺术。
他在牛津大学进修政治哲学，故收藏的艺术大都涉及政治，有一定的历史文化重要性。
仇浩然还记得他的第一件藏品是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送给他的。
“爷爷过世时，家父给我一本图录去选，我就选了一件雍正粉彩豆青二老笔筒，它没有款，是个方形的笔筒，上面画了两个老人站着看月亮。
小时候看宋代的构图已经很吸引我了。
”这件作品仇浩然不记得父亲用了多少钱从仇焱之专场拍卖中拿下的，但它就像是家族精神的延续象征。
收藏界“郭靖”致力于文化推广 仇浩然在14?
q时，去到美国苏富比当实习生。
“一般都是上了大学才来做实习生，但当时我对古董很感兴趣，所以中学毕业便跑到拍卖行做资料搜集工作。
”当时CarolConover（现在是Kaikodo艺廊高层）教仇浩然如何看织布、如何折龙袍;JanStuart教他研究中国画;另一位专家教他区分黄花梨和紫檀木。
他像收藏界的郭靖，尽吸民间高手的各种武功精髓。
仇浩然在美国读书时候，周末时常在纽约SOHO区酒吧小坐，偶尔见到沃荷尔与巴斯奎特等彼时美国风头正盛的艺术家，他对当代艺术的另类与先锋认知渐深。
当时的他在大学修读法律，课余前往弗里尔美术馆实习。
被仇浩然视为启蒙老师的FreerGallery馆长ThomasLawton曾跟他说：
“你祖父从鉴赏家、非学术角度看待中国艺术，虽然没有正式在学术方面专研中国文物，但他的审美眼光独到，这点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这一句话也激励了仇浩然，他从青铜器到古玉，从铭文到玉质，逐件查逐件量，并立下志向，自己的艺术收藏要从学术角度研究。
仇浩然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爷爷审美眼光与口味的基础上，又能从学术角度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路向，或许能够为自己的收藏爱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向。
这也是他在四川美术学院支持“罗中立奖学金”的原因。
2006年，仇浩然由美国某国际律所派驻香港工作。
回港前他就一直在支持海外文化及艺术发展项目;回来后，正巧遇见当时中国内地政府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便尝试在中国西部建立学校。
踏入职场后，对于有一份律师专业薪资的仇浩然来说，中国文物收藏已然失去了最好的购藏时机，但当代艺术，是一片崭新而有趣的天地。
因为捐助中国西部小学的计划，他结识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也因为香港艺术市场对他而言过于商业，他就此踏入中国当代艺术圈，与许多艺术家结交，提供给他们从法律到人生的建言，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与罗立中的结识，他得知该学院的“罗中立奖学金”历时7届后由于种种原因面临搁浅的风险。
早在1992年，十分欣赏进而收藏罗中立画作的收藏家――山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明哲设立了“罗中立奖学金”，目的是帮助初出校园的年轻艺术家，寻找展览及出版的机会与平台。
便决定资助该项目，在仇浩然的支持赞助下，“罗中立奖学金”重新启动，得以延续，成为当前中国当代艺坛发掘年轻艺术家的最受人关注与敬重的奖项。
如今，从2006年到2015年，十多年过去了，有2186位学子踊跃报名，总计有265位艺术家入选年度展览，51位艺术家获得最后的奖项。
在2016年，学院举办了“罗中立奖学金十周年回顾展”，评委从历届报名获奖的艺术家里再精挑出20位艺术家入选参展。
挑选出来的这些艺术家，可说都是当前艺坛新锐，可见罗奖的分量。
这些艺术家中，有些已成为圈中小有名气的新生代，比如郝量和袁远等。
