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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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事实上完全正确。
如果社会的构成竟全然不知以武力为手段，那么”国家”的概念必荡然无存，从而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所谓的”无政府”状态。
自然，武力并不是国家正常的或唯一的手段──没有人这么说；
但是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
尤其是在今天，国家和武力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团体──从氏族（Sippe）开始──都曾以武力为完全正常的工具。
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要说：
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注意：
”疆域”（Gebiet）乃是国家的特色之一──（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
就现代来说，特别的乃是：
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它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权利。
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4政治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政治”：
政治是追求权力（Macht）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基本上，这和我们的语言一般用法相符。
当我们说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说一个部长或官员是”政务”官、说一个决定受到”政治”性的影响，我们的意思是说，对那个问题的解决、对那个决定的达成、或这对那个官员职权范围的划定而言，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乃是最具决定性的考虑。
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
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它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
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
5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一如历史上在国家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国家是一种以正当（legitime）（这是说，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Herrschaft）人的关系。
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Autoritat）。
在什么情况之下它们会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
这种支配所根据的，是什么内在的道理和外在的手段?
在原则上，支配的心理根据──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
第一、”永恒的昨日”的权威：
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过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
这是旧日家父长（Patriarch）即家产制领主（Patrimonialfurst）所施展的”传统型”支配。
其次，权威可以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Gnaden-gabe）──即所谓的卡理斯玛（Charisma）。
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它的领袖特质，所发的人格上的皈依和信赖；
这是”卡理斯玛”型的支配。
先知或──在政治领域内──群雄推举出来的盟主、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plebiszitareHerrschen）、伟大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政党领袖等类的人，所运用者即为此。
最后，还有一型支配，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sachliche）”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
这也就是说，对于合于法规的职责的执行，人们会去服从。
近代的”国家公务员”、以及在这一方面类似公务人员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的支配便属此型。
当然，在实际中，人们之所以会去接受支配，是因于恐惧和期望这类最真实不过的动机：
恐惧魔法力量的报复、恐惧权力拥有者的报复、期望在世间或在彼岸得到报偿。
或者，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服从；
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谈到。
无论如何，如果去诘问这些服从的”正当性”根据，则答案不出这三种”纯粹”类型：
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
正当性的这几种概念，以及其内在心理上的基础，对于支配的结构，具有极为可观的意义。
当然，这些纯粹类型，绝难在实际中出现。
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深入这些纯粹类型各种极度复杂的样态、转变和组合；
这些乃是”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nStaatslehre）的课题。
6卡理斯玛型支配]在此，让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
因于服从者对”领袖”纯粹个人的”卡理斯玛”所发的皈依，而形成的支配。
这种类型的支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志业这个观念最高度的表现，在此找到了其根源。
向先知、战时领袖、公民大会（Ekklesia）或国会中的伟大群众鼓动者的卡理斯玛皈依，意思就是这个领导者个人，已被承认在内心受到”征召”，负有使命，作为大家的领袖。
人们服从它，不是因于习俗或法条，而是因为人们信仰这个人。
只要这个人不徒然是个狭隘虚荣的一时之雄，那么作为领袖，当然他会对他的事业全心以赴、献身敬业。
不过，他的附从者──弟子、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皈依的对象，乃是他这个人和他这个人的特质。
这类卡理斯玛式的领袖，在各地及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
在过去，最重要的卡理斯玛式人物有两类：
在一方面，有法师和先知，在另一方面，则有战时推举出的盟主、山寨头子、和雇佣兵领袖（condottiere）。
不过，我们更感到兴趣的，则是西方所特有者：
这种政治领袖起先的型态，是自由的”群众鼓动者”；
他们只在西方的环境中出现，特别是在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城市国家（Stadtstaat）的土壤上出现；
后来，这种领袖则以国会中的”政党领袖”型态出现；
这也只有在西方环境中所特有的立宪国家中，才能培育出来。
二
7从支配者到支配运作的资源]当然，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混战中，这种凭借最地道意义下的”志业”[或使命]而崛起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于这等政治家能取用什么样的辅助工具。
政治上的支配权力，如何维持其支配于不坠?