郝量和袁远都是“80后”艺术家，郝量的水墨作品不单在拍卖市场上屡获佳绩，其坚持水墨传统的“古旧”作派在一众年轻画家中、在美术界与博物馆圈中，显得独特且出众;袁远自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在法国巴黎和台湾等地举办个展，也曾参与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纯盈利的艺术买卖或拍卖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很希望做一些非盈利而对中国文化有长远影响的事情。
”仇浩然说。
回到香港后，仇浩然在工作之余常常去参观当地画廊。
一方面为了解香港艺术生态，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为自己的藏品建立一个学理上的架构。
他频繁参观画廊展览、约访画廊主人及策展人，闲时也为香港及中国内地媒体写作艺评文章。
种种“非盈利”的事情背后，其实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的审美眼光，不可以在国际上占一个地位？
仇浩然发觉，如今我们在谈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时，沿用的仍是欧美艺术理论及框架，评价艺术家的时候，仍要将他们的作品引入波普艺术、观念艺术及后印象派等语境中读解。
“中国没有艺术理念吗？
中国没有艺术历史吗？
有啊，自宋元到明清的中国水墨艺术家，比如董其昌都有独到的艺术见地与理念。
”仇浩然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走离西方的、既定的、“古老”的审美模式，我们该如何评价或看待自己的当代艺术品？
人云亦云或随波逐流从来都不是仇浩然的行事风格。
他之所以为自己的收藏选择了当代艺术这一方向，是不希望永远依循爷爷仇焱之，想“给自己一个挑战”。
的确，仇浩然家中的藏品，除去睡房中一幅传统山水以及客厅中几把太师椅之外，其余的都来自当下。
他的藏品种类多元，既有油画，也有摄影作品和雕塑。
门类各异的藏品，经藏家摆放在睡房、客厅及餐厅中，彼此应和互动，很有些相映成趣的味道。
仇浩然从祖父身上学到的是，收藏就是生活，藏品就是要用于生活。
因此，他在2016年10月搬到北京之前，香港的家中全是自己摆弄、结合古代文物到当代艺术的一处舒服居所。
他收藏的作品，许多都能直接进房挂墙，就像捐给M+的EkoNugroho作品，当年就是艺术家为仇浩然寓所落地窗量身打造的作品，直接贴在玻璃上，饶富趣味。
在靠近门口的餐厅墙上，挂著的一幅油画作品中，亦有一扇半敞的门。
两扇门一实一虚相应和，也加强了原本空间的纵深感。
睡房内墙上悬挂的作品以黑、白两色为主，看上去安静，甚至有些淡漠。
其中有一幅铅笔画，远看平平无奇的样子，近看却觉得古怪，线条扭曲交叠，玄幻奇诡。
“你为什么要将这样一幅有些黑暗的画摆在睡房中？
”笔者问道。
“黑暗吗？
不会啊。
这位艺术家来自日本，他画的是自己对于爱情与迷恋的理解。
”
仇浩然说，他购置藏品，既不考虑艺术家名气，也不追逐高价，只看那作品对他而言是否足够有吸引力，是否能打动他。
“我很少会将一张‘靓’的画买回家。
一看就明白的东西，我不喜欢。
”笔者问道自小沉浸在艺术圈，他又如何看收藏市场光怪陆离？
“不同收藏家有不同的理想与意图，第一点当然是自己喜好才去收藏，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是为投资而去收藏，或者只是想在行里增加名气，这也是没有错的。
就我而言，收藏本身是为了推广文化。
”而今的仇浩然，已建立相当可观的当代艺术藏品，地域涵盖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及柬埔寨等，作品包括油画、雕塑、装置及录像作品。
他的视野早已跨出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个亚洲当代艺术收藏上，令人折服。
深入东南亚艺海
仇浩然对东南亚艺术十分着迷，起因于一位印度尼西亚收藏家好友翁玮（HaryantoAdikoesoemo）的带入，开始从印度尼西亚，扩展到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
在2010年7月，仇浩然与翁玮光甚至一起出力合作，将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作品带到中国大陆，串起中国大陆与印度尼西亚的当代艺术交流。