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种支配都成立，因此对于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也成立：
不论其为传统型、法治型、或是卡理斯玛型。
8支配之经营的两项要素──人与物]支配的经营（Herrschftsbetrieb），要求持续的行政管理。
因此，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有人力，只在听命于宣称持有正当权力的支配者：
而在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借助于这种服从，对于使用武力时必须的物资，有所掌握和控制。
这也就是说，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verwaltungsstab）、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
9人的因素：
行政僚属]行政僚属：
在政治的支配之经营（向任何其它类的经营一样）的外在表现中，代表着这种经营。
行政僚属之所以会去服从、听命于权力的拥有者，自然不仅是因于他们心中的（我们上面谈过的）正当性意念。
促使他们去服从的，是两项诉诸他们个人利益的东西：
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
封臣（vasallen）的采邑（Lehen）、家产制下臣僚的俸禄（pfrunden）、近代国家公务员的薪俸、骑士的荣誉、身分（stand）赋予的特权、官吏的荣誉等等，分别从两方面构成了这等人的报酬。
行政僚属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共命结合关系，最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怕失掉这些东西。
至于在卡理斯玛型领袖的支配之下，则附从战争领袖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追随群众鼓动者的人，也可分得”政治战利品”（spoils）：
因为垄断了官职而得榨取被支配者、政治方面的利益、以及虚荣心的满足。
10物的因素：
行政工具]要维持一套以武力为基础的支配体系，需要一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政治与经济性的经营并无二致。
行政工具包括了金钱、建筑物、战争物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任何你想得出来的东西。
一切国家体制，均可以按照其行政工具的所有制原则分为两类：
一类为行政管理工具，乃系权力的拥有者能指望其服从的行政僚属──官吏或其它类似人等──自己所有，另一类则为行政僚属与行政管理工具乃是”分离”的，一如今天我们所说，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员及无产阶级与实质生产工具是”分离的”一样。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情况：
一方面，权力的掌握者私人拥有由他组织起来的行政体系，透过个人的仆从、聘雇的官吏、私人的宠臣亲信等进行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类人员自身对行政工具并无所有权，而只是接受主人之指挥行事；
另一方面，情况正好相反。
这两种行政工具所有制之间的分野，在过去一切行政管理组织中，都可以见到。
11身分制政治团体]在一个政治团体里，行政的实质工具，若全部或部分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我们称这种团体是按照”身分制”（standisch）组织起来的团体。
例如，封建制度中的封建领主，便自己掏腰包，提供他所受封的区域中行政和司法的开销；
他自己提供战争的装备和给养；
他的下级封臣亦如此。
当然，这对于君主权力的地位有所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权力的基础，是一种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于只有从君主，封建领主的采邑和社会地位，才能取得其”正当性”。
12君主拥有行政工具]但是，从最早的政治组织开始，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都可以见到君主自己管理行政的情形。
透过从属于他个人的属下（奴隶、家臣、侍从、”宠幸”，以及君主从自己的仓库中提实物或金钱去封赐的俸禄者），这类君主自行掌理行政。
他设法用自己的腰包、用他家产的收益，去供应行政工具；
他建立一支军队，这军队完全依赖他个人，因为这支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取自他的仓库、他的财产、他的武器库。
在”身分制”的团体中，君主借助于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Aristokratie）建立支配，因此他须和这个”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
但是亲自管理行政的君主，靠的是他家中臣奴或平民的助力。
这类人，是没有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的阶层：
在物质方面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君主，本身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
一切型式的家父长制支配、家产制支配、苏丹制（Sultanismus）的独裁、官僚制国家体制，都属于此类。
官僚制的国家体制尤其重要；
其理性发展的极致，正是近代国家的特色。
13近代国家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在任何地方，近代国家的发达，都是由君主所发动的。
与君主平行，自主而”私人”握有行政权力的人，也就是自身拥有经营行政、军事和财政的工具、拥有各种在政治上可运用资源的人，是由他们开始褫夺他们的权力的。
这整个过程，和资本主义企业借着缓缓剥夺个体生产者而得发展的过程，完全类似。
到最后，近代国家把政治经营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顶点上。
再也没有任何官员个人拥有他所处理的钱、或者他所管理的建筑物、库藏、工具和军火。
在今天的”国家”中，行政僚属（行政官吏和行政事务人员）和具体行政工具的”分离”，终告贯彻──这是”国家”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一环。
最近代的发展，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正亲眼看到，当初收夺这些政治工具──也就是收夺政治权力──的人，现在已经沦为新一轮收夺的对象。
这场革命，至少就其领袖业已取代了合法的政府这一点而论，所成就的是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掌握了处理政治上的人事和财务体系的权力，并且──不论他们有多少根据这样认定──从被支配者的意志建立了他们的正当性。
至于在这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算是成就的基础上，这些领袖有没有理由希望推进一步，开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贯彻收夺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政治管理和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经营之间，诚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后者是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所指导的。
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今晚我们不采取立场。
我仅止于陈述出纯粹的概念面，以供我们思考：
近代国家是制度化（anstaltsmassig）了的支配团体：
对于在疆域内进行支配的手段，也就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国家已成功的取得了独占垄断；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国家业以把经营所用的物资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手中，褫夺了前此自行控制这些工具的身分性的自主行政人员的权力；
国家站在最高处，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14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这种政治上的收夺权力的过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度中，都曾发生过，虽然成功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政治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另外一种意义下的”志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开始出现；
这种政治家，也是[取政治为职业的]”志业政治家”中最初的一类。
我们最早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君主的麾下服务。
和卡理斯玛型的领袖不同，这种人本身无意成为支配者，而只是要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
在收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为君主所用；
借着处理君主的政治，他们一方面谋得生计，一方面也获得理想的生命内容。
唯有在西方，我们才见得到这种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也替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
在历史上，他们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君主在政治上收夺权力时最重要的工具。
三
15政治作为副业与政治作为主业]在仔细讨论”职业政治家”之前，让我们先比较全面的弄清楚他们的存在所呈现的事态。
一如经济上的谋生之道，”政治”可以是人的临时偶务、可以是人的副业（Nebenberuf）、也可以是人的主业（Hauptberuf）。
在三种身分下，人都可以从事政治，也就是试图影响一个政治结构之内或者政治结构之间权力的分配关系。
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者是进行类似的意象表达──比如在一个”政治”集会中鼓掌或者抗议、或者发表一篇”政治”演说，等等──之时，我们都是以政治为偶务的临时政治家。
许多人和政治的全部关系到此终止。
另一方面，在今天，一切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有政治活动的人，如政党政治下各种团体的代表（Vertrauensmanner）和理事（Vorstande），所从事的则是一种作为副业的政治。
对这种人来说，无论在实利上或就理想而言，政治都不是他们”当成生命”的首要所在。
对于国家的资政、或是其它类似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只有在被召集时才发生作用，这一点也成立。
另外，在我们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大部分只有在会期中才有政治方面的活动，这些人的情况亦是如此。
在过去，这类人物在身分团体中最多。
所谓”身分团体”，我们指本身有权利拥有武装力量的人、或者本身有权利拥有行政管理所需的重要工具者、或者本身拥有支配权力的人。
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非但牵涉不到生活的全部，也不属优先的选择，更不会有过于临时者。
他们所拥有的支配权力，是用来取得租金（Renten）甚至利润的。
如果他们居然管起政治，积极地为政治团体效劳，那一定是因为君主或者他们同一身分团体的人，向他们要求这项服务。
在君主要为自己创建出一个属于自己、唯己命是从的政治经营力量的斗争中，他引入的某些助力，常属于这一类。
”宫廷外顾问官”（RatevonHausaus），或者更早的部族会议（Curia）、君主的其它咨询、参议性机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政人员，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但是，这种副业性的、只应需要而存在的辅助力量，对君主来说，自然是不够的。
出于必然，君主要设法组织一个助手团，完全而无旁骛的为他做事，亦即要引此为他们的主业。
逐渐浮现的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该文化的整个性格，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从何处找来他的工作人员。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
自由"
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废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
所谓这种共同体是"
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性的支配；
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
在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
它们的萌芽，是做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也就是城市在地中海文化圈首次出现时的那种型态。
就以上这些情况而论，以政治为”主要职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16“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一个人要以政治为职业，可以以两途为之：
”为了”（lebenfur）政治而活，或者是依赖（lebenvon）而活。
这两种途径之间的对立，绝对不是截然的。
常律是一个人兼有两者──至少就精神层面而言；
而当然，就物质方面来说，更有两者齐兼的。
"
为了"
政治而活的人，在一种内在心灵的意义上，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
这种人，或者心喜他之拥有他所施展的权力，或者他要知道他的生命在为一件"
专业"
（Sache）的服务中得到了意义，他才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以及觉得自己有某些价值。
不过，在这种内在的意义之下，每一个为了一件事业而活的认真的人，都是"
依赖"
这件事业而活。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区分，指的乃是问题比较实际的一面，也就是指经济的方面。
致力于把经济变成一个固定收入来源的人，"
作为职业的政治而活；
反之，就是"
政治而活。
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分配下，一些你可以说是非常琐屑不足道的先决条件，一定要先存在，才能让人在这种经济的意义之下，去"