当时，上海当代艺术馆推出“当代性：
印度尼西亚的当代艺术”大展，是印度尼西亚当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中国大陆，反映欧美体系以外，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的“全球性”与“多样性”的发展变迁。
展览主题为“再活一千年”的艺术家个人档案，每位参展艺术家受邀并亲自策划与个人历史相关的档案资料，涵盖艺术家认为对其思想发展、艺术及人生领悟产生影响的任何数据，有助参观者更广泛了解近期的社会转型状况。
同时，也筛选推出印度尼西亚电影人的作品，让大陆观众有机会了解迅速发展的印度尼西亚电影业。
通过翁玮光，仇浩然结识了许多印度尼西亚艺术家。
然后，他受邀到知名泰国艺术家RirkritTiravanija家中做客，一飨这位以“做菜请客”闻名于世的艺术家大餐。
Rirkrit是第一位受邀到纽约MoMA做菜、以行为艺术记录诠释socialpractice（社交实践行为）的艺术家。
在泰国RirkritTiravanija的厨房，仇浩然也不遑多让，他用三杯鸡征服了大家，用三杯鸡认识了更多泰国当代艺术家。
有一度，仇浩然也曾计划在泰国的一家美院筹设奖助计划，可惜双方进行到合约阶段，校方坚持以泰文为契约文字而非英文，也不接受仇浩然提出若有争议于新加坡仲裁的提议，这项计划于是搁置。
对仇浩然而言，艺术收藏到了最后，其实是“收藏艺术家”。
因为，他体悟不一定要拥有、占有作品，通过与艺术家的交流，有的时候，更有不一样的丰厚智识收获。
仇浩然说：
“与艺术家的对话，中间的冲击力，有时候比一张画挂在家里好多了。
也许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更适合别的人收藏。
”艺术家的思想变化，是仇浩然极感兴趣的。
他指出，就像收藏市场，总是习惯于说，赵无极某某年份的那一个时期最好！
收藏家总说“Iwantthebest！
”但什么是best呢？
“艺术家是这样说的：
今天说昨天画得最好！
昨天说，我前天画得最好！
那你怎么说呢？
你是尊重艺术家呢，还是市场呢？
人们说，朱德群的雪景好，红色的好！
但朱德群会这样觉得吗？
他会说，我昨天画得最好！
我刚刚画好的最好！
艺术家都是不断往前创新的。
为什么他每一天要创新？
就是他觉得昨天不够好！
艺术家是往前走的，为什么收藏家要往后走呢？
市场可以从历史的层面来看，那个比较重要，但不代表一定是比较好的！
”
谈到自身的收藏体悟，仇浩然借用纽约MoMA馆长GlennD.Lowry的诠释：
“当代艺术是通过不断建构、解构的过程，才可以往前滚动往前走，你在某一个阶段看到的只是某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某一个艺术家，可以更关注他的长期创作例如成熟艺术家的一个系列。
”
他喜欢与艺术家交朋友，透过罗中立奖学金，他认识了许许多多各院校的艺术英才，许多艺术家，都是通过他的推荐、牵线，进一步为艺坛所知。
例如，2009年他带着郝量等青年艺术家走访威尼斯双年展，然后在瑞士藏家希克（UliSigg）的家里，介绍郝量给维他命空间的张巍，为后来维他命代理郝量栽下了种子。
近期马凌画廊进军上海西岸新空间的首展崔新明“节日”个展，艺术家崔新明就是仇浩然推荐给马凌夫妇的，但仇浩然坚守一个原则，他决不在当下收藏罗中立奖学金得主的作品，以5年为限，5年过后，才可以收藏;他也不接受艺术家作品的馈赠。
他有一幅袁远的画作，当年还是用8折的价格向香格纳画廊购藏的。
身为律师，仇浩然十分坚守利益回避的原则，这也使罗中立奖学金一直能维持纯粹与公正，得到圈内人的正面评价。
捐赠、沉潜、再出发
仇浩然身为国际律师行的合伙人，其实把时间精力用在企业购并的法务、财务咨询，赚得的财富，远远比他投入偌大心力的艺术事业还来得多，但他甘之如饴。
像罗中立奖学金这些年累积的艺术家数据库，从申请者到获奖者到艺术家之后的发展、再到他们创作的媒材选择，都可以成为将来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以备将来公开之用。
例如，这10年申请的学生，约有15%的人没有坚持走艺术或艺术相关的道路。