在正常的情况中，这种人一定要能够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可以带来的收入。
这意思很简单：
这种人一定要很富有，或者处于某种可以带来充分收入的私人地位上。
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中，情况是如此的。
但是战争领袖的追随者、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眼中当然不会有正常经济运作的条件。
在这两种情况中，当事人维生所赖，乃是战利品、掠夺物、没收之物、人们的捐献、以及在本质上和这些无二致的毫无价值、强制的货币或票券形成的榨取。
不过，必然的，这些都是异常的情形。
在正常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人要能在经济上不依赖政治方面的收入，一定要有属于本人的财富。
但仅如此尚不够。
这样的人，在经济上必须有”余裕”（abkommlich）；
这意思是说，他的收入，并不靠他持续地把自己的精力和思考，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投注在经济方面的经营上。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靠租息或红利收入的人（Rentner），才是完全"
有余裕"
的人，因为这种人的所得，完全都是不劳而获的。
过去的领主、现代的大地主和贵族，靠的是收取地租（在古代或中世纪，还有奴隶或农奴的贡纳），在近代，则有从有价证券或其它类似来源或得分红的人；
这些便都是靠地租或红利收入的人。
至于工人以及企业家，在这种意义下，都不是有”余裕”的。
关于企业家这一点，必须格外注意，特别是近代大规模企业里的企业家。
因为被整个企业经营所束缚住的尤其是企业家，因此他们不是”有余裕”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那么这一点对工商业方面的企业家，较之农业方面的企业家，尤其成立。
大体言之，在一个企业的经营上，企业家很难让别人来代替，即使只是暂时性的。
在这个意义之下，医师也不是有余裕的，同时他缺乏余裕的程度，和他的杰出及忙碌程度成正比。
从职业纯粹技术方面的考虑来看，辩护律师就比较”有余裕”，因此在职业政治家这一行中，律师扮演的角色，大到不成比例，往往到了压倒性的程度。
我们不用再按项继续分类下去了；
我们不如来厘清”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之间的分野，所造成的若干影响。
17资产对职业政治家的意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物，如果（在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完全为了政治而活，而不是依靠政治而活，那么这个领导阶层的成员，一定是在一种"
金权"
（plutokratische）取向的方式下，被争取和纳入这个系统的。
当然，这不是说金权式的领导阶层的存在，就表示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依赖"
政治为生，就表示支配阶层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支配地位，去为他们的私人经济利益服务。
这些，当然都不在话下。
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阶层，是从来不曾以某种方式利用政治地位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
不过，领导阶层的金权性格有一个含意：
这时候，职业政治家不需要直接为了他的政治工作求取报酬，但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却必须要求这种报酬。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并无意说，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唯一的着眼点或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追求私人在经济方面的生计。
我们也无意说，这种政治家不会把”理想”（Sache）当成用心的所在。
这和实情绝对不符。
经验告诉我们，对有资产的人来说，对于个人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心，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总是他们整个生命取向的基本定位点。
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未在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的维持[有利害关系的圈子]之外。
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存身之所，便是这种阶层。
在不寻常的年代，也就是革命的年代，情形尤其是如此。
[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
我们说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要求报酬]。
这里我们的意思不过是说：
用非金权的取向，争取和征召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不论是领导者以及追随者，需要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来配合：
有志从事政治的人，会从政治的经营，按时得到可靠的收入。
从事政治，或者可以出之以"
名誉职"
（ehrenamtlich）的方式；
这是我们常说的”独立”（意思是有资产）的人，特别是坐收租金和红利的人，从事政治的方式。
或则，没有资产的人也可以参与政治工作，但这类人必须要取得报酬。
依靠政治而活的职业政治家有两种：
或者是纯粹的”俸禄人”（pfrunden），或者是受薪的”官吏”（Beamter）。
这种政治家，或者为了执掌特定的业务，而从规费（Gebuhren）和业务佣金（Sporteln）得到收入──小费和贿赂，只是这类收入中不合规定、正是说来不合法的一种；
或则，在实物的形式下、在金钱的形式下、或者在两者兼具的形式下，他获得一份固定的收入。
这种政治家可以扮演"
企业家"
的角色，像从前雇佣兵的领袖、租取官职或者捐买官职的人、或者美国的政党老大（boss）；
在这种人看来，一切花费都算是一种投资，以后再借着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回收利润。
他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例如报纸编辑、党书记、近代的内阁部长、或者政务官吏。
君主、获胜的征服者、成功的党头目，给予追随者的报酬，在过去是封建采邑、土地的赠与、俸禄，而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业务佣金式的俸禄（Sportelpfrunden）已变成典型。
到了今天，对于中心的追随者，政党领袖会赏赐各式各样的职位：
党里面的职位、报界、合作社、医疗保险机构、地方政府或国家的职位。
一切党争，所争的固然是实质的目标，但更是争夺官职任命权的斗争。
在德国，主张各邦分权制的人和主张中央集权制的人之间主要的斗争，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官职任命权归谁──柏林的人?
慕尼黑人?
卡尔斯鲁人?
或德烈斯登人?
对于政党来说，谋官职分派权而不成，比它实质的目标受挫折，是更严重的打击。
在法国，若地方首长因为政党政治的缘故而发生易动，一向被认为是重大的转变，比政府修改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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