这些资料，从艺评人的筛选积累到每年展览的文献、每一位申请者的艺术资料等都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最珍贵的史料。
仇浩然，一直默默准备、梳理着这些。
而他，不只捐作品，也捐书。
他搬家至北京之前，把家里满满的藏书捐给亚洲艺术文献库。
他记得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两位女孩来搬书的时候，原以为只是拿个十几册书，只带几个环保袋就来敲门，没想到最后整整装了近40箱书！
“他们好开心啊！
这些书，我没法带到北京，只有进仓库。
捐，有人看！
”仇浩然说道。
2016年10月，仇浩然在移居国外之前，将自己收藏的五件南亚及东南亚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捐赠给香港西九文化区M+视觉文化博物馆。
这批作品也成为M+发展南亚及东南亚藏品的重要基础。
他捐赠的艺术家作品包括：
阮初芝淳JunNguyen-Hatsushiba（1968年生于日本）、L.N.Tallur（1971年生于印度）、SopheapPich（1971年生于柬埔寨）、JompetKuswidananto（1976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以及EkoNugroho（1977年生于印度尼西亚）。
这5位艺术家各于不同地方成长，他们见证了各自故乡土地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造就了能同时为本地及全球语境接受的独特艺术语言。
仇浩然捐赠给M+作品，为的就是抛砖引玉，让更多香港乃至东南亚收藏家也思考把藏品捐赠M+的可能。
“藏家希客（UliSigg）先生是我好朋友，他参观过国外不少美术馆。
他也绝对有能力建立一个美术馆。
一位瑞士驻中国的大使完全没在香港住过的人都愿意把他的藏品捐给香港，我作为一个香港本地人，为什么不把我的部份藏品给M+？
我除了希望它为香港或中国艺术发言以外，亦可成为东南亚或亚洲各地艺术的发言者。
”仇浩然捐赠藏品的想法来源于爷爷仇焱之。
仇浩然记得，祖父从香港移民瑞士之际，其实就构想过将家中的藏品进行捐赠。
他希望通过博物馆的研究力量，梳理这一批难得的文物以造福后世。
仇浩然说：
“只可惜，当年只来得及有少量藏品捐赠香港艺术馆与上海博物馆;在他去世之前，他中风，有一段时间好起来，计划出书、捐赠，但很遗憾，时间不合，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没有办法完成他当时的想法……”仇浩然言及此，颇有承继仇焱之当年遗愿的志向。
他坦言，身为一位律师，收入比许多行业的确优渥，但要出资兴建私人美术馆，花费巨资建构大量、系统的收藏是不现实的。
因此，仇浩然善用自身的资源，找到了自己进入当代艺术世界的角色，找到利用自身角色帮助艺术家的方法，从此一头栽入，而且，乐此不疲。
仇浩然说：
“作为中国香港华人，我对M+有两点期待，不希望成为小MoMA、成为小TATE。
希望M+能成为亚洲当代艺术的基地，再扩散并涵盖国外的当代艺术，不是只关注亚洲，而是要考虑如何把亚洲的审美眼光扩散出去，不是依赖国外的审美眼光而把我们套进去。
”谈到捐赠艺术品，仇浩然继续说道：
“私人收藏家爱这个城市、并且有了硬件，所以我们愿意捐赠各自的收藏品。
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美术馆的藏品都是由私人捐赠开始建立的，比如，大都会博物馆靠着获捐赠的藏品慢慢发展起来，纽约政府没有干涉过大都会所做的一切;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除了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也没有强制要求把政治思想灌输入内。
香港艺术界和政府在如何鼓励更多人捐赠艺术品，我?
X得很值得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